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一个十八岁

——评《羞辱》

在挥舞的高举的旗帜之下，激昂的宣讲便民众的拳头变得愈发有力，涌动人群中不断此起彼伏的呐喊，整齐划一的似乎在宣泄着什么，因为一次简单的维修工程，揭开了民族的裂痕，想要重新组装的连接的管道，被无奈的一击铁锤击垮，本就不牢固的沟通，也变得破碎不堪，在那目光下，对错的正义化作彼此的羞辱，上升为保卫尊严的一战，伴着烈火燃烧随即打响，因亚西尔的无罪释放，激起了湖面中的更多水纹，使其荡出涟漪，将矛盾推向了高潮对错正义的浩大的道德，互相良知的心在禁锢下闪烁。亚西尔与托尼是两个民族的缩影，律师女儿与律师父亲新旧思想的碰撞，这皆使时局天平在不断的倾倒着，并摇摆变换着，民族人民的抗争也似被融化般，可是托尼的温情缓缓流露，亚西尔最后出乎意料的道歉，本是偏执的他们都变得可爱，仅管在危烈的争辨之下，对彼此言语之间的羞辱，但这都使所有人内心的喜和真在不断的显现出来，随着铁栅栏慢慢打开，他们用一拳来结束了私人的矛盾，他们要的不过是简单的真诚的道歉罢了，他们都矛盾也被无限的放大，外面的呐喊声仍在弥漫，接下来的法庭的微妙气息笼罩着，在最后的法庭审判中，真假对错已变得不重要，亚西尔的无罪释放的欢喜，都永恒于二人注视的双眸。

我们都生活在大环境之中，就如水里的泥沙一般，我们顺着水被推向任何一个角落，在历史所留下的创伤中，逐渐被憎恨且蒙蔽了双眼，我们以为的顺应内心，却不知道自己的内心早已偏离了方向，于是便高举尊严的勇敢旗帜，去着眼于眼前的那个对错，可在这世界中对错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在这历史的鸿大的客观存在下，我们生处于时代之中如此的渺小，更应当放下学会放下，去珍惜身边的爱，带着和平与爱走向未来，并从中醒悟和理解，影片中所说的那样：“道歉不是弱者的表现，我们的生活同样悲剧的是被强制沉默”我们向上前进的脚步从未停止，希望永恒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我们把这希望凝固在一起，随着飘扬，会越飘起远的融化于每个人的心间，让爱与希望缩续传递下去，就如影片中最后的道歉一般，因为你羞辱了我，侮辱了我的宗教，而且你都已成为我的历史，但是你又凭什么去得到全世界？所有的不理解，都是由于时代的框架给予他们的，世界本该如此，他们本该令人唾弃，但在这固有的石墙下似乎在缝隙中夹杂绿色青苔，开出小花，妻子怀孕的设计也更有了生命感，当人即将变成父亲，必须背负起家庭的责任感，而当他们又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成长时，便激起了无比的爱和善良，他们都在逐渐进步着，并做出善良的遵从内心的事，最终达到互相的和解，这份埋藏心间的爱将会在一代又一代中迎来更好的未来。

人们应当放下心中的执念，和跳脱历史给予的刻板，去真诚和真挚的对待他人，也慢慢用那炽热可贵的爱，去放下客观的冰冷，在希望中和解。在导演的镜头下首先就为我们营造了那个战乱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和那些孤苦怜了的人。一开始就通过一个全景为我们展现一个激情澎湃演讲的领袖，并逐渐的仰视镜头来表明在人们在期间对他的信任，接着通过借领袖的背部的关系，拍到的挥举旗子的人群，领袖与民众共存，再伴着摇晃不安的镜头展现身处这样的时代，人心也是动荡的，用这一组镜头就为我们塑造了这个人物当下生存的环境是被从小教育反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而且动荡使他们内心的摇摆。接着导演不仅在开头就铺排的大环境的氛围，还逐步加强镜头的运用来展现个人人物形象，把托尼的刻板严肃塑造出来，更加突出后来转变的可贵，镜头用了透过矫车镜子中透露出的托尼的脸庞，他微微皱眉，深色严肃，并用了特写镜头来放大人物内心对演讲的认可，和加强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当他来到法庭上时，导演运用了只全景到中景再到特写的一组推进放大的镜头，放大人物面部的所有细节， 将个人的固眼光加强。从环境、个人、双人中都在极力塑造着，当在法庭上的亚西尔则用仰视的镜头来彰显他对自己尊要的保卫，和托尼的俯视的镜头相对比，来营定人物身份的对立面，和内心的落差挣扎，可到了法庭尾声时，则用了全景镜头和稳定的镜头，来表现作为人得到最基本的尊重之后，我们得到道歉，于是这事态的发展对于二人来说并不重要了的心态。我们生而为人，就应当互相尊重互相理解，所以导演通过这几组镜头，为我们构建了这样的人物关系的源头，人物个人的立体多样，角色互相的矛盾，也更加深化了主题，暗含了导演导演对战争过去后，名族矛盾之间的思考。明白我们在时代历史的作架下，有着无法磨去的历史伤疤，这些也埋在每个人的心中，化作了人民的优恨，但我们不该被过去的历史控制，让我们内心的阻隔慢慢冲淡。

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方干净的沃土，这里存储着希望，我们在面对事情时也要放下刻板的眼光，去阻隔一切，应当用爱待人，用真诚待人。导演用了构图的手法，前半段用了封闭式的构图，把人物置身于小空间内，从而塑造出那种刻板影响，托尼登场时便被困往了，困在了狭小的镜子中，加上他不断自言自语，和严肃的深情相结和，表露出他被困在这样的思想之下，他对这种呼吁思想的认同，不仅他被困住了，那个演讲者再后来又被困在了一个更小的空间之中，演讲者被困在电视机里愈发狭小时，与托尼相互映衬再一次突出其思想对托尼的影响，而亚西尔未尝不是如此，他常被拘束于楼房与楼房之间，显现出压迫感，内心的压迫，历史的遗留使他们被框架住，单人自身的隔阂和自我封闭在二人初遇时就构建如此，画面极具矛盾感，一上一下并用阳台割离开，就是一种冲撞的表现。当亚西尔与托尼增鱼时政是法庭上他们都被栏杆阳隔，隔开的不仅是二者体的现实距离，也是内心的那个埋藏至深的偏见随着矛盾的深化，用此来以小见大。这不仅仅是严西尔与托展的矛盾，更变成了家庭矛盾，民族矛盾。构图在后期随着剧情的发展，而变换着，当亚西尔帮助托尼修车时，便出现了二人同框的镜头，是内心的隔阂在逐渐被爱化解，可随着道歉时缓缓打开的铁门，他们也慢慢的和解了，并用一个我打你一拳你再换我一拳的方式，来互相敞开心扉，导演便从个人的分隔来缓缓的告诉我们在看问题时应当更加理智。

我们应该明白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没有绝对的正确错误之分，我们要在争取自我尊严的之中，也让自己在其间找到一个中间地带。影片就用了了色彩上的处理，渲染了一个黑白的环境逐渐变得光彩的画面，营造了冷淡中渗透着温情的气氛，和人物从矛盾到和解的过程，例如影片中电视机中冒出的光十分耀眼，而托居身外黑暗之中，画面中人物与的黑白对比，也碰撞出托尼内心的黑白分明的世界，可当他从法庭中走出来时的明媚的阳光，虽然啊审判结果不是符合她的意愿，可这却让他的世界里出现了不一样的光彩，这都在缓缓述说着人物成长的历程。而亚西尔在工作时的灿烂，和家中的狭小昏暗的，现实与想象的差别，似乎在展现着人物内心的冲撞，在工作与民族尊严中，始终寻找着一个平衡的位置。当他们两人都去寻找律师保护时，那黑同分明之感再次被放大，尽管二人已经不那么在意结果，可是却依然被“利用”放大成民族之间的矛盾，这逐渐越发冷酷的色彩处理上，最终在激烈的法庭对峙中，却透出了几束光亮，为结尾时的阳光普照作铺垫，就如那法官说的一般“每个人都有理，每个人也都是错的”世界便是如此，没有绝对的黑白正确之分，从色调黑白到色彩，暗色到明亮都在诠释着。

我们会在历史的框架中成长，最终达到自我的和解和他人的和解，并挖掘出藏于内心的真善美。在音乐处理上，把比较温和的音乐铺在里面，且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节奏在外化着人物的内心，当自身陷入困境时，正代表着我们每个人本质的善良的一面，或是在与妻子待在一起，或是梦境出现时的柔和音乐，都在使人物变得更加的立体，随着电影尾声愈发激昂有力，且包含着希望的乐曲，人物都在欢乐中相拥，无论我们是如何被历史教育，我们再如何的仇视对方，但是当回归本我时，依旧内心有柔软和善良的地方，也正是这善良在驱使着我们前进。

最后的镜头缓缓定格在城市的全景之中，用这样的景象，又再一次把个人冒身于城市之中，由小见大，他们本是因为言语的羞辱，为了争取自尊而发生的冲突，却被逐渐放大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排水管”案，可放下仇恨后，真正的和解似乎就会如那个又重新修好的水管一般，也象征的着人们最终会连接在一起，破漏也会随着时间的堆积慢慢缝补起来。随着憧憬和平与希望的善良的心像接力棒一般一个有一个的在每个人的温热的手心中传递着，击破那枷锁，前行于和平鸽飞舞之地。

《羞辱》是黎巴嫩2018年的申奥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导演齐德·多尔里凭借此片获得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金狮奖提名，主演卡梅尔·巴沙更是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奖（威尼斯影帝）。

虽然这是一部小语种电影，却不需要观众多了解黎巴嫩的历史。只要对巴以冲突、基督徒与穆斯林的隔阂稍加了解，就能看懂影片要表达的意思。

片名为《羞辱》，其实就是讲两个男人的一次言语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法律纠纷。

表面上是一件小事，重点在于这两个男人的身份：一个是黎巴嫩基督徒，另一个是巴勒斯坦难民。

黎巴嫩人托尼（阿德尔·卡拉姆 饰）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和怀着身孕的妻子居住在首都贝鲁特。因为首都气候炎热、公寓狭小，妻子一直想搬到托尼父母的老家达慕尔，但是托尼始终不想回去。

谈到老家时，妻子用到了“重建”、“赐福”这样的字眼。这正是导演在影片开头埋下的伏笔，为揭开托尼的过去提供了线索。

作为黎巴嫩基督徒，托尼是基督教派右翼政党领袖巴希尔·杰马耶勒的坚定支持者。在他工作的修车厂里，时常播放巴希尔的政治演讲，内容充斥着对巴勒斯坦难民的敌意：

“他们（巴勒斯坦难民）在我们的井里喝水，然后在里面吐痰。”

影片的另一位主角是亚西尔（卡梅尔·巴沙 饰），他是一名巴勒斯坦难民，居住在黎巴嫩的难民营里。

黎巴嫩的法律不允许难民找工作，因为这会让难民在当地站稳脚跟。不过出于对难民的同情，以及亚西尔的土木工程学学位，建筑公司还是让亚西尔当上工头，负责首都街区的翻新工作。

亚西尔负责的地段是基督教社区，为了避免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感，亚西尔处处小心，还特意把工人们做祷告的地点改在一个僻静的停车场。

不过即便如此，还是有当地人故意找他的麻烦，这个人就是托尼。

有一天，亚西尔正在街上工作，托尼故意在阳台上洒水，污水顺着下水管浇了亚西尔一身。

亚西尔并没有愤怒，而是好声好气的找到托尼，告诉他阳台的水管坏了，污水已经洒到行人身上，工程队可以无偿帮他修好。

托尼却回答：“那就走另一边啊，路很宽。”

亚西尔和工人们没有办法，擅自修好了排水管，托尼却当场用铁锤把管道砸碎。

亚西尔被激怒了，于是骂托尼“你这混蛋”。

被骂之后，托尼立即向建筑公司投诉。因为亚西尔的难民身份，上司决定大事化小，劝亚西尔向托尼当面道歉，否则就把他解雇。

巴勒斯坦难民流落到世界各地，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亚西尔对此心知肚明，他不想妥协，却毫无办法，只能向妻子抱怨：“我们相当于阿拉伯人眼中的黑鬼。”

亚西尔被上司带到托尼的修车厂，亚西尔本来想要道歉，但托尼得寸进尺，继续对难民进行羞辱。托尼甚至还说：“如果沙龙（以色列前总理）从开始就灭绝你们该多好！”

亚西尔忍无可忍，一拳打断了托尼的两根肋骨。

托尼挨打后，马上去警局报案，警方却回复：“我们没有权力进入巴勒斯坦难民营。”

托尼对警方的态度十分不满，他愤怒的表示，如果一名黎巴嫩人打了巴勒斯坦人，那黎巴嫩人很快就会被逮捕，反过来警方却无能为力。

看吧，此时我们多少能明白托尼的怨气是从何而来。

“为什么外国人丢了自行车很快就能找到”、“为什么少数民族就可以高考加分”，你身边一定听到过这样的声音，也见到过很多这样的“托尼”。

有时候制度的偏颇性、滞后性，才是社会上戾气的根本来源。

事情到目前为止，还是托尼理亏，因为他的挑衅行为本来就像个“混蛋”。

不过亚西尔这一拳让托尼得了并发症，导致托尼在工作时突然昏迷。而托尼怀孕的妻子在救丈夫时意外早产，初生的女儿奄奄一息，生死未卜。

从这一点看，亚西尔又可能成为间接杀人的凶手。

此时亚西尔如果曝光托尼的种族主义言论，可以为自己免除牢狱之灾。但亚西尔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自首，并且向法院认罪。

亚西尔想用自首彻底解决这件事情，托尼担心女儿的安危，也想尽快结束这个案子。

但是和很多公共事件一样，当本来就像火药桶的大众关注到这件案子，这就不仅仅是当事人双方的事情了，而是整个社会发泄戾气的窗口。

很快就有一名年轻的女律师找到亚西尔，劝说亚西尔接受她的辩护。女律师曝光了托尼的种族主义言论，还曝光了托尼妻子曾经堕胎的隐私，将过错抛在托尼一家身上。

这位女律师的理由很崇高：因为巴勒斯坦难民的权益经常被侵犯。

而托尼这边也有一位名为瓦吉迪的著名律师帮忙，还要免费为他辩护。因为瓦吉迪律师是右翼政党的支持者，他和托尼一样，都不喜欢巴勒斯坦人。

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还会知道双方律师是父女关系，而让他们当庭对峙的理由，除了女律师对父权的反抗，还有双方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场。

瓦吉迪作为资深律师，为了打赢官司挖到了很多猛料。

他的手下查到了亚西尔的过去，原来亚西尔并非无辜。他年轻时曾在约旦袭击一名给难民发食物的炊事员，并导致炊事员终身残废，理由只是这名炊事员穿着约旦军装，而约旦军队袭击过巴勒斯坦人。

此前亚西尔选择自首，也许就源于这件事让他一直背负的愧疚感。

而托尼之所以会仇恨巴勒斯坦人，是由于他小时候正值黎巴嫩内战。

内战期间，托尼和父母生活的小镇达慕尔被巴勒斯坦游击队攻陷，他和父亲逃了出来，母亲则死于巴勒斯坦人对达慕尔的血腥屠杀。

1975年至1990年，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和基督徒之间爆发了持续15年的内战，双方死伤无数。战争使黎巴嫩经济遭到巨大损失，无数黎巴嫩人逃离家园。

如今国际社会只关注巴勒斯坦人遭到的迫害，却对巴勒斯坦游击队在达慕尔制造的大屠杀避而不谈，这种对历史的选择性无视，是幸存者托尼对巴勒斯坦难民仇恨的根源。

旧账越挖越多，双方律师的参与，不仅没有让当事人达成和解，反而让火药味儿更浓。媒体的曝光也点着了街上人们的怒火，黎巴嫩人与巴勒斯坦人开始爆发冲突，政客纷纷站队，国家陷入了动乱。

每个人都代入了自己的情绪，每个黎巴嫩人都觉得自己被“鸠占鹊巢”，每个巴勒斯坦难民都觉得自己被“种族歧视”，于是双方根本不可能坐下来一起喝杯茶、聊一聊，而是开始烧汽车、掷石块。

就连总统都坐不住了，他亲自邀请托尼和亚西尔来到办公室，想要调解双方的矛盾。

托尼在总统面前依然咄咄逼人，丝毫没有和解的意思。然而从总统办公室里出来，托尼看到亚西尔的车出了故障，还是掉头回来，帮亚西尔把车修好。

修车过程中，两人没有一句多余的交谈，看着托尼离开后的背影，亚西尔脸上有了一抹微笑。如果两个人不知道彼此的身份，如果他们只是在路上偶遇，没准儿还能成为朋友吧。

其实不去管对方什么族裔、什么身份，大家和睦相处，你帮我修水管，我帮你修汽车，这样的日子不好么？

得知托尼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亚西尔独自来到托尼的修车厂，以他自己的方式道歉：

先是用言语羞辱黎巴嫩人，然后狠狠地挨了托尼一拳，最后对托尼说了一句“对不起”。

理清托尼与亚西尔的恩怨比较简单：你骂我一句，我就还你一句，我给你一拳，你也还我一拳，从此两不相欠，恩怨翻篇。

可惜两个族群的恩怨就没那么容易分清了。

影片最后，导演为这场殃及全国的庭辩画上了休止符，最终的判决没有和稀泥，也没有留下开放式结局，而是当庭宣布亚西尔无罪。

亚西尔重获了自由，女律师战胜了父亲。

托尼表面上输了官司，却也解开了心结，因为他拿到了亚西尔的那句道歉，并且让那件被历史无视的、导致母亲死亡的大屠杀，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

结尾的对视，两个人都有眉毛、嘴角略微上扬的微表情，这是微笑的动作。虽然没有笑的那么明显，依然能看出两人之间已经没事了。

对比战火纷飞的中东，我们的幸运是生活在一个接近大一统的和平国家，一切矛盾都可以归为人民内部矛盾。

而不幸的地方在于，虽然我们有着和平的社会环境，却依然存在着滋生偏见与歧视的土壤。

本文为《暴走看啥片儿》特约稿件，作者大海里的针。如需授权、转载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黎巴嫩基督徒家的水管违建了，巴基斯坦难民包工头组织改建，俩人的口舌之争上升到了动手的程度，基督徒断了肋骨住院了，他要起诉对方伤害。经过一次敷衍的庭审，他的气胸和妻子的早产让他更加觉得此事不能不了了之。父女档的律师的介入和辩论使事件不断升级，从口角发展到对民族的歧视，对政权的攻击，对历史事件的仇恨……语言中的词语的放大和引用不止发生在庭上，也延伸到了庭外，暴乱和战火都在延续，双方都因此受伤。最终二人还是用了最简单的方式解决，庭上的辩论也以无罪宣告结束。

这是一个全程冲突的电影，节奏很快，从电影的开始就能看到环境本身中存在的民族冲突。在这个有战争有难民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的国家里，人与人之间一直存在芥蒂。就像电影里说的，“战争已经平息，但大家心中的战火未绝”。开始的时候根本不懂为什么男主点火就着，明明是他先挑起矛盾，但到后面看到他的经历又能理解他无法释怀和激进的态度源于幼年的伤害。这就是媒体和引导，人的情绪都不是凭空而来，但又有多少时间去互相了解互相理解呢？

关于片中讨论的羞辱和矛盾太多人讨论了，我更想讨论的是由大见小到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冲突与矛盾。每个人经历的事和痛苦都不能被其他人看见，而情绪的发泄和冲突的挑起往往都会伤害到无辜的人，甚至引发不可控的发展就像是引发战争的庭审一样。当一个人任由自己的情绪发泄，并因他人之错自己犯错之时，道理和法律也不再能清晰的去判断对错了。所以真正消解矛盾的是什么呢？是原谅是宽容是冷静是自我约束吧。虽然这是很难做到的，就像前人说的以德报怨一样，但我私以为这应该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要求和努力的方向。只有这样从有机会真正的平息各种意义上的战争吧。

我看到男主帮对方修车的时候，突然就有点泪目。双方都不是恶人，他们都存有善念有信仰也有自己的坚持和信念，也因此他们拥有爱人和信任的伙伴。但在不同背景下无法调剂的矛盾都让他们短暂的忘记了人性中的善，用言语和肢体暴力伤害彼此，这是最不可取，最遗憾，也最让人难过的事情。也因此在他们回归个体展示个体的善与美的时候，格外动人吧。

狗尾续貂的结尾，强行大团圆结局。难道法庭上的驳回，能带来法庭外的和解吗？大家各退一步，就是解决中东乱局的出路？真正有罪的是那些律师、政客、媒体、议员，甚至是法律和制度本身。从当年强行划出以色列版图，到打着人权旗号去主持大局，西方化在中东制造了更多问题。就像女律师说的，屠杀完又向难民施舍食物去侮辱他们，这不就是所谓文明世界的做法吗？正如总统说的，律师才不希望他们和解。律师要利益，媒体要眼前，政客要票仓，这些政治工具一天存在，人们随时会被挑衅着干架。

律师的无耻言论，看得我都想揍他。说什么说亚美尼亚人、同性恋、吉普赛人等弱势群体怎么没用暴力解决问题，说什么美国的空姐让政客道歉是文明人的做法。尼玛！亚美尼亚人那叫大屠杀，他们有还手余地吗？空姐这种依附于资本的职业，和有血性的劳动者一样吗？如果侮辱她的不是政客，只是普通人，文明世界会理她吗？美式的人权，只有在能成为媒体猛料时才生效。美式的文明，不过是弱者被霸凌时只能用强者的规则来抗议，否则就遭到镇压。

看到后面开始传递美利坚主旋律。一切问题变成了语言问题，暴力有罪，言论自由；只要大家要放下仇恨，让往事成风，就能做相亲相爱一家人。实在愤怒就拿起法律武器，倾家荡产请天价律师为你出头，能拯救世界的只有穿西装的资产阶级。——我严重赞同双方握手言和，然后一起去揍那个律师，这是让全国人民都满意的解决办法。

*

电影前半部分很好看，基督徒这个角色很生动。一个修车工人，老婆要生产了，嫌家里房子太小，房贷还没还完，生活的压抑转化为对巴勒斯坦人和法官的愤怒，是完全合理的。那种工人阶级的不讲道理，只要老婆和父亲不站在自己这边，就一起倾泻愤怒，此时角色已经很饱满了。到后面法庭上再去挖他的身世，好像他的悲惨遭遇能为歧视言论带来合法性，简直是脱裤子放屁。他的压抑生活足以让他说出那句话，但普通人不知道该恨谁，还以为那些油头粉面的家伙在帮他。

相对的，巴勒斯坦人一直很克制，因为他的身份更弱势，直到被解雇时的崩溃，那种无路可走的绝望，也是千百人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人的困境。他唯一的问题就是太认真，因为太认真而打人，因为太认真而自首和认罪，因为工作太认真被污蔑成暴力狂，因为太认真而失业，最后又因为太认真而跑过去挨打。他是认真的人，而基督徒是较真。可悲的是这个世界容不下认真的人，却欢迎后者多制造点新闻线索。

他同样也不知道该恨谁，明明是个很冲动很讲原则的人，却默默忍受资本家对他的污蔑。他没有权利意识，当女律师说出他的苦难时，几次投去看圣母的眼神。女律师和父亲的矛盾，说白了是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他者的苦难变成了他们一争高下的素材，甚至可以怀疑她是在炒作自己的政治首秀。

巴勒斯坦人最后指责基督徒，他们这些小市民阶层，只知道过自己的小资生活，对战争袖手旁观，如今战火烧到自己身上。他骂的更是文明世界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当自己国家侵略他人时，他们享受着掠夺来的财富。当难民和恐怖分子跑到他们国内，一副受害者的样子。巴勒斯坦人一直都承认打人是错的，但不然呢？认领美利坚主旋律，被侮辱也要表现出文明吗？但道歉放在他知道基督徒也是受害者之后，削弱了他淳朴的动机。

后半段成了美式律师剧，完全变了味。大概因为当两个人都看到了更无耻的律师行为后，发现普通人再打架斗殴也只是小巫见大巫，实在没必要大动干戈。然而法庭一旦转起来，就由不得当事人了，连原告也成了被揭伤疤的受害者。我以为最后原告会撤诉，留下小丑般的律师，但最后他们都变成了顺民，意识到冤冤相报何时了，从此要讲文明树新风。但失业的巴勒斯坦人怎么办？谁还敢雇佣他？早产儿身体弱，以后高昂的医疗费怎么办？当然这超出了电影的范围，也超出了主旋律的范围。

*

说说四个和事佬的角色，包工头、第一个法官、总统、妻子。包工头以大局为重，他惦记的是能解决几百人住房的工程，象征了创业阶段的资产阶级。第一个法官象征前现代的社会治理模式，那种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态度，他知道老百姓脾气大但人不坏，所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总统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代理人，他宁可舍弃真诚也要维稳，这符合有限政府的短视做法，但缺乏真诚的稳定只是为冲突埋下祸根，这也表明西方模式不能解决中东问题。一个普通市民敢对总统大呼小叫，这种所谓的美国民主（说不定有很多国人在羡慕），背后是一整套权力机构镇着，或者要靠统一的宗教来凝聚人心。移植到混乱的中东，迟早变成军政上台。

而妻子和孩子代表了爱，这才是能让人放下屠刀的力量。爱才能拯救世界，无论是爱上帝还是爱真主。也许导演的用意是这个？讽刺了司法机构只是秀场，只是利益集团的工具，真正化解矛盾的是人性中的善与爱。马克思从来都是对的，阶级矛盾永远是主要矛盾。但只要权力斗争不消失，普通人就会在各种宗派、各种主义中被当枪使。生活有多压抑，愤怒就有多猛烈。

人们一旦受到了羞辱结局只能是相互憎恨。

所谓的失去珍视之人的痛苦。这并不是简单的丧亲、丧友之痛，而是由丧亲、丧友所引发的对世间苦难的体会：是啊，原来，在这个世界上，心爱者会死于非命，理想会被现实碾碎，高尚者会为了蝼蚁枉送性命，而且，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这样的事情注定每天都在重演。

战争的理由我们无所谓的，宗教、思想、资源、土地、怨恨、恋爱、心血来潮…这些无聊的理由都只是开战的借口而已。战争永远不会绝灭，理由可以事后再想…是人的本能在寻求战争。

想想从09年7月到今年已经是第十年，十年给我带来的是什么？是羞辱，是被排斥，是被无尽的伤害。

这是一个悲惨又无聊可笑的世界。

现世即地狱。

一、历史背景

中东地图

1. 黎巴嫩的面积大约相当于日本的秋田县，人口约为500万（约相当于日本福冈县），其中约100万为难民。

2. 黎巴嫩是所谓”小政府“的典型代表，中东地区言论最为自由的国家，文化产业相当发达。

3. 各种伊斯兰教派（什叶派、逊尼派、德鲁兹派等）及基督教派（希腊正教、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叙利亚正教、马龙尼礼教会等）并存。 影片中托尼所属的就是马龙尼礼教会（简称马龙派）。

4.1975年内战爆发，一直持续至1990年。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黎巴嫩在法国控制时期，确立了按宗教教派分配议会中议席的方式，分配比例一直持续到内战前。但由于20世纪以来黎巴嫩的伊斯兰教徒大大增加，改变了原来基督教徒占一半的人口结构，围绕议会席位的政论不断激化。 第二，1948年以色列宣布独立后，大量巴勒斯坦难民涌入黎巴嫩。以色列在黎巴嫩攻击巴勒斯坦人时，一些属于基督教派的黎巴嫩民兵也从旁协助，导致巴勒斯坦难民及支持他们的伊斯兰教派与民兵组织间矛盾激化。 至1990年，由于参战各方都疲惫不已，再加上冷战结束后的美国把注意力集中到中东，借助叙利亚之后干预黎巴嫩内战，最终导致内战在没有经过深入审判、讨论、反思的情况下仓猝终结，”所有人都是战败者“。战时的民兵领袖成为了战后的政治家，在面对内战遗留的种种问题时，选择扭过头去。 因此，本片中的法庭戏，可以看作对内战遗留问题的一次迟来的审判。

5. 关于黎巴嫩国内的巴勒斯坦难民 目前黎巴嫩大概有12个难民营（并不是帐篷，而是影片中呈现的街区形式）。巴勒斯坦难民没有参政权、自由选择职业权等市民权，因此影片中工地老板只能非法雇佣中亚西尔。

巴勒斯坦难民居住区

6. 巴勒斯坦难民与马龙派民兵组织间的恩仇 影片中共提到了两次： 第一次是1976年的达穆尔镇屠村。1971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因为刺杀约旦国王侯赛因等行为而遭到约旦驱逐，进入黎巴嫩境内。大量穆斯林难民的涌入引起了以马龙派为主的基督教民兵组织的不满，而后者又因为不断加强对国内的控制而引起人民不满。1976年，巴勒斯坦难民利用内战中的混乱，报复性地对马龙派聚居的达穆尔镇”屠村“。 第二次是1982年的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1982年，以色列国防军进攻黎巴嫩，攻入首度贝鲁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得不撤出黎巴嫩，这意味着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人陷入无人保护的状态。此时，马龙派的激进政治家巴什尔（亦即电影《和巴什尔跳华尔兹》中不断出现在海报上的人物）刚刚当选黎巴嫩总统。巴什尔在选举期间有非常多的攻击性排外言论（类似于电影中托尼的偶像），但在当选后则一改论调，不久又遭炸弹刺杀身亡。支持他的马龙派民兵认为这是巴勒斯坦人所为，于是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支援下围剿巴勒斯坦难民营。当时负责指挥的正是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这就是为什么在电影中，一句"希望沙龙把你们全部铲除干净"会有如此大的分量。

二、导演的创作背景

1. 本片的创作契机来自导演多尔里的个人经验。 多尔里表示，他希望表达两个既承受痛苦、又想把这种痛苦归因于他者的男人的对立，而这一创作动机，正是来自于他的个人经验。 多尔里出生于黎巴嫩的穆斯林家庭，幼年时敌视基督教，甚至看到有人戴十字架”就想让那个人去死“。内战时，他的一些家人也在与基督教民兵组织的战斗中死去。 然而十几年后，多尔里却与一名黎巴嫩的基督教女子相爱、结婚，不久前还让女儿接受了洗礼。这种转变，让他体会到了倾听别人声音的重要性。多尔里希望通过托尼表达：当我们不再把问题归因于他人时，才会发现我们其实经历着相同的痛苦。

2. 为了引起尽可能多的人的共鸣，在创作剧本时刻意简化了历史背景，力图把问题集中在人物性格上。剧本是先用英语写成，再翻译为阿拉伯语的。

3. 导演希望找一位巴勒斯坦演员出演亚西尔。亚西尔的饰演者卡梅尔与导演此前素未谋面，是通过skype面试的。由于卡梅尔是舞台剧演员，此前从未出演过电影，导致导演对他的表演方式有诸多不满，二人常在片场争吵。直到电影上映前，导演还在担心卡梅尔“会毁了这部电影”。没想到后者竟然得到了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