归途列车

“你愿意为梦想花多少钱？”有没有人曾经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也许在很多人眼中，梦想是高贵的，它无法用金钱衡量。然而造梦的人太多，梦想便像是流水线的产物，以千篇一律的包装随着轰鸣的火车驶进城市，而城市真的能接纳这些梦想吗？《归途列车》里，女孩张琴与她的父母将自己的梦想寄托于广州这个大都市。然而广州却用春运时火车站的人潮告诉他们：这个城市的梦想已经超载，一个人的梦想也许只能永远被埋没在这无边无际的人潮里。电影《归途列车》携着奖杯和口碑从海外归来，即使拿到了国内公映的资格却依旧与大多数主流影院无缘，原因很简单：这些影院的负责人一致认为，没有会为这“廉价的梦想”买单。

我写给《奋斗》的影评里，有这样一段话：”在你很小的时候，你身边的人告诉你：在这个世上，有一个叫上海的白马王子。他不仅身份显赫人长得帅气，还拥有我朝最豪华最奢侈的宫殿。他有用不完的金银珠宝、喝不完的琼浆玉液以及穿不完的华裳丽服——只要嫁给上海，那么一辈子就不用再为生计发愁。于是你从不懂事时就开始刻苦用功，不管暑天寒冬一路悬梁刺股拼了命学习各种知识礼仪，只为了有朝一日能嫁给上海。终于你学有所成，顺利把自己带到了上海面前。正当你想将一生托付于他时，你却发现原来你只是后宫三千佳丽中的其中一位。没有人会为你的失落而难过，因为每个人都在忙着嫁给你的白马王子。“而这一次，在《归途列车》里，白马王子换成了世人眼中的暴发户——广州。

城市里的农民工像是蚂蚁一般渺小，而被称为”农民工聚居地“的广东省，农民工数量更是庞大得惊人。明后两年，广州的”农民工博物馆“就要正式开馆，农民工作为一个时代印记将彻底被印在广州的城市烙印里。然而即便是如此，他们的梦想在很多人眼中还是依旧如他们的存在一样卑微。《归途列车》里，女孩张琴执意辍学，要实现自己”自由自在“的梦想；她稚嫩的脸上写满了与年龄不对称的坚毅，天真的双眼透漏出对于梦想的执意和坚持。然而最终，她的梦想被埋没在一个又一个工厂和酒吧里，她纺着自己买不起的牛仔裤、端着自己喝不起的威士忌，在夜夜笙歌的南国茫然地面对着现实，在她心中，梦想是矜贵的，她坐上火车，熬了几天几夜将梦想带来这城市，然而城市却用霓虹灯毫无留情地骗了她。

张琴没了主意，只能走一步算一步；然而在这个乡下来的女孩眼中，城市是新鲜的。第一年，她和父母到广州火车站排队买票回家，她竟被浩大人群的阵势给逗笑了；母亲毕竟挨过哭，批评她不懂事这个时候竟还笑得出来。后来，他们等了三天三夜才挤上车，母亲以过来人的胜利姿态再提及她的笑，她依旧堵着气蛮不讲理不肯认输。也正是这股倔劲，让她与父亲在大年三十大打出手，她不肯妥协，不肯认父亲是”老子“，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老子“，父亲一怒之下，一个巴掌狠狠打了过去。这一个农民工家庭用一句”老子“折射了整个中国的现状，对于我们来说，究竟自己是”老子“，还是国家是”老子“？

电影《钢的琴》里，沈阳工人为了国家奉献了一辈子的青春，然而最终他们一辈子引以为豪的事业顷刻间被化为乌有。作为”老子“的祖国本应为这些人干些实事，然而”老子“却净顾着说无心之话。可悲的是，”老子“这些兑现不了的承诺，却又被这群人一字一句听进了心里，他们是爱着这个国家的，尽管他们的爱充满了无知。也许他们一辈子也发现不了这种爱的愚昧，或者等到他们发现时，往往已经陷入泥沼无法自拔。即使有一天，这些群体意识到，”老子“只给了他们一堆空话却从未干过实事，他们也无力抵抗；就算他们决意奋起想要自强自立自己当”老子“当家做主，迎接他们的也只是重重的一巴掌。整部电影里，导演最动容的镜头，也是我认为最讽刺的镜头，就是这群打工仔目不转睛盯着电视看08年奥运会的情景。他们为祖国感到骄傲和自豪，祖国却从未将他们真正摆在眼里。

《光棍儿》的导演郝杰，在接受凤凰卫视《冷暖人生》栏目组的采访时说道：”我们那儿有个水利局局长，从我们那儿出去的，可能是顾家沟出去的，我还不认识人家。说，他妈的拍这种东西，丢我们顾家沟的人，骂老杨啊，回去之后，我明天把你抓起来。“看，越是真实，就越是可怕；所以这些人宁可听一些谗言蜜语，也容不进一句不好听的话。这也是为什么，电影院的负责人总是对那些飞天走低无所不能的”变形金刚“大开绿灯，而对于这平常人家的真实梦想视而不见。

真实，就是纪录片。你会在纪录片里看到海豚被刺杀、也会在纪录片里看到父女大打出手，这些真实的不矫揉造作的片子，用粗糙的镜头展现出一个撕掉面具下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中生存的每一个个体。影像中的他们出身平凡、过着枯燥日复一日的生活、得不到童话故事的眷恋，也经历不了事先编好的狗血人生。他们是渺小又庞大的个体，他们的梦想卑微却矜贵，他们的的情感真切且直接。没有华丽台词和巧妙编剧，没有精致妆容和时尚戏服，没有牛逼特效和科班演技，这些人却用自己的真情实感，说着平淡却震撼人心的人事。只是，你愿意花钱去影院支持被粉饰得如童话般美好的剧情片，还是这真实得刺痛人心令人心碎的记录片呢？

我给本片打四星，剩下的一星献给为了这部影片的拍摄坚持了三年的台前幕后人员，你们不是造梦者，但你们是最棒的照相机！

今天才刚刚在电影院看了这个片子，以前记得在哪里看到有提到这个片子，说是不错的纪录片，却一直未曾得见

回家，对于中国人的意义重大。团圆是夹杂在这个厚重文化背景中的一个重要原因。片中张昌华曾说了一句，如果春节一家都不能回家团圆，生活还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普通农民工的一句话，也是全世界最大人类迁徙活动－中国春运中上亿人所明白的简单道理。

这是一部记录一对普通四川农民工夫妇家庭生活中几次春运回家的电影，但是它反映的远远不止故事本身。这是一个缩影，来自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甚至这个世界。

故事中的人物，情节，对话，这些真实的记录无一不在体现各种问题和矛盾，家庭生活的矛盾，父母子女教育问题，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城乡差距问题，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矛盾，甚至全球经济一体化问题等等。它们带来的思考远远超出这个故事。

陈素琴，张昌华是一对普通农民工夫妇，为了子女能上学，远赴广东打工。他们在服装厂做工，辛苦赚钱，只为让子女能够接受教育。他们所坚信的一点是，要让孩子跳出农村，过上舒适的生活，只能通过刻苦学习，走读书的一条路。
正是如此，他们每次电话回家，首先问的都是子女学习成绩，考试名次。长年在外，由此也隐含了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问题。子女从小由外公外婆养大，欠缺父母关爱，和父母感情并不深厚，女儿张琴的对话中很明显得到反映。这并非夫妇愿意看到的，但这个存在于社会问题中的家庭矛盾却暂时不可避免。

张琴和弟弟都是普通的农村孩子，上学读书和做农活是主要的生活内容。和父母一样，张琴也渴望改变，她和村里大部分孩子一样，没有念完中学就外出打工。这让父母伤心不已，他们竭力劝女儿读书，但是张琴坚持自己的决定。她和无数打工妹一样，辛苦做工，只为向往城市生活，能够实现自己理想。张昌华问女儿到底怎么打算（继续打工还是读书），张琴说了句走一步，算一步。其实这种迷茫发生在所有年轻农民工身上，他们的路没有太多可选，怎样才能走一条能够通过自己努力就能实现价值的途径，这同样是社会问题。现在即使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也显得有些乏力，特别是没有背景的人。底层的人不能通过自身努力向中层流动，这是一个不健康的社会。

片中真实记录了08年遭遇雪灾滞停春运的广州站，整个屏幕人头涌动，极为震撼，数万人拥挤火车站大部分都是回家的农民工，一对姐妹在挤出人堆后，抱头痛哭。画面中的广州站大楼，旁边立着两个标语，“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楼下，维持秩序的警察正在阻止想要进站的人群。张昌华一家在火车站守了几天终于踏上回家的火车。而这次回家团圆，父女的矛盾冲突到了高潮。因为与父母想法不合而吵架，父亲先动了手。
这个时候也是片中的高潮，张琴指着镜头吼叫，“他们不是想看真实的我吗，这就是真实的我……”这显然是导演之前跟他们说过的话，可是张琴的话却反过来让这个片子更加真实。导演范立欣后来说道，纪录片虽然是要记录真实，但当时他自己也忍不住上前拉开了冲突中的父女两个人，所以这段镜头没有结尾。

年后，张琴去了深圳，在酒吧做服务生。08年底经济危机，张昌华夫妇的服装厂不再一片繁忙，空旷的厂房映射了失业的农民工。为了照顾上中学的儿子，张昌华让妻子回了老家，自己一个人在外支撑家庭。厂里的工人，只言片语谈论各种事情，厂里出口到美国的衣服，东莞成片倒闭的工厂，失业但没有各种保险的工人……画面的另一头，张琴和其他员工一起正在看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直播，烟花过后，大家一片欢腾。然而这些农民工的生活却不会因这个盛会而改变。

其实把这个家庭的故事生生地剥裂出来搬到屏幕是残酷的，他们的悲伤，纠结，劳累，卑微都是真实存在的。他们的故事或许只是千万农民工家庭的一个，却深刻再现了重重问题。

是谁让他们抛家离子，奔波在外？谁让他们辛苦劳动，却不能得到改变生活的回报？谁让他们通宵守候只为一张回家的车票？谁又让他们无路可走，不能通过努力得到改变命运的机会？

回家的绿皮火车在片中出现多次，他们知道哪里来哪里去，而生活的火车他们则无所适从，开往何处他们无法掌握

真实记录面前，一切都是那么有力，没有刻意安排的场景，灯光，对话或者造型，却足以震撼观众。

这部片子本身给4星，还要加1星致敬导演。在中国拍纪录片可能得不到回报，历时3年时间去创作，难能可贵。当前的中国，大家都很浮躁，花长时间去做没有效益的东西，可能很多人觉得没有意义，犹如很多实业都转作房地产一样。对比其他国产电影特别众多商业大片的不痛不痒，浮华光影，歌舞升平，看了这部纪录片就像是海市蜃楼消失后的沙漠，这才是这个社会本来面目。
感谢导演和制片组的呈现，没有粉饰的表演，而是真实刺痛的当下，这才是现在中国电影所缺乏的。

导演说，当初决定拍这个电影，是因为当CCTV记者的时候去四川一个偏远山村采访，完了之后坐2个小时飞机就到了北京，台里派车来接，在车接近3环、4环的时候，当那些霓虹扑面而来之时，有一种负罪感。
他说：从贫乏到繁华，对于我而言，2个小时就可以跨越，然而对于我的采访对象而言，他们得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实现？！
所以接下来他花了3年时间拍这部片子。这是他的处女作，成功的处女作。因为作为一个观众，在看这部片子的过程中，也被一种道德上的不安骚扰，直至两天后的今晚，仍然无法释然，才不得不把它写出来。
当看到张家夫妻在低矮、拥挤、杂乱的工厂里，像台高速运转的机器一样给衣服压边、缝口袋时，出现在我脑子里的是，我身上的衣服是否出自这样的人之手？

是否来自这种非人性的、机械化的劳作？顿时觉得浑身不舒服，穿着MADE IN CHINA的衣服，深感不安。
作为第一代农民工，他们有着中国农民特有的勤劳和惊人的忍耐能力。他们可以忍受嘈杂、拥挤、混乱、空气不流通的工作环境，也可以忍受一天十几个小时高速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还可以忍受住在潮湿、狭小阴暗的房间，甚至可以忍受长期与父母子女分离。
这种反人性的行为只有一个目的：挣钱。这种挣钱以未来更好的生活为目的，并且这生活还不是他们，而是下一代。也就是中国父母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切为了孩子好。
但那些孩子们不是机器，不是插上电就能按照既有程序运转的机器，而是人。你拼死拼活挣钱给他们花，你每年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从广州挤回家过年只为见她一面，你每次在电话中千叮咛万嘱咐……统统没用。
这正是这部电影另外一个伟大之处，它表现出了农民工的绝望处境。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他们用自己的毫无选择给下一代创造一个选择的机会，然而现实是，下一代只会重蹈他们的覆辙。
这才是最绝望，也最沉重的地方。然而这种绝望却以惯常的青春期的反叛表现出来。当张家女儿与父亲发生激烈冲突，当女儿反抗父亲，父亲盛怒之下甩女儿巴掌时，整个影片陷入一种彻底绝望的境地。
老实人没有好报，勤劳也没有好报，隐忍也没有好结果。张家夫妻也将这一切又接受了下来。他们接受苦难，然后又遭受了另一种苦难，他们居然又接纳了下来！这到底是巨大的忍耐力，还是麻木和无知？
不仅这种生活反人性，这种忍耐也是反人性的。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与父母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不再像父母那样无条件的忍耐，他们不喜欢了可以换一份工作，尽管并不会有多大变化。他们还会罢工，与资本家谈判，以期增加工资。他们不安分，有时会闹点事。他们也更自我，追求可能的享受。
但他们仍然不属于城市。他们买不起昂贵的房子，他们的孩子没有城市户口上不了学，他们最终或者回到乡村，或者走上父母的老路：为了孩子将自己当做牛马。
你所看到的变化，可怜得微不足道，最终却是循环。青春期的反叛注定只有短短几年时间，最终仍然踏上跟父母一样的道路。
唯一改变可能性还是那条自古有之的老路：读书。只有考上大学才有进入城市的可能，尽管这条路也越来越难走。
看着这些在命运面前挣扎的人，如何没有负罪感？同样的人，同样的生命，凭什么有这样的差别？这部电影成功地将导演的不安传达给了观众，导演的不安生成了这部电影，观众的不安呢？能去怎么做？

[导读]春运仅是这个时代的表象：如此多人在同一个时刻集体经历艰辛的奔波，却也是仅有的希望——这是他们一年中唯一能感到幸福的时刻，与家人重聚、享受天伦，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唯一赎罪的机会。
在导演范立欣看来，春运仅是这个时代的表象：如此多人在同一个时刻集体经历艰辛的奔波，却也是仅有的希望——这是他们一年中唯一能感到幸福的时刻，与家人重聚、享受天伦，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唯一赎罪的机会
2012年1月28日，农历年正月初六，晚上七点半，北京东城区一个酒吧里，四五十个外国人盯着墙角里一块临时支起的白色背板，黑幕中隐约传来火车行进的响声，很快，被嘈杂的人群闹喊声取代，音量越来越大。画面中出现了黑压压的人群，人声鼎沸，女人尖叫，警车鸣笛，武警举着扩音器不断高喊“不要拥挤”，但洪水一样的人群，夹杂着巨大的尼龙编织袋，冲过通道，奔向站台。
绿皮火车开走了，铁轨上的咚咚声渐远，画面恢复了沉静。
这是一部名叫《归途列车》的纪录片序幕，英文名叫Last Train Home——最后一班回家列车。
纪录片的主人公，是从四川到广东打工的张昌华一家，三年多时间里，摄制组追随他们，从广东到四川，再从四川到广东，拍摄他们的工作、生活、交流、争吵……夫妇俩用微薄的收入抚育家乡留守的一双儿女，期待孩子接受好的教育、改变命运，却事与愿违。列车是他们的主要交通工具，连接着家乡和工作，也承载着他们的无奈和希望。
虽然主打“春运”，但在导演范立欣看来，春运仅是这个时代的表象：如此多人在同一个时刻集体经历艰辛的奔波，却也是仅有的希望——这是他们一年中唯一能感到幸福的时刻，与家人重聚、享受天伦，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唯一赎罪的机会。
范立欣希望，能通过张昌华一家的命运，记录这个时代2.4亿外出打工人员的真实生活。这种真实，超出了许多观众的想象，以至于有观众感叹，“这不像是纪录片，更像是结构精妙的故事片。”

摄制组在广州火车站取景。图/ 受访者提供
大都市里的“城中村”
第一次见到张昌华和陈素琴夫妇，是2006年8月的一个傍晚。当时，范立欣已为寻找纪录片主人公碰了一个月的壁。
这里是广州市周边上百座“城中村”之一，城市化进程蔓延到此处之后，当地人修了私房，租给雨后春笋般做出口加工的工厂，渐渐成为数十万外来务工人员的集体居所。范立欣钻进每个工厂，像推销员一样，和每位能接触到的人聊天。
他很快发现，由于人口流动快，信任在这里很难建立。没人愿意和他说话，工人们抱以恐惧，担心聊天耽误做工赚钱;厂方认为他们是电视台来暗访的，有的敬而远之，有的见到就直接喊“走走走”。
走进张昌华所在工厂时，正是晚饭时间。因为只有半个小时休息，大多数工人都放下手里的活冲到楼对面的食堂，整个厂房，只剩下一男一女还在工作。
俩人看上去有四十岁，并排坐着，女人眉头紧锁，手腕纤细，穿着粗布深色衣裤，腰间裹着围裙，长发随便扎在脑后，一抬头，现出很长的抬头纹;男人的表情倒是平和得多，五官轮廓明显，两个人都安静地盯着手里的布和缝纫机的针。
范立欣坐到女人身边，开始和她聊天。
夫妇俩来自四川省广安市大安镇回龙村，男的叫张昌华，女的叫陈素琴。1990年，他们扔下刚出生八个月的女儿给外公外婆，到广州打工。
“离开家，一心想着赶紧到城里找工作能赚钱养活孩子。那时候女儿不到一岁，我是掉着眼泪出去的，最后一次抱她是在我妈妈家。出来以后每次收到家里的来信我都会掉眼泪，饭都吃不下去。如果要看信的话，就得把饭吃了再看。”陈素琴是个老实人，不太会拒绝别人，有问必答，张昌华只是默默听着。两个人始终没停下手里的活。
范立欣直觉地认定，这对夫妇就是纪录片的理想主人公。
夫妇二人不懂什么叫纪录片，一直问：“要收钱吗?”范立欣一再强调分文不收，软磨硬泡一个星期后，两口子终于答应了。因为两口子是在这个厂十来年的老员工，本人同意后，老板也没有阻拦。
从这天之后，范立欣渐渐接触并了解了这批生活在“城中村”的农民工，他们居住在城市，过的却既不是城市生活，也不是农村生活，仅仅是“机器”一般的生活。
每天早上八点起床，到宿舍楼下的食堂吃过早饭后，他们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除了中午和傍晚各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工人们都坐在自己的工位上，直到夜里十二点。
这种看似苦工的工作，却是出于自愿。薪水按件计算，每缝一件衣服10块钱，夫妇俩一个月能赚5000块钱，一半寄回老家，另一半存下来，过年一齐带回去。工资是现金结算，工人们从没签过就业合同，更别提各种劳动保障。
八月流火，工人们终日闷头工作，一栋七八层的板楼里有两三家工厂，几百名工人。范立欣不知道这些工厂的名字，也不确定它们有没有名字。每间厂房里都是一排排的缝纫机一齐嗡嗡响地集体工作着，屋子一边排满了蒸汽熨斗，另一边工人们举着电锯裁衣服，高高的台子上堆着碎布，碎布堆里，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在睡觉。裁布工人按照图纸裁好各个部位的布，缝纫工人把布缝在一起，熨衣服的工人把它们烫平。
厂房里闷热难耐，范立欣最不能忍受的是空气中弥漫的粉尘和布屑，往往是一进门，就咳嗽不止。只有个别年轻人会拿块布挡在口鼻处防尘，绝大多数工人都没有防护意识，因为几个月后，所有人都已适应不再咳嗽了。
十几年来，张昌华和陈素琴在广州从未在城里消费过。“城中村”就像是工人们的小堡垒，城里人不进来，村民也很少出去，每月放假的那天会出村，因为要到附近的邮局寄钱。
“城中村”生活配套齐全。张昌华偶尔会在夜市下次馆子，最爱水煮肉，油重，味道也重，但最重要的是便宜，一大盆只要十几块钱，比村外的城市里低很多。
范立欣觉得，在他来之前，可能张昌华和陈素琴从来没有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任何一个人听过，这个地方每个人的经历都相似，大家没有分享的意愿，也没有分享的空间，所有人争分夺秒做更多的衣服，赚更多的钱。摄制组由一批有共同志愿的人士组成，制片人赵琦、韩轶，摄影师孙少光，都是范立欣的老同事，录音师则是范立欣的哥哥，专程从老家来帮忙。最初的一年多时间，大家都是义务工作，没有工资，直到2008年初，一个加拿大投资方看了素材后，才投资了100万美元。

《归途列车》导演范立欣。 摄影/ 本刊记者 甄宏戈
回龙村
张昌华和陈素琴都生于1960年代末，两人相差一岁。因为穷，他们都只上完小学便辍学了。整个80年代，他们都在务农，这时，中国的南部地区正在崛起大片的工厂，急需大批工人去完成大量的外贸订单，于是，农村中有眼光的人开始迁移到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做起了产业工人。
张昌华和陈素琴便是最早被裹扶在这持续二十年的迁移潮流中的两个人。他们的家乡四川省广安市大安镇回龙村，地处四川东部，景色秀美，但交通不便，经济以农业为主，人均田地又很少。他们说，从当年到现在，不出门打工，在村子里会被人看不起，被骂“懒”。
抛下刚出生的女儿南下，对于陈素琴来说，是心中抹不去的伤痛，但支持他们的动力也很强大：赚了钱，让儿女好好读书，将来上大学，不再重复他们的命运。因此，陈素琴和大女儿张琴每周一次的通话中，陈素琴不变的嘱咐是：要好好读书。往往是这边重复唠叨着，电话那边的女儿便不答话了。
镜头一转，碧水青山的回龙村，夕阳下，张琴正熟练地挥动镰刀割草，割了整整一箩筐后才回家。这一年，张琴17岁，已长到一米六出头，和父母身高差不多了。
不远处一幢二层小楼，就是张琴家，这是用张昌华和陈素琴多年打工攒下的钱，最近两年盖成的。但也只有一幢楼房，三间卧室，一个客厅，除了一台很小的电视机、冰箱和几件简单的家具外，家徒四壁。
张琴蹲在门口，把刚背回来的菜叶切成段。她告诉范立欣，村子里像他父母这么大的人都外出打工了，和她一样大的孩子，到了上高中的年纪也辍学打工去了。
抚养张琴长大的外公几年前过世了，外婆年岁也大，家务活都是张琴做，收割、喂猪、做饭……晚饭时，外婆又唠叨起姐弟二人的学习，张琴有些不耐烦，不断地扇蚊虫、挠头发，弟弟张洋始终沉默。
外婆告诉范立欣，自己年轻时学习很好，本来可以通过考学去到城市，为响应当时国家“搞农业第一线”号召留下来，没想到，受了一辈子穷，常常“吃了这顿找下顿，衣服全是补丁”。因为穷，她的孩子也没能好好接受教育，老人家便把摆脱贫困的愿望寄托在第三代身上。
张琴却决心要离开。她觉得这里“不好玩”，已经辍学打工的伙伴们，过年回来展示他们的新手机、新衣服，描述城里的生活，令张琴向往，她也并不认为，好好读书，能带来多好的机会，更不愿再依靠父母生活。
这一年给外公上坟时，她哭着说：我不想见到爸妈，你也知道，我和他们的关系一直不好……“这里一直是个伤心的地方”。
张琴告诉范立欣，“我要追求自由。自由就是幸福。”
这年夏天，张琴只身一人，追随先她去打工的朋友。“自由”后，张琴第一次烫了头发，第一次喝了酒，和工友们倾吐自己从小没有受到父母关爱的痛苦。工友宽慰她，“他们赚钱也是为了养你嘛。”张琴不屑地反驳，“一切都是为了钱。”
得知女儿辍学打工，张昌华几次到张琴打工的地方看她，或给她打电话，劝她回乡读书，都没成功。父女二人常常是静静地坐着，相对无言。张昌华后来说，自己读的书还没有儿女多，好多话，想到了，不知该怎么说出来。于是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还要不要回去读书嘛?你想好了噻?
女儿则轻描淡写地答：还没想好。
战争般的春运
将打工与家乡连接起来的，便是春运。有外国观众看过后告诉范立欣，“这简直就是在打仗。”即使是范立欣，在没有拍摄这部影片时，也想象不出这个过程是这样艰辛，而又充满期待。
十几年来，张家每年可以一家团聚的时光，就是春节。然而，春节回家，又是一场磨难。每到这时节，工人讨论的话题都离不开车票，什么时候、去哪能买到票。张家夫妻俩常常跑一个星期火车站，也买不到回家的票，好不容易搞到票了，那个兴奋劲儿，没别的表达方式，就是一个劲儿地笑。
然而春运期间在火车站拍摄也非常敏感。买不到票的人常常把摄制组当成电视台采访的记者，围着摄像机，不停地控诉。
即使买到了票，归途依然漫长。他们要先想办法到四川达州，再坐长途大巴到广安，再坐船，再坐大巴，才能回村。下了车，村里人相见，问候语都是：“哟，你哪天回来的?”
拍摄过程中，刚好经历了2008年春节前那场罕见的冰冻天气，冻雨落在中南大部分铁路列车的电线上，结成了冰，几乎全国的铁路客运都瘫痪了。
归乡心切，人们怕错过每一个回乡的可能，于是带着行李，昼夜守在车站。据统计，这年春节前，广州火车站平均每天的滞留人数达15万，最多的一天有24万人。范立欣挤在人群中，多次整个人被夹起来，双脚无法着地，像水一样随着人群四处流走。踩踏事件不断发生，地上到处是被踩掉的鞋子。
片子里有个镜头，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穿着粉衣服，哭着被人群挤了出来，背上的大包被挤掉了，她在旁边歇息了一秒钟，一个武警帮她把背包放到肩膀上，她拉了拉带子，头也不回，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大哭大喊地又冲回人群中。
范立欣说，每次看到这个镜头，他都会流眼泪。“我很能理解，那个小妹妹为什么一秒钟都不能耽误，这是她回家的唯一机会，如果不赶上这班车，就意味着一年不能见到家人。因此没人舍得离开，他们必须踏上一班列车，别无选择。”
镜头中，武警排成人墙阻拦往前冲的人群，焦躁的旅客和武警不断争吵，年轻姑娘被挤得当场昏过去……
困在火车站的第二天，摄制组有个机会爬到广场对面的高架桥，拍摄全景：细雨，广场里，站满了人。为了保证秩序稳定，人群被栏杆隔开，站前广场被分成几个区域，每块容纳几千人，每隔三四个小时，栏杆就会打开，人们便从一个区域跑到下一个。其实，根本没有车来，但人们都觉得，移动就意味着希望，事实上，他们不过是围着广场不停地打转。
被困了七八十个小时后，摄制组终于跟着张家人上了火车，人们总算能平复一下连日焦躁的情绪。车上每个角落都站着人，包括洗手台和卫生间，大多数人都筋疲力尽，瘫成一团。
从广州到四川，火车要走三天两夜。人们一边谈论回家的迫切心情，一边抱怨今年赚得不多，越来越累，再这样下去，就不出来打工了，在家附近找个地方工作。
拍摄纪录片这几年，范立欣听过许多这样的谈话，但每年春节过后，这些人还是会一起回来。在城里打工虽然辛苦，然而留在农村，却是完全没有希望，既没有地可以种，也无法养活一大家人。
看不见的未来
范立欣没有想到，千辛万苦回家过春节，等待这家人的，却是积蓄了十几年矛盾的爆发。
陈素琴一进门，便拉着一年没见的张洋问长问短，然后说：妈妈辞了工，回来带你读书好不好?
张琴在一旁接话说，“张洋，放心吧，她不会回来带你的。”接着补充，“他们都是无心的，只是在有心地说。”
这激怒了脾气温和的张昌华，他大声质问女儿：“你告诉我，你到底想我们怎么做?”
“我晓不得。”张琴眼睛看着电视，大声顶回来。
父女俩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争吵，张昌华埋怨张琴辜负父母，荒废学业;张琴则埋怨父母从没给过她真正的关心;陈素琴只皱着眉劝：不要说了，不要说了，越说这些越难过。
“你只认钱。”张昌华说。
“我本来就只认钱不认人。”张琴回敬。
“你给我出去！”张昌华说。
“老子就出去！”
张昌华从椅子上跳起来，冲向女儿连扇几个巴掌，“老子！哪个是老子！”
张琴毫不示弱，与张昌华扭打在一起，边打边说，“是你们逼我的。是外公把我带大的，你就不是我老子。”
范立欣被这场出人意料的“战斗”惊呆了，下意识地要上前阻拦，先被摄影师拦了回去，但父女俩越打越不可开交，他还是冲上去把两个人拉开了。
年夜饭桌上，很长一段时间没人说话，只有陈素琴和外婆一直在哭。没过几天，张琴就搬到舅舅家去住了，直到父母离开，她才回家。
张琴后来告诉范立欣：她恨爸爸。
临走前，陈素琴去当地的小庙拜菩萨，她点上几柱香，跪在菩萨面前，双手合十，嘴里念叨：“我也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希望您保佑她改正归邪，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要她明年听话，我一定来还愿。”
放映现场，常有观众在听到“改正归邪”时笑。范立欣说，他本可以在剪辑中把这个小小的错误改过来，但他不愿意。他看到，这是一个对生活束手无策的母亲，只好诉诸神灵，因为没受过多少教育，经常说错话，这又是“更深层次的悲哀”。
张昌华和陈素琴最终放弃了对张琴的要求。陈素琴说，“现在活路这么多，她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凭自己的本事了。”
春节过后，张昌华、陈素琴和张琴，再次踏上南下的列车，但他们的目的地，已然不同。
自那以后，张琴始终漂泊在外，去过深圳、武汉、北京，做过服装厂工人、酒吧销售，哪有工作就漂到哪，却很少回家。她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过一天算一天吧，计划赶不上变化。范立欣总问她，想过未来怎么样吗?她答：“我也不知道，也许我没有未来吧。”
由于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整个中国对外加工产业全面萎缩，张昌华所在的这家工厂靠从各个地方啄食，勉强维持生计。但订单少，赚得少，陈素琴终于下决心回老家去。她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像女儿那样。”
张昌华沉默良久，轻声说，“少种点田。”
影片结尾，广州火车站，这次，是陈素琴一个人回乡，张昌华替她背着行李，一直送她到检票口，只说了一句，“票拿好”，夫妻二人就被进站的人流冲散了。陈素琴消失在人群中，张昌华却一直在检票口望着，望着，许久后才转身，走向城市的夜色。
范立欣给这部影片起名《归途列车》，其实是想提问：这些在外漂泊、居无定所、为生存耗尽仅有力量的微弱个体，他们的归途在哪里?他们的未来又在哪里?
拍摄结束后，范立欣依然和张家人保持着联系。
张洋成绩优异，考上了市重点高中广安二中。陈素琴在学校附近租了间房，陪在儿子身边。
外婆独自一个人留在老家，守着仅能维持自家伙食的田地。
张琴到处漂泊，基本没和父母见过面。
一家的经济收入都靠张昌华，但他却感觉身体大不如前，腰酸、眼花，从二十几岁外出打工，他最好的人生年华都在昼夜不歇的工作中度过，他感到自己“可能干不了三五年了”，但越觉得能干的时间不多，越变本加厉地加班，想再多赚些。
一家五口，就这样四分五裂地各自生活着。
纪录片剪辑完成后，范立欣曾给张昌华寄去一张DVD。张昌华看过之后告诉他：“后悔啊，不该打女儿。”
其他人没看，怕心里难过。陈素琴告诉范立欣，2008年雪灾那年在广州火车站，张琴在人群里差点被挤倒，害怕得大喊了声“妈妈”，那是她印象中最后一次听女儿喊妈妈。
（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