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马泰边界,吉打象屿山下的村落里,村民阿昌是民间神明拿督公的虔诚信仰者,妻子阿燕却不以为然。某日阿昌驱赶神龛前的蛇,不慎打破暹罗裔邻家屋墙。两周后,阿昌突在田埂晕阙,口吐血丝锈钉,村人知悉各圆其说,阿燕全然不信,决意为丈夫遍寻药方。三个月后,阿昌久病不愈,阿燕无计可施,到洞穴祭拜象屿山神。此时,穴内出现一名女子,向她娓娓道出狼牙修时代的传说。霎时之间,阿燕仿如置身边界的融汇与对立,深陷惶恐与未知。本片以精湛的视听语言和炉火纯青的场面调度勾勒出东方神秘主义的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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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的把缅怀,乡愁,民俗以及文化认同等诸多元素的故事揉进一个关于“儿时的记忆”影像叙述,且能做到杂而不乱,实属不易,又把多元文化放在各个民族不同的信仰的外表之下,看似简单的罗列,实际是有潜在的联系的-用请巫师驱邪祟这样的小格局衬托民族多元共存的大格局。
明确了这个故事内核,片中出现的马来西亚华文学校对讲华文的要求,爪哇课本,永远不给画面的电视新闻等有些zhengzhi意味的点到为止与皮影招魂,口吐铁钉,请巫师驱邪这些描写就相辅相成了-
正是因为在马来西亚这样的多民族融合的文化圈层内,才滋养出多种信仰与文化。其中,汉文化是主叙述,将汉文化中伯公,马来本土文化拿督,和伊斯兰文化的巫术通过给女主的丈夫治病这件事情展现给观众。
在南洋文化圈内,向来喜欢把各个种族的差异放在桌面上剖析,但最终落点都是对guojia的热爱,可是《南巫》却轻轻的抛出一个对同宗汉地的一丝怀念,并以诗意的描述,让故事升华,这意向化的描述也挺克制的。最后那句似梦非梦的“出海”以“出汉关…”的唱词收尾。这看上去,真的有点忧伤且美。
大概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能去看这部电影,预告片仍旧选用了“恐怖”的基调。但我想说,这真的不是一部恐怖电影,甚至都不是民俗电影,然鹅他的的确确是一部有关生活的电影,尤其关乎那个时代下,大马华人的的生活。至于故事中所蕴含的身份认同感的解读,个人感觉不是很强烈,有也是淡淡的隐藏在电影里。有更明确且直白的关于身份认同的电影《我们的故事》。讲新加坡建国之初,华人离来马来西亚,加入新加坡前前后后的故事,对讲“身份认同”比这部电影要彻底的多。
另外,电影的摄影和配乐真的有惊喜,整体呈现有杨德昌的感觉,不是吗?
提及“鬼片”,很难不想起那些惊悚故事,《南巫》则是另一个维度的故事,日常的、生活的、流淌的、文艺的。故事并不复杂,开篇的字幕提及是“改编自童年回忆”。简单概括就是父亲中降头的故事,80年代末,马泰边境的的吉打州象屿山下有一户华人夫妻。故事从男主人阿昌拜祭拿督公开始,为了驱蛇,他失手打破暹罗邻居阿南家的木门,阿南与阿昌争吵之后,当晚骑摩托车出去购买修补门需要的木板时发生车祸死亡。不久后,阿昌在捉鱼时忽然晕倒,送回家之后吐出了一桶带血的生锈的铁钉。他多次强调自己是中了降头,但他的妻子阿燕来自马新边界的柔佛新山,作为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外地人,她拒绝相信当地这些莫须有的巫术,坚持求助西医。多次辗转求医未果后,阿燕被迫开始求助“怪力乱神”,先求问拿督公乩童,而后拜祭了暹罗佛寺,去了山神洞穴,最后从马来巫师口中得知家门外的大树上有一只降头鬼,是降头鬼偷偷拉走他们晒在屋外的衣服,进而导致了阿昌的怪病。最后阿燕根据巫师的方法,自树下挖出缠着鬼的草人、衣物,将这些用黑布包裹起来,连同拿督公神像,在山神珂娘的帮助下扔入海中,阿昌最终痊愈。
这部电影对我来说,首先在生活经验上是极度陌生的。影片尤以“衣服”这一重要线索,阿昌在去抓鱼前问阿燕是否看见了自己的衣服,此时已经埋下衣服已经消失的伏笔,而在阿昌生病之后有一段情节是阿燕面对庭院前晾晒的衣服表现出了“无端”怒气。这几个情节,都是直到我第二次打开电影,在已经知晓“降头仔”拿走了晾晒的衣服时,才将其串连在一起,并理解导演想借此埋下的伏笔。想必熟知这其中逻辑的观众,必然能够比我更容易理解此时的叙事。导演并未在此运用一些特殊的方法,而是将所有戏剧性的情节与元素日常化,平铺在观众面前,如同日常生活中随时会发生的事情一样自然流淌。直到最后结局呈现出来,观众在累积之下才得以窥见故事的全貌。
导演借助大量的固定镜头和人物调度、对白来交代《南巫》的情节发展和人物关系。这种现实主义的视听手法,平静地引导我们进入故事,展开一幅具有南洋岛屿风情的乡土人情画卷:导演通过大量的长镜头展现了茂盛青翠的水稻田,当地居民会去水稻田里捉鱼,一座巨大的山耸立在稻田远端。导演企图通过对田园风情的描绘,使用固定镜头制造时空定格的错象,呈现出静态的风景,而这些岁月静好的田园生活图景则是阿燕家的痛苦求生现状的背景,这样一动一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导演张吉安选用了大量的仰拍视角来呈现日常生活,影片中多次选择从极低角度拍摄的大全景。最为明显的是在阿燕照顾重病在床的阿昌的这场戏中,导演将摄影机安置在了房间的一处地角处进行平拍,镜头利用床板完成自上而下一分为二的上下构图:上半部分的丈夫无力的蜷缩在床板上,房间内是随风隐约摇动的白色窗帘,运转的白色电风扇和四周白色墙壁,略过曝的白光透过帘子,整个房间阴森压抑,预示着丈夫的垂危生命。床下是一个倾倒的尿壶,排泄物撒在地板上,右侧是丈夫的洗脸面盆,妻子阿燕一边擦拭地面一边收拾尿壶,全程穿插特写来交代丈夫的严重病情。在影调偏冷的这一镜头进入落幅之时,下一镜头来到深夜,阿燕坐在厕所的小板凳上手洗着床单,幽黄的厕所灯给整体色调呈现出一丝暖意,导演并没有选择打亮整体环境,前景的尿壶和红盆和仍未洗完的碗筷交代了阿燕的繁重家务。导演通过这两个固定镜头之间的色调差异和情节设置来冲击观众内心,辅助观众去感知在象屿山村这样一个普通华裔家庭所面临的巨大无奈和艰辛。平静镜头下的质朴生活所抒发的是来自人物当下环境中不可解的困境。
其二,导演试图用极低的,诸如地下的蜘蛛、爬虫的视角来观察整个世界。“我们要呈现出来的是万物皆有灵,也就是在这部电影里,我们把所有的人都拍的很小,最大的就是那片山和那片稻田。”大片稻田的远端是一座大山,低视角的拍摄让水平线整体高于画面的二分之一,这样在视觉上是大片留白的稻田,人物也随之渺小起来,这带来了强烈的孤独感和陌生感。其三,在阿燕去山洞里寻求珂娘求助的这场戏中,导演使用了近乎垂直的仰视视角,用珂娘的主观视角在山洞底部观察上方阿燕的一举一动。阿燕站在上层石头上,石头边缘被蜡烛铺满。张吉安巧妙地利用发着光的蜡烛完成他对于“边界”的设置,长镜头配合山洞里的环境声,利用镜头和画面设置完成实体和抽象空间的结合。
与这样的日常相对的是,这样极具神秘色彩的“降头”,在以往的影视作品中,尤其是在鼎盛时期的香港商业电影中,鬼神、降头、巫术,通常用一种极具夸张视觉冲击效果的试听来进行呈现,昏暗灯光,小心翼翼的探访者,浓厚配乐和突然蹦出来的鬼神……这些元素也集体构成了一个神秘的南洋景观。“南洋”,常常同骇人听闻的巫术联想在一起,被下降头的人往往会离奇生病、发疯甚至死去。《南巫》从这样的语境中跳脱出来,依旧是“降头”、“巫术”、“宗教”的主题,它却不再是一种景观,而是日常不可剥离的一个部分。家中的红灯泡下长期供奉着伯公,洗好的衣服不能晒在神明面前,院子里长年不断香火的拿督公,以及遇到困难时习惯性的向乩童求助……在当今语境下,我们很难想像那种“巫术、宗教”是日常的生活。这些元素似乎早早的被所谓的理性的、文明的现代生活排除在外了。导演平铺直叙地将这些“巫术,宗教”的日常展现在观众面前,直白地将阿燕在遇到这些“日常”时的不适应表现出来。接受过西方教育的阿燕并非无法接受,她只是理性上无法理解,是她日常不会涉及的部分。正如片中所呈现的,在西医反复治疗未果后,阿燕迫不得已转去求助乩童,乩童告诉阿燕是因为她的丈夫惹怒山神,并给她制作了一袋符水,嘱咐她回家后喂给丈夫喝下。那是一袋混着符渣的鲜红色液体,而阿燕,在进入家门将它放下的时候,便失手打翻了一半。随后她拿出杯子和滤网进行仔细过滤,再将所剩无几的符水倒入锅中煮沸消毒。这时放学回家的孩子们拿着学校的通知条递给阿燕,她仔细阅读着学校发来的字条,直到锅中符水全然消失殆尽。
现代教育体系下长成的我们早将这些视之为迷信,这些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神秘经验已经成为了新的“子不语”,这些无法被科学所解释的,只存在于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和文艺作品中的故事已经让人很难理解如何是一种日常。而在影片中,导演则极力描绘着这种和“巫术、宗教”相关联的日常。在“降头鬼”终日盘旋的树下,孩子们照常玩耍,正常生活。并且导演并未采取任何特效去塑造降头鬼的形象,影片中的降头鬼是一个全身涂白的人类形象,并不仅仅是降头鬼的形象,任何出现在影片中的超自然力量,都以人类的形象呈现出来,人、鬼、神都处在同一物理空间里,并未有明显分界。田间的鱼灵被一个叼着草跳现代舞的人类展现出来,而山洞中的山神珂娘更是以一个常人渔妇的形象,走到了镜头面前。
在《南巫》中不难发现,导演设置了许多日常生活细节来隐喻当下马来华人的生活现状,华裔族群的文化认同与社会大语境之间的巨大冲突。阿安挂着写着“多讲华语,不说方言”的牌子罚站,身份为土著的蔡琴改成泰国名字之后便可以享受相关优待政策,只露出半条腿的乩童毫不留情地训斥不说本地马来语的阿燕。
山神婆婆自言本是来自中国泉州的“汉家”公主,跟着宰相搭船到吉打做生意,不料自己被一个骑象巫师看中,被公主拒绝后恼羞成怒,命大象吸干海水,将稻米粮仓船变成大山,致使公主永世不能离开吉打。在影片中,配合这段话外音,导演接连选用一组固定镜头来描绘巫师下“降头”的全过程,看似是在讲述珂娘的故事,实则是完整的向观众呈现了kawe姨对阿南下“降头”的全过程,虽然巫师全程背对镜头并未露脸。
关于马来华人对自身身份的探寻,除电影《南巫》外,在诸多文艺作品中也有所提及,《猴杯》中希望子孙永远不要再回砂拉越的祖父;《野猪渡河》中东南亚当地华人对于日寇的反抗;《雨》里自称从“唐山”过来的当地华人……导演特意将故事背景放在了1987年,似是在暗指那年的茅草事件,大集会上发布的著名上书:《以华人的鲜血染红它》。这份上书彻底地把马来华人割裂的的国族和身份认同摆在了台面上。在这个冗杂了泰语,马来语,闽南语,华文的复杂社会中,远看繁荣茂盛,近看则是一幅壮丽的“立体马赛克”图景,高低分别秩序井然,主流社会不可撼动。
这是一个人与边界,巫界的故事。导演直言是要“献给边界的父母”,边界,是族群确立的前提,在电影中,导演似乎是希望借助边界来消弭边界。阿kaew姨可以看见死去的阿南,运用皮影戏帮助他完成超渡;在码头的阿燕可以看见渔夫看不见的山神婆婆,并被她帮助得以解除巫术;阿花在按照tam伯的指示拿到丈夫的衣服后和“降头鬼”出现在同一时空。影片发生地吉打也是处在马来和泰国的交界,各种族混居,各语言混说,还有复杂的民间巫术和传说揉杂在一起,共同组成了更大氛围的边界,这是张吉安极力描绘着的日常,也是当地华人的真实生活环境。
现实生活中的父亲阿昌在重病痊愈后投身解将乩童,医治当地人,一直不理解父亲选择的导演张吉安也借着这部反映日常生活的影片向自己的父母亲和解。
最终,不论是乡野传奇,亦或是国族寓言,镜头拉远,那片稻海郁郁青青。
阔别了10年,张吉安以《南巫》重新将马来西亚电影带回金马奖的舞台。《南巫》和邵氏在70到90年代的降头片不同,电影中没有人头降满屏飞,也没有降头师与解降师之间的斗法对决,取而代之的是极度写实化的长镜头和故事。1987年,阿燕的丈夫阿昌与暹罗裔的邻居发生争执。有一天,阿昌在稻田里捉鱼时突然晕倒,怪事也接连不断发生:阿昌食不下咽、从口中吐出生锈的铁钉、终日无精打采,疑似被下降头。来自南马的阿燕由最初的不信邪到最后四处求医问卜,希望能早日医好丈夫的‘怪病’。《南巫》乍听之下是一部邪典恐怖片,但骨子里是彻头彻尾政治片。张吉安通过不同意象的运用推展剧情,拍出了一部独属马来西亚华人的离散史。
电影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意象就是降头。降头是怨恨的转移,是将自己对对方的怨恨通过某种神秘的力量转移到对方身上,让受害者生不如死的一种手段。电影中的阿昌因不小心冒犯了其他人而被人下降头。阿昌的身体在被下降头后就备受困在二楼的床上,无法自理生活。阿昌身上的降头所隐喻的是当时华人社群的失语症。当时的茅草事件是一个削弱华人社会地位的手段,通过关闭中文媒体和控制华人教育机构来以保障统治群体的特殊地位(status quo)。当时的排华情绪导致了华人社群有怒不敢言,以免五一三事件再度上演。通过电影中的降头让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华人在高压政治氛围地下的压迫状态,是一个赤裸裸的政治隐喻。
但张吉安并非单纯地控诉社会的不公或清算历史,而是以此去探究潜藏于马来西亚华人身体里的身份认同问题,借以探讨华人离散身份与这片土地的关系。象屿山在电影中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同时也是对于马来西亚华人离散身份的诘问。象屿山的前身是一艘来自中国的船,载满的除了满仓的稻米还有无尽的、回到故乡的渴望。象屿山在电影更像是一种文化乡愁的符号,但是这个文化符号已被在地化:吉打州的人民,带着纱笼和槟郎来祭拜这位来自异乡的公主,仿若要将这件不属于她的衣服强硬穿到她的身上。象屿山与珂娘公主只是一个引子,张吉安通过这些符号的构建将观众引领到自我的身份认同。我们的祖先对于这片土地有着怎么样的感受?我们又是怎么看待我们与原乡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片土地?张吉安将这些问题的答案放在两尊神像上。
电影中出现的两尊神像便是马来西亚华人离散史的标志。这两尊很常出现在东南亚华人家中神坛的神像分别是拿督公与土地公。拿督公是东南亚一带(尤其是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华人较常祭拜的神衹之一。拿督公是巫裔,而且通常都被安放在家门外;而土地公则是来自中国的神衹,通常都被安放于家中神坛。在《南巫》里的其中一个镜头,摄影机通过门上的破洞在偷窥门外的拿督公,好似家中的土地公通过洞口观察门外的拿督公,提防他干什么坏事似的。马来西亚华人祭拜当地的拿督公以祈求庇佑,但是还是没办法阻止降头的降临;而家中的土地公似乎也在这片土地失去了功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家中的人受苦受难。这不仅仅是电影中华人离散的标志,同时隐喻了华人社群在那个年代的不安感和不同族群之间高度紧绷的关系。
《南巫》通过运用不同的意象和符号刻画了马来西亚华人的离散史,将黑暗的1987年雕刻在影像上,同时诘问华人在这片土地上的认同。附在阿昌身上的降头则是一个政治隐喻,是一个引出当时华人失语症的一个引子。象屿山则是对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的诘问,引领观众进入对离散身份的诘问。两尊神像在电影中不仅仅是华人离散史的标志,也是对当时高度紧绷的种族关系的注解。这三个意象的使用相辅相成,构建了一部马来西亚华人离散史的诗意画卷。张吉安二十年磨一剑,将多年以来身为文史工作者的经历和经验沉淀,完成了这部高完成度且令人惊艳的处女作。
首发于sindie.sg 原文网址://www.sindie.sg/2021/04/2020-review-story-of-southern-islet-chi.html
“你是西洋屎(se iong sai)。”
“那你呢, 唐山屎(deng suann sai)?”
南洋华裔、巫裔(马来人);穆斯林,泰国佛教,还有那看不见的西洋。
现代化还是乡土化?
阿燕不信神,不论是唐山神、马来神、佛祖还是安拉。为此,丈夫讽刺她是——西洋屎。
面对阿昌的封建迷信提醒,阿燕无动于衷,毕竟自己是受过良好现代教育,不像自己的丈夫,话都说不正。他们的口音截然不同,虽然都是闽南语,但听感是两种语言。妻子字正腔圆的闽南话,面对孩子说华语,丈夫则是马拉口音的闽南话,更像马来语。西洋的面目以现代医学呈现,过滤一幕最具代表性。一遍,两遍,三遍地过滤巫师给的药物(呕吐物),举起手中的玻璃杯,总感觉不净,阿燕决定以煮沸来灭菌,最终煮得烧锅,一无所有。
马来,印度,还是穆斯林?
到了Kaew姨起乩,我才见识到南洋的fusion风情。泰式服装的皮影戏,精妙的结印手表现。闽人南音和泰国印度音乐混杂,悲凉不知是源自闽南哭腔传统还是日本音乐,配上的却是印度电影跳舞时的歌词。观众则是带着头巾的穆斯林和华人,无论清真还是卡勒菲,颂的却是田神——“请你快快回避,若不回避,我将诅咒你。”
番仔( huann a),华人对马来人的蔑称。
讽刺的是,对于「拿督公」这种番仔神,华人却又极其敬畏。以至于祖宗牌位,土地公都退居了家中而香火不胜。甚至唐山神,柯娘,也是被番仔巫师害死,困于岛上,永远无法归乡。而同一时期的马来西亚,则出现了华人改名,不讲方言讲华语的现象。现代国家的认同,也与传统格格不入。
在清真绿光照耀下,改信伊斯兰教的巫师,最终还是给了阿燕自己的一箱子法宝,开光水,马来剑,香火,咒语磁带,黑布,巫师嘱咐到阿燕不用还给他,毕竟如今他唯一的神是安拉……马来人又何尝不是自己的异乡人?
转身自己也成了各自的番仔。
(好一部田野调查剧,镜头挺美,不大恐怖)
*本文所用剧照版权归片方所有
作为一个在北马马泰边界长大的乡村孩子,我能深深的理解为何许多网友们看不明白这部电影。因为马来西亚的各个地区(简单划分为北马、中马、南马和西马半岛)本身就存在着文化差异,甚至中马地区的朋友都不一定能理解电影里的一些背景。就拿我的经历来说吧,我前段时间离开了马泰边界的家乡,到了北马的一个城市去工作。经一番交流,我惊讶地发现,我的同事甚至都不知道,原来北马地区还存在着暹人(大马暹星裔/大马泰裔)这样一个族群,更不用提那些文化背景了。在这篇文章中,我将简单地介绍一些我自己经历与了解到的马泰边界文化背景,让网友们能够更了解电影中发生的事。
片头的皮影戏名为Wayang Kulit,是马来西亚传统民俗表演,同时也是马来西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戏一般演的都是兴都教(印度教)的神话故事,据说是19世纪从印尼爪哇引进的,在与本地文化结合后,衍生出了马来皮影戏独有的特色,并以马来语为媒介来呈现。
女主右手边祭拜的佛尊为伯公,是北马当地人祭拜的主要神像之一。神桌上方一般会配一个红灯泡,24小时不关灯。
越来越少见的中式马来西亚传统排屋木房。
拿督公,一般乡下的人会请一尊在家门口或是院子,出入山林前祈求拿督公庇护。阿昌所说的蛇是拿督公的化身是本地人流传的一种民间传说。一般在祭祀神明或祖先时,若祭祀点附近出现小动物,都会被认为是神明/祖先的化身。前面的供品有咖喱鸡、黄姜糯米饭、青柠、烟草、栳叶等。
红色的神坛为天官坛,一般请在家门口。坛上的牌位一般写有“天官赐福”四字,一般都在每天傍晚上香拜一下。
这应该是Kaew姨在出发回泰国前在阿昌家施法下的降头。在马泰边界,一般巫师分为马来巫师(bomoh)和泰国巫师。我所闻的泰国降头一般最明显的征兆为吐铁钉、吐头发、浑浑噩噩、神志不清等。
绿色的旗子应该为拿督公旗子。
在北马,一般乡下的家庭都会在自家院子或是空地种些香草和蔬菜,例如小米椒、咖喱叶、香兰叶、葱花等,需要用到的时候就去自家院子摘一下。
一般在边界的家里电视都会接收到泰国的电视频道和电台。背景祭祀的为伯公像(上)和土地公牌位(下)。
80年代教育部试图通过“3M制”、“综合学校计划”“华小集会用语事件(规定华小集会必须使用马来语)”、“华小高职事件(委派不谙华语华文者出任华文小学中的正副校长等职务)”使华小变质。影片中多次在电视与报纸上出现的新闻都在说这件事,可以当作本片的暗线去解读。
背景都是晒海鲜的平底篮子,女主正在挑小鱼鱼骨,准备晒鱼干。
本地的童谣和小游戏,类似剪刀石头布。
田伯爷神龛,马来语称为“Jelapang Padi”。祭祀品从左下顺时针开始算起为:梳子/胭脂、米浆水粉、槟榔荖叶、纱笼布、鲜花、镜子、稻穗、中间插着的为Kuku Kambing(羊指甲)。羊指甲是古早的一种插秧的工具,一般会插秧后放置在神龛里守护稻田,直到这一季收成。
田伯爷据说是暹罗的神明,庇佑田地的。长辈一般都不会让小孩靠近并破坏农民幸苦栽种的庄稼,因为当地民间传说流传着:这种行为可能会冒犯田伯爷,而田伯爷就会回暹罗,不庇佑田地了。
据导演科普,田伯爷是无固定形态的。在当地马来文化Semangat Padi中,田伯爷的化身一般分为好预兆和坏预兆。当田伯爷化身为「年轻漂亮的女人」,夜晚出现在田间或者是神龛里梳妆或唱歌,就代表这一季的稻田将会长得和女子般“美丽”;化身为「白发妇人」则代表这一届稻田将会早熟,收成丰富。反之,当田伯爷化身为「眼镜蛇、黑水牛、大象、长发长须的男人、持拐杖老人」等比较刚硬的形象出现在稻田中,则代表田伯爷被触怒、遭人下降头(稻田不止可以下在人身上,也能下在稻田和物品)或是有灾害即将发生,稻主需要请巫师来察看情况,并开办「祭宴」来化解。
在当地华人文化中,田伯爷则无形态,也没有化身。当地华人会祭祀糕点等。
马来西亚华文小学鼓励学生说华语(普通话),说方言就会被处罚。
暹罗裔/泰裔、马来人、原住民在马来西亚都归类为土著,并有保护土著权益的相关优待政策。改名成泰文名之后就可享受相关政策。
黑板上的话:”我们国家,马来西亚,是个由各个种族组成的多元文化国家。其中的种族包括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每个种族都富有各自的民俗文化,例如特色服装…”
一般信佛的当地人都会挂佛牌/符咒等庇佑出行平安。
一般出车祸去世的死者家庭都会举行一场招魂仪式,把死者的灵魂招回家。
Kaew姨身上的披肩是一条印着“祝君平安”的白色毛巾,一般会在丧礼出殡当天派送给往生者的家属,擦拭泪水和汗水。
一般乩童被神明上身之后,会做出一些神明的肢体习惯,和神明所说的语言。据我推测,在拿督公乩童的桌上出现爪威拼写课程与左边一看发财的中奖书暗喻着这乩童不是真的,而是神棍,因为拿督公身为马来裔本来就应该会爪威拼写,而是不需要相关课程书籍的。 乩童由导演张吉安饰演。
灶君一般被当地人供奉在家中的厨房。据民间传说,灶君向火,能给家里的事业/生意带来好运。因此,一般灶君都供奉在炉灶附近。
在大马,很多山洞中都设有庙宇。山中与女主对话的应该是珂娘本人,因为她所说的闽南语为泉州口音,而不是已本地化的福建话。后面背景响了祷告乐,女主听闻,便说天色晚了,要回家。背景响的音乐为穆斯林祷告的经文。此次的祷告为每日中的第四次(Maghrib),时间为当地时间晚上7:27左右,也正是当地日落的时间。
马来巫师的家为高脚屋,现在在乡下地区还能看见,也算大马的一种传统建筑了。80年代,首相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实行政教合一政策,马来文明逐渐伊斯兰化,许多巫师解降师转职成为伊斯兰教宗教司,便有了影片中送出解降器一幕。导演在采访中曾说到,他的父亲在“中过”降头之后,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便跟随解降师学习解降。
阿昌被下的降头应该是灵降。灵降是指巫师利用自己养的灵体或是小鬼去加害受害者。图中的妖怪应该就是Kaew姨养的灵体/小鬼。
在进行祭祀、火葬尸体、烧金纸等活动时,民间流传着不要回头这一说,因为会看到不该看见的东西,尤其是祭祀亲人的时候,据说会看见亲人,而让祂产生舍不得、留恋人世间的念头。
片尾曲《出山关》由饰演珂娘/船主的演员云镁鑫演唱,导演张吉安填词。
我的一位生在北京的好友与我一起观赏了这部影片,并且和我做了大量交流。以下是他的观点:很多人把《南巫》当作惊悚片甚至恐怖片来观赏,这本身就是错的,也违背了导演的初衷。《南巫》的预告片很平,简单的叙事、写实的风格,没有一惊一乍,与近期热搜《咒》《哭悲》《灵媒》等亚洲恐怖片预告大相径庭。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与我们现在生活的大环境也有很大关系,往往我们会把不了解、不理解甚至不愿了解的未知超自然现象都划归为坏的、恐怖的,加以宣传炒作,就很容易把这类现象与相关作品扣上个帽子。降头、巫术这些听到就很吓人的词语对于一个敬畏神明的国度来说,真的再正常不过了,不准成精这样的说辞就不再适用了。希望大家在快节奏生活中能广泛了解慢慢沉淀下来的各国优秀文化,而欠张导的这两张电影票,只能等下个月北影节的时候还了。
撰写:肆囍 琼岛搓澡师
编辑:肆囍 琼岛搓澡师
公众号:aoicoco
《南巫》,导演赵吉安的第一部作品。以童年往事为外壳,讲述了80年代马来西亚北边与泰国交界处吉打象屿山村落里,马、泰、华人混居处的风物志。孩子在小学里推广讲华语,不准讲方言,父母辈在乡村里信奉拿督公、山神婆婆,暹罗降头和东方式招魂。 阿燕的老公阿昌得罪了暹罗邻居,被下降头。被老公戏称喝了"洋墨水"的阿燕,从西医到巫医,四处奔波救老公。 某日阿燕疲惫不堪,飘飘渺渺来到象屿山的山神婆婆祭奠处,那段山神婆婆与她的对话,太有意思了。山神婆婆原来是泉州的公主,出海到此处,被起了邪念的法师下降头,变成了山,困在此地。和眼前远嫁的华裔阿燕一样,再也回不了家。山洞里幽幽暗暗的每一盏烛火,似乎都寄托着村里女人们的哀思与希望。 远嫁的女子被困在苦难里,求神。 神被困住,又去求谁呢? 拿督公变幻成长发长须壮年男子,在稻田里舞蹈那一段,很奇幻。 降头小👻不可怕,可怕的是村落里人与人之间丧失的信任和仁义。
别吹 别吹 摄影保守 不敢突破或者说导演根本就没有审美突破 看得出来导演的野心很大 但是也很怂 人物调度仅仅是对某些大师的肤浅模仿 感觉任何一个喜欢文艺片的学生拿到一定的资金也能完成 可以说对比剧本的话 成片一定是让人失望的 再次肯定了拍摄是第二次创作的绝对性 这样想要诗意的纯电影倾向的电影不敢突破剧本就是在自寻死路 太尴尬了 导演的自恋几乎都要溢出来了 我的天呀 ps明白导演想要突破传统的“南巫”讨论就像胡金铨说的什么时候能不用旗袍瓷器 还能拍一部好片子 但是很显然导演还是没能免俗 全片所有的亮点几乎还是在满足一个猎奇的ethology民俗风情的片 只能说导演拍片的时候很有可能想的是西方的观众而非本土观众
以民俗文化的分歧书写地缘政治的分化,无论是女主或山神婆婆,均是以外来者身份进入这片马泰交界处,从语言的驳杂到信仰的迥异,从官方媒体宣传和学校教育政策到民间风俗的偏好,无不彰显出这片处于“边界”处的人们对于寻求文化和身份认同的渴求;珍惜此类内地无法拍的影片。
摘錄很棒的The News Lens採訪:「我不喜歡看以降頭為題材的香港電影,什麽南洋十大邪術呀什麽的,往往只會留下刻板印象。我們所看到的降頭不是這樣子的。我們小時候看到的……..譬如有人無緣無故吐了鐵釘出來。」「我長大後,比較難用科學或理性的方式來解釋給你聽。但是我站在一個曾經在那樣的環境長大的經歷來說,我覺得在電影特別能夠用寫實的手法來表現降頭。所以我拍《南巫》的時候,製作人等說用CG(電腦特效圖像)來表現,我說,不是哦,在我小時候,這些東西,它說出現就出現的哦,它就那樣飄出來,就好像正常人一樣白天也可以出現,就站在妳門口。坐在你家裡。」張吉安始終認為,如果要表現這些民間信仰,就要站在他們的立場,表現真實的生活況味。
对神怪鬼魂毫无保留的直接展现是导演刻意要与恐怖惊悚类型划清界限的方式,也是内核表达的关键,神秘氛围更多来自看似静逸实则怪力乱神人鬼共存的生活环境,这又与不同文化信仰交融共存以及身份认同危机达成了一致。有几处稍嫌稚嫩不成熟的段落对于新导演处女作来说在可接受范围内(PS:人家从没有“宣传”过自己是恐怖类型片,自己信了微博营销号交了智商税不要怪电影跟你预期不一样
并无惊悚元素,倒是有几段有点阿彼察邦的感觉。
去年的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处女作还是有想要讲太多却都表现得不太到位的感觉,而且儿时记忆加田野调查也使故事拼凑感很强。女主很耐看有气质,一查果然选美出身,不像属于那里的人也达到了从不信到相信并目睹古老的巫术和传说的效果。与蔡明亮合作过的女配那段、小鬼出现的几次还都挺瘆人,国歌、改名、讲华语、皮影戏、向往泰国、种族信仰、身份认同等细节都很有意思,马来西亚80年代末的乡下生活也看着比我小时候好得多呀。很喜欢最后在船上突然诉说华人远渡南洋后不能越过的边界,以及送给父母致敬电影前辈的字幕。非常值得一看,毕竟我们这里拍不了这样的题材。林象朗园导演张吉安映后视频连线。
重看後更喜歡,故事簡單卻藏很深。先生被降頭,妻子從不信邪尋求西方醫學,到半信半疑找華人信仰拿督公(也是先生信奉的),以為是山神婆婆心眼狹小,最後反倒是馬來信仰破解降頭;吉打原屬暹羅,在馬來西亞北邊,與泰國交界,妻子來自馬來南邊華裔,山神婆婆則是泉州公主,嫁過來(被巫師變山)再也回不去海的另一邊;而時值1987,馬來西亞才要慶祝國慶三十年,遙遠的首都正發生華文學校的抗議與逮捕,中心與邊緣都在問認同與歸屬。遠景鏡頭裡事情微小的進行,像找不到衣服一樣,太日常細微就看不見意義,但情節往後發展,卻能不斷為前面的事增添含義,不是蔡(現在都在拍就是要你看著角色的電影)更近侯,也才知道拍山與稻都有故事。皮影戲、人形演繹神祇都讓我想起東南亞民俗舞蹈與泛靈關係。片子蠻好看的,值得期待。南巫的南應是相對中國。
不知道在讲什么 看得我犯困
身份认同的感觉,不了解文化背景,不好评论。至于恐怖不恐怖,肯定是不吓人的,可能大多数观众反而会昏昏欲睡。
要是简单概括下,我觉得这是个“亚洲众神”的故事。父亲中降头之后四处寻求帮助的一段经历,本来只能是乡村野史或者家族记忆里语焉不详的一段,但导演却借着这段经历,写出异乡人的融入、认同、寻根和哀愁。人离了乡,连随身携带的神灵都失效了,中了降头陷入绝境,只有寻求在地神灵和中介(巫师)的帮助,几番试探、怀疑、拒绝和被拒绝,一个神一个神地求过之后,终于认了新的神灵,得到了新的佑护。流落他乡的中国神灵最后现身,送了女主人公最后一程。本以为哀愁的来源,是那回不去的一家人,最后才发现,是隔山隔海不能回家的神灵。整个故事,发生在异乡碧绿的田野里,绿野仙踪。
65/100,不能当作类型片去看待。经受住了媚俗式奇观的诱惑,用场面调度赋予“考察”般的视点,摄影机面向鬼神志怪,心中惦念的却是人间。
《南巫》——马来西亚华人族群投射。慢,太慢,慢得像我的小时候。从小生活在一个处处泛灵的世界,谁中邪了,谁冲煞了,谁被种蛊了,谁遇到盗路鬼了,谁莫名就死了,都是寻常的事。俗话说,远怕水,近怕鬼,前者是因为不了解,后者是过于熟悉,本片二者有之,华人远涉重洋,遇到一些姑妄言之的事情,还得靠本地的神灵弹压,回望故土,再也回不去了。如此邪乎的事情,我也亲历过,上小学时做了一个梦,来到家不远处的小森林,一群土匪在月光下操练,或许是弄了一点响声,带头的麻脸大哥随手给了我一梭子,打在腮帮子上。第二天醒来,再也不能说话了。于是请了端公,找了师娘子,围着房子撒了不少糯米,过了半个月,不知道怎么就开腔了,只是言语没以前那么利索了。后来才知道原因,那年春游我去过小森林,对着哪棵大树嘘嘘了一下,惊动了怨灵,如此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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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华人的身份和处境,镜头调度太刻意,拍得太沉闷和平淡了。
以恐怖叙事包装,剧作布局精巧,对“降头”的描写既写实又轻盈,引领观众的猎奇心理。中蛊的源头做了减法,应当始于阿南母亲的疑心作祟。于是乎,“降头”带有象征意味,表象下是人与人之间信任的流失,包括将信将疑的阿燕,也游走于“医”与“巫”之间,直到她从信仰中寻求慰藉,观众也与之达成共情。她似乎也找到了某种身份认同——“永远过不了这边界,回不了我的老家”一语双关,也是一语成谶。
《丈夫被下了降头》,挺新鲜的,毕竟国内不让拍这样神神叨叨的迷信题材...学校要求讲华语,电视新闻播放着爱国教育,用皮影戏超度,僧人批评女主不会说马来语,能感觉到一些隐晦的思考和表达吧,虽然对马来西亚这些混杂的文化背景不是很懂。祈求山神婆婆原谅时山洞里的吟唱很空灵,一些远景固定长镜头很美,后面真的出现了白色的索命鬼XD 这电影节一个片叫北斋一个片叫南巫,还有点对仗-0-
【海南岛电影节展映】本届电影节最期待作品,果然没失望。惊艳的处女作,以现实主义手法讲述华人一家“因邻居纠葛被偷衣下降头”的魔幻故事。西医无解,中医难治,拿督公不灵,象屿山神无关。此种奇诡之事只能在华人文化影响深远、潮湿而炎热的东南亚发生。在马来最北边的吉打是马来泰国交界,马人华人混居,吉打福建话、潮州话、国语、马来语混说,人与巫术的神秘关系也同样难以分割。政治、种族、文化、信仰交织在一起。那边是戏班皮影,这边是暹罗佛经;那边是马来国庆歌舞升平,这边是华人学校压制方言,华人小孩改马来名;那边泰国电视节目随意收听,这边泉州公主珂娘苦等数百年无法回乡只能显灵。此片是深耕民俗文化的张吉安自己家庭的亲历和他的故乡侧记。//20210319林象展映。能在中国大银幕看真·巫医降头、马华方言、在地民俗真好
這部片子的出發點和導演的構想都非常好,很獨特且吸引人,他有得天獨厚的家庭背景,又有認真踏實做research的深入精神,映後他提到連道具都是他親手做的因為別人做得不對不準確。but!他並沒有很好的把這些豐富紮實的知識和理念融合到電影裡,主要是我感覺他對影像的判斷力不太好,抽象說就是很硬,沒有流動感。具體來說鏡頭的呈現包括調度,攝影機角度,空間裡的側重,表演的節奏,戲的節奏,講故事的節奏都不太好,有很多刻意但不match的鏡頭設計,很多不必要的冗長,很多執行出來不太對勁的地方。所以我感覺張吉安很適合去做學術或者去做老師,他講比拍好很多,聽他講那些馬來地緣宗教民俗真是非常清晰有條理又有趣味。
比较稳的处女作,它不同于欧美的邪典,也异于日韩的惊悚,更不是香港那种粗糙的直给。它以现实题材切入,加上民间怪诞志的调调,或许那种东南亚本身就对文化的日常信仰。(片尾曲《出山关》好听)(想看毕赣拍贵州一代的巫蛊传说)
3.5,民俗视听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