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仁心2018

已经看过《集体》之后看这部取材于消毒剂公共危机的故事片，意外感到故事片解释了很多东西。电影里对白并不多，但编排得可以说非常精致，实际上为消毒剂公共危机提供了相当全面的解释，从组织机制上到所谓社会文化上。我觉得它的解释要比《集体》这个纪录片更多。

下面说的涉及电影各个层次的剧情。我还是建议没看片子的朋友去看电影，在电影院公映罗马尼亚新浪潮很难得的。看过电影的朋友欢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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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前后两段都在设立英雄人物与黑恶势力的对立和斗争，故事从前半段无冕之王带领的昂扬激愤，走到后半段卫生部少帅与利益集团扭打得一地鸡毛，最后惨然归于善良老百姓的哀悼悲歌。《医者仁心》看起来好像也是这样，然后就作结在体制乌漆嘛黑，个人没有办法。事儿也事这么个事儿，但如导演所讲现实中并没有任何医生尝试去确证和揭发消毒剂的质量问题，那么这个虚构的勇者在故事中的作用就可以倒置过来看——医者仁心的这个英雄人物主角医生其实代表的恰恰是不知内幕的局外人，反而不是一个局内人。剧情里所有阻挠克里斯蒂安的人物看似是在劝说、恐吓、利诱克里斯蒂安，其实导演通过这个冲突让所有的局内人从自己的立场去说明：我为什么假装没看见，我为什么同流合污，我为什么干这缺德事。这样去看，本片的信息量就非常大了。

第一，医生群体的弱势以及与医院管理层的紧张合作关系。

本片第一个出场的阻挠力量就是科室主任和护士长为首的医护群体（这俩角色连身材都类似XD）。科室主任是代表科学标准的权威，克里斯蒂安先从科学标准的角度去发起一个“局外人”的挑战：消毒剂那味儿对不对你们医生能没有B数吗？我病人感染死了！然后得到的是一系列棒喝，你手术没做对？你把脏东西落在孩子肚子里了？你们是不是不好好洗手？观众看来这当然是很混蛋的一种应对。后面的剧情里克里斯蒂安将计就计地说那你就当是我没做对，你让医疗委员会调查我。科室主任立刻回答：医生是不会互相告状揭发的。这一句十分关键。

男主在医院里的朋友那个光头的，基本是科室主任的狗腿，温情脉脉地去劝男主的时候说：这都是医院的责任。实际上话里话外是把医生群体和医院分离开来了。跟科室主任的混账话是连续的：洗没洗手、手术做得对不对这些是医生的事儿，除此以外消毒剂里有啥没啥是医院的事儿，不是医生的事儿。这时我们再去玩味剧情里科室主任想尽办法把克里斯蒂安控制在自己压制范围内的举动，对这个主任的理解就会变化（我不是在判断谁是好人谁不是，跟洗白之类的弱智逻辑没有关系）。

我们再看看克里斯蒂安跟老婆住在自己妈家里的景象，老旧、家徒四壁。还有克里斯蒂安收的那个开刀红包，医院经理初次过招时对他的大呼小叫，其实都能感到罗马尼亚的医生收入不高，而且在管理层那里没啥地位。“医生是不会互相告状”的，这句话反映出的是一种腐败逻辑吗？还是一种在低待遇、强工作量和人命关天高风险任务下的自我保护逻辑呢？如果克里斯蒂安冲出了医生可以操作的管理空间，科室主任的混账话可能就是预言：手术患者死亡闹大了，很可能会变成扣在弱势的医生头上的锅。一旦一个医生头上的锅成为被某种权威认定的“事实”，这个程序就可以推及其他医生，从而伤害整个医生群体人人自危。这也反过来给了医生群体对感染病例作假“助纣为虐”的体制性动机——已经相当弱势的群体尽力保障自身的安全，不要惹出事儿引火上身，而不是说医生在里面能图什么额外的好处，活着就不容易了。

科室主任出场的戏份并不多。但细节很多，比如刚一出场是给克里斯蒂安院内处分的时候。处分宣布后他赶走了女医生，跟旁边的男医生叽叽咕咕两句还握了手。这个握手是狼狈为奸迫害忠良的握手呢，还是谢谢你帮我大事化小的握手呢？影片最后科室主任和护士长出场，对话提到要看好一个好动的孩子，别让他伤口开线，这就透露出作为医生和护士，这俩人毫无疑问也是关心病人的。他们跟男主之间的区别首先不是医德高低，只是他们比男主知道利害懂规矩，会保护自己。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这个男主其实代表的是一个“局外人”。

第二，医院经理群体无法执行的明规则

紧接着男主面对的是医院的经理（这个角色是导演两人中那个男导演演的XD）。这里又一个更明显的对组织潜规则机制的揭露。就是男主跑去卫生部告状，跟卫生部秘书在车里说罗马尼亚的院内感染数据是0.2%，这可是卫生部公开的数据啊，但是欧洲发达国家的感染率也要5%还是多少，反正是大很多的一个数。然后秘书支支吾吾地说知道了会调查。然后男主就被经理请来，给他一个去法国医院工作的机会，因为经理接到了电话。

男主就开始进行“局外人”的质问了。我不去，我就跟你硬磕这个消毒剂的事儿，你们为了掩盖消毒剂问题，还伪造感染数据。于是经理也急了，你懂个屁，如果院内感染超过1%，我就要被辞退。对照上一场戏里车内谈话，这个考核标准明显不对啊。如果5%乃至更多的院内感染（我相信不是致死的感染比例，而是任何程度的院内感染）其实都是正常医疗现场会发生的情况，那1%的感染率就是一个典型的无法执行的明规则——也就是说一个医院经理使用合规消毒液，兢兢业业地工作的情况下，他就可以直接因感染超标被辞退了。

在无法改变明规则的情况下，经理们必然要发动潜规则去找出对策，保住自己的工作，那就是隐瞒感染。那既然已经系统性地进行隐瞒感染了，消毒剂质量合不合格还重要吗？这时候一个电话打来，采购指导来了，你说经理怎么做？这就是电影里经理对克里斯蒂安说的：你啥也不明白。一旦组织内的人无法得到明规则的保护进入潜规则的操作的时候，必然易于腐败。经理有没有良心都要数据作假让自己继续在这职务上工作，那好经理和坏经理看起来又什么不同呢？我相信这些经理还是在消毒剂问题上拿了好处，只是这个好处并不是他们积极争取为了满足自己骄奢淫逸的，而是他们干的就是一份脏活。这也反衬上一部分医生群体的逻辑：问题都是医院的，医生只要做好手术就可以了。

第三，真相只有一个！

克里斯蒂安离开医院离开家之后进行的漫游，讲到了媒体为何不碰医院的组织层面的原因——药厂广告。然后患儿的父母没钱没资源去打官司，只能忍耐，这个也讲得很明白。解释了媒体和病人的社会关系都无法发动有效的反抗，不用再说。

他去检察院这一部分是很精彩。因为这是经理对话后又一次展现了明规则的无效性。填表、安检、录像陈述，每一步都是典型的科层制步骤，克里斯蒂安走到了体制内最终解决方案，然后那个场景我看的时候观众被那荒诞都逗笑了。那三个检察官复读机车轮战的部分，三个人连基本的人类的反应都没有：惊讶、困惑、轻蔑、气愤、嘲讽，啥也没有，啥也看不出来。比起非人等等的比喻，这个陈述情景更体现出这个告状机制是完全无效的，你讲什么都是得不到皱一下眉头的回应。这个程序的存在与其是让你告状，不如说是让你走一遍流程就能劝退你这辈子都不告状了。

于是一个猛士诞生了，主角拿个手术刀去找稀释消毒液的人算账了。然后就有了本片我觉得十分惊艳的结尾。这个结尾就说了一个事儿：腐败不是从商人这边开始的。其实我当初看《集体》的时候就有疑问：消毒剂卖多少钱？稀释它能多挣多少钱？就算你量大吧，打通这么多关系你得花多少钱啊？这个电影其实就解释了这个疑问，鸡生蛋蛋生鸡，不是商人利欲熏心精神头大腐坏了监管，而是一些人先扭曲了市场规则要收买路财。如果合格消毒液和不合格消毒液都要勾结腐败才能卖进医院里，那好商人和坏商人又有什么区别呢？当坏人还能粗制滥造省点成本回点血不是？

然后《集体》里我们看见制药公司老板死的莫名其妙，可见这个事儿里确实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他应该是挺有钱的，但他有钱到什么地步呢？按医者仁心里的描写，也就是比医生和医院经理有点钱吧，住个楼房开个奔驰，也就那样了，哪里就富可敌国了呢。也就是片子里那个角色说的一个只听不问的高级狗腿嘛，工作不累收入不错，仅此而已。

那么真相很明白了，制造不可执行的明规则的人，让明规则无效化的人，他们就是一切的肇始者。明规则荒谬，所有人必须去搞潜规则：从只听不问，到隐瞒感染，到不互相揭短，最后不知道多少人枉死。在提人品良心之前，参与草菅人命的各方势力首先可能都不是为了巨大的利益弄潮其中，而只是为了自保随波逐流。医生不是圣人，经理更不是神人（能实现1%的超低感染率），如果作恶首先是为了自保，提倡良心就是废话。反观《集体》的后半段少帅改革被医院经理啪啪打脸，看过《医者仁心》后我不禁好奇这个改革。如果只是要压缩医院经理们搞潜规则的空间，逼经理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不提供合理有效的明规则保护经理们的工作安全，那这少帅改革滑铁卢也没啥好悲情的——你装什么外宾呢。

第四，好看的细节

这个电影的情节因为提供了上述完整的解释，我觉得是有一定刻意性的。但是里面有好多细节和小配角的刻画，又填充起了现实主义的质感。比如男主那个妈妈，典型的好心眼、溺爱儿子的一个大妈，很活灵活现的一个角色。患儿家属家里那场戏非常令人心碎。巧妙的是两个妈妈都说了坟墓的事情，一个喜剧色彩（男主妈妈）一个悲剧（患儿家属），但让人感到罗马尼亚人关心身后事远多于活着的人能否得到公正对待。这可能也是一种社会氛围，现实太难撬动，人没有了斗志和火气。

医院里的男权统治也呈现的很明显。首先是男主同事的女医生是办公室里端茶倒水的。然后开会排手术室，女医生的病人被一拖再拖。科室主任调戏护士之类的，很生动。一两个场景一下子让人感到那个爹味儿，一点没稀释。最后这个科室主任就是庇护浪子回头男主的那个爹（尤其是男主确实只剩下妈妈了，这个主任就补足了爹的存在）。

这部电影有技巧有门道，而且对取材的原型事件有相当的解释力——这是很多电影树立冲突双方的时候不能很好提供的，我觉得还是很别致优秀的一作。起初看得人火冒三丈，想一想确实会跟男主一样变得没了脾气，在这样一个情景里要求任何人去当好人就是在限制人的生路，这怎么可能好？

这个译名很容易错失观众啊，而且和影片主旨完全不符了，容易被误以为stereotype的歌颂片，其实明明写实意味拿捏的很好。

影片大量长镜头和手持很容易让人想起这方面的大师：达内兄弟，且通过影片反映社会一角的意图也很相似（除了达内的结局一般还是有一些乐观在的，而此片结局直坠深渊）。

不过我还是很喜欢结局的，不是觉得大团圆俗套，而是感觉结尾处坠入黑暗的设计把前期不断积压的愤怒、无力一口气卸掉了，让人感受到情绪上巨大的黑洞，这种巨大的失望感和无力感让全片的悲壮意味更上一个台阶。

补一段我的短评：最后一幕洗手的镜头，克里斯蒂安哽咽的声音被口罩遮掩，一次次叩击消毒水泵头、一遍遍揉搓双手的泡沫，背景音传来，护士问“医生”，他回答“我准备好了。”头顶一点殷红无声昭告撞到南墙后的无可奈何的回头，他准备好什么了？准备好稀释良心的浓度了。

我看到有人说影片原本的译名应该叫《不可杀人》，出自圣经的十诫之一（想起基耶了），这种取材圣经的片名寓意与影片的主旨都很契合，更耐人解读。

我个人拙见，如果不可以叫做《不可杀人》（我也不懂为什么，难道是考虑到中国观众对圣经不理解？）哪怕叫做《稀释》（或者叫做《不可稀释》）也比现在这个《医者仁心》好啊，既是影片的故事，也能解读成良心的稀释、人性的稀释，仿佛一种不可逆的过程。

还是祝愿这部电影票房更高吧，我觉得我们的院线需要这样的电影。

作者：虞晓

来源：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

我们有多久没有在电影院线看过罗马尼亚电影了？

敲黑板！罗马尼亚导演加比·弗吉尼亚·萨尔加（Gabi Virginia Șarga）和加泰林·罗塔鲁（Cătălin Rotaru）拍摄的长片处女作《医者仁心》已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上映，这不啻是值得影迷们兴奋的好消息。

它意味着久负盛名的“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终于登上国内艺术院线的银幕。

与当年戈达尔们在法国被命名的经历类似，“罗马尼亚新浪潮”是由电影节评委和媒体影评人共同加冕的“名号”。

它指代着这样一个现象，之前默默无闻的罗马尼亚电影自2004年以来成为了国际电影节上的“暴发户”——克里斯提·普优（《无医可靠》）、克里斯蒂安·蒙吉（《四月、三周、两天》）、 波蓝波宇（《布加勒斯特东12:08》）、克里斯蒂安·内梅斯库（《加州梦想》）等新生代电影人不断涌现，并持续在欧洲各大电影节收获着各种重要奖项。

《四月、三周、两天》剧照

“新浪潮”并不是有着明确的宣言和计划的电影运动，捧回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克里斯蒂安·蒙吉就认为，是一群“趣味和愿望相近”的年轻人，尝试着拍出更接近当下的生活节奏、看上去“更真实”的电影。

改变现实的力量必然会作用于表达现实的电影。

上世纪80年代末改变了罗马尼亚政治制度的“东欧剧变”，也在相当的程度上为今天的“新浪潮”塑了形。

克里斯蒂安·蒙吉

在国有制片体制被摧毁的产业“废墟”之上，依靠政府基金扶持的低成本预算拍片，催生了青年导演们一致的现实主义/极简主义美学风格。

“剧变”之前的社会主义历史，或隐或现，一直存在于“新浪潮”的叙事之中，从直接的揭露清算，到作为现实背景的批判性反思，对那段历史态度的微妙变化。

尤其是揭示其中“与官方叙述不同的面向”，建构出了一种意味悠长的，关于自身历史与现实的新表述。

《毕业会考》剧照

而此次公映的《医者仁心》对中国观众具有相当的亲和力。

它和近年来国内大热的职业剧《医者仁心》、电影《我不是药神》、《送你一朵小红花》、《滚蛋吧肿瘤君》等影视作品一样，在医院这个特殊的环境里，聚焦于医/患、生/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如果说《我不是药神》等影片，是以类型叙事的方式，以“向死而生”的故事赞美着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的话；《医者仁心》的情绪要低沉一些，它讲述了一起医院中本不应该发生的医疗事故。

布加勒斯特的儿科医生克里斯蒂安博士完成了一台手术，因为医院购买和使用不合格消毒剂，本应康复的小患者被细菌感染身亡。

出于医生的职业道德，克里斯蒂安要将伪劣产品逐出医院，却遭到了一连串的困境，最终屈从于现状。

影片中实际设置了双重的“死亡”，患者肉体的死亡和克里斯蒂安职业道德的死亡，信奉救死扶伤的医生为何成了默许杀人的帮凶？

通过这个“向生而死”的故事，影片讨论了罗马尼亚现实的社会问题。

应该说影片本来的直译名《不可杀人》（《Sa nu ucizi》）更具有冲击力，这是医生起码的职业道德，也是基督教世界中的“戒条”，它规定着人与人相处的世界中最基本的关系。

或者说，就是社会的公共道德，是所有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认同的基本价值观。

通过现实主义的手法，影片以类似“生活流”的叙事，再现了富于道德感的主人公如何在一个不道德的社会里处处碰壁的过程，并由此展现出诸多的现实社会面向。

《医者仁心》尖锐的批判性就表现在，一个医生职业道德的消亡史，其实是一个社会公共道德的消亡史。

影片中现实社会的不道德之处就在于，它无法实现个体/阶层之间有意义的对话，而不经过对话，就无法实现信息的传递和共识的达成。

克里斯蒂安在与每个人的对话中，都存在着不同的“错位”关系，要么被突然的打断、或者是教授的不由分说、或者是管理者的偷换概念（医院经理对他的提问，就是无法回答的悖论“电车难题”）。

在一次次徒劳的自说自话之后，克里斯蒂安哭笑交织，背得烂熟的陈述词再也说不出口。

也是这一刻，他一直固守/笃信的职业身份/道德价值开始崩塌和质疑。

价值标准的混乱、道德规范的失序和人生意义的迷失，导演借克里斯蒂安描绘了一张“现代性”带来的社会危机图。

它是罗马尼亚现实社会的隐喻，在经历了血腥和暴力“剧变”的之后，这个国家并没有像曾经被许诺的那样，变成一个“美丽的新世界”。

而“剧变”之前的历史，成为了现实社会“隐匿”的参照物，它浮现在医院同事伊莱的话语中。

当被质问为什么面对“恶行”要缄默不语，伊莱承认，自己没有切.格瓦拉的精神。

2005年克里斯提·普优导演《无医可靠》轰动了戛纳，他那种全新的电影语言，包括手持摄影、长镜头、自然光、“一天一夜”的集中叙事以及生活化的台词和表演等，成为了“新浪潮”电影拍摄的“语法”。

《医者仁心》也延续了这种现实主义/极简主义的镜头风格。

《无医可靠》剧照

值得一提的是，现实主义的镜语并不意味着冗长和拖沓，现实主义并不排斥戏剧性的冲突，无非是表现冲突所遵守的是现实逻辑。

对能接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的观众而言，《医者仁心》没有设置更高的观影门槛。

手持摄影也并不意味着粗糙，对场面调度精准的掌控，是本片的又一亮点。

无论是克里斯蒂安所处环境的逼仄，还是移动长镜头之后准确的对焦和蕴意丰富的构图，影片的影像在纪实性和戏剧性之间达成了高超的平衡。

观影的过程难免让人想起80年代的中国电影，也曾以“新民俗”的表达，“铁屋子”的寓言，以自我“东方化”的姿态去博取电影节的关注。

“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已经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但在本土市场票房尚不足5%的现实也让人隐忧。

依靠国家的扶持能走多远？孱弱的产业能支撑这股浪潮到多久？这些问题或许不只是罗马尼亚一个国家面对的难题，而是现实中整个欧洲艺术电影共同需要思考和解决的课题。

而唯一能让人放心的，仍然还是影片的艺术质量：无论是摧枯拉朽的情感张力，亦或是导演精妙细腻的人性洞察——这让影片在市场属性之外，真正具备了传世的价值。作为多年来少有的一部国内公映的罗马尼亚电影，艺术片影迷们，欢迎您到大银幕去感受一下。

2021年年初，一部罗马尼亚纪录片入围第93届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及最佳国际影片双提名，这是罗马尼亚历史上头一次有影片进入奥斯卡角逐，这部影片即是《一场大火之后》（又译为《集体》）。该片讲述了2015年“集体”俱乐部突发大火，因消防系统疏忽使得夜店顾客被困原地，最终导致几十人死亡、百人烧伤的事件。大火中有37人侥幸逃过一劫仅受轻度烧伤，却全在医院治疗过程中因感染去世，这不得不让人们聚焦于医院及其背后的医疗系统。紧接着，一系列关于“消毒水稀释”的深度调查与报道由此展开，并引爆了人们对医疗体制和政治现状的强烈不满。电影《一场大火之后》的名声大噪，让世界的目光再次投向这个全国人口不到2000万、影院数量不到100家的“小国”。

在此前，罗马尼亚电影凭借着自身掀起的“罗马尼亚新浪潮”在世界艺术电影版图中占有重要的分量，它自觉地形成了某种系统性的电影语法：手持摄影、长镜头、低照度、自然光，故事多集中于一天一夜，善于表现社会问题。这场浪潮滥觞于2001年普优的长片处女作《无命钱》——它曾入围戛纳“导演双周”。自2005年起，罗马尼亚电影开始频繁、密集地亮相于国际电影节，普优的《无医可靠》于当年戛纳获“一种关注”单元大奖，开启了整个“罗马尼亚新浪潮”的辉煌篇章，并为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带来了全新的电影语言。2006年，波蓝波宇的《布加勒斯特东12点8分》和米图雷斯库的《爱在世界崩溃时》在戛纳电影节获得重要奖项。2007年，蒙久的《四月三周两天》在戛纳电影节获主竞赛最佳影片，内梅斯库的《加州梦想》也获得了“一种关注”单元大奖。蒙久捧回金棕榈后，罗马尼亚总统为其授予国家最高荣誉“罗马尼亚之星”，可想这场“新浪潮”对国内电影业的振奋与鼓舞。

2018年，阿迪娜·平蒂列的作品《不要碰我》摘得柏林金熊奖及最佳处女作，自此，作为美学风格的“罗马尼亚新浪潮”告一段落，罗马尼亚电影开启了更多元的实验手法及关注视野的时代。2021年，拉杜·裘德的《倒霉性爱，发狂黄片》荣获柏林金熊奖，再一次印证了这次艺术转向的合法性。

然而，在2018年，即“新浪潮”正式终结之际，出现了一部不论是在美学风格，还是题材选择上都与繁盛时期的“罗马尼亚新浪潮”如出一辙的影片，这部电影名为《医者仁心》。作为一部剧情片，该片选择的叙述背景恰是纪录片《一场大火之后》所揭露的问题。这部影片是导演加泰林·罗塔鲁和加比·弗吉尼亚·萨尔加共同合作完成的长片处女作，两位导演均毕业于国立戏剧与电影艺术大学，值得一提的是，普优在此学校任教，这所学校也同时是蒙久、波蓝波宇、内梅斯库等扛起新浪潮大旗的主将们的母校。此外，《医者仁心》片中饰演男主妻子兼同事的克里斯蒂娜·弗罗托曾靠《山之外》获戛纳最佳女演员奖。

《医者仁心》以“消毒剂丑闻案”为原型进行虚构处理，围绕男主角克里斯蒂安的视角展开。男主是布加勒斯特国立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在一次成功的手术后，他的患者竟意外死亡，这让他感到非常困惑。在展开调查的过程中，克里斯蒂安发现自己所处的医院存在消毒水稀释的惊天秘密，病人因遭受细菌感染而死。他在一次次试图向旁人揭露真相中发现，“这关我什么事”的话语充斥于周遭环境之中——原来这一秘密早已人人知晓，但从始至终都没人敢站出来一起抵抗。

电影节策略与生产动力的有效性使得创作者们不断将视角放置在社会问题与现实的关系中，如前文所述，《医者仁心》的视听风格及主题选择都延续了“罗马尼亚新浪潮”的“语法”：手持摄影、低照度、长镜头与社会问题的叙述相结合。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无医可靠》中等待医疗救援最终死去的老人、《四月三周两天》里在禁止堕胎法案背景下选择非法堕胎的女孩、《毕业会考》里不经意间反映出医疗体制中的交易贿赂……当贪污和腐败早已成罗国银幕上的家常便饭时，《医者仁心》试图去剥开这些表象的内里，将医疗体制从上至下的失灵及不堪完全暴露给观众。

影片中若干处长镜头的使用颇具意味，例如在男主角前去向医院管理者及检察官反映情况时，摄影机完整地记录下他从幽深的楼梯或走廊步入权力空间的过程，这一冗长、黑暗、陈旧的空间，恰恰对应了体制落后腐朽的现状。在他连着三次重复地向检察官陈述真实情况的前因后果时，内心的无奈和痛苦终于无法抑制住，一种无力感突入袭来，他突然变得结巴和失语，那是个体对抗巨大体制的失败时刻。影片的结尾，克里斯蒂安无奈地回到曾经的医院开始工作，面对被稀释的消毒剂，他只得一遍又一遍地拼命洗手，但这一切是徒劳的，导演将摄影机牢牢对准男主，通过他不断地按压消毒剂这一外部动作将内心的压抑与道德困境表现出来。

《医者仁心》和《一场大火之后》从不同的叙事视角给观众还原了一个立体的罗马尼亚医疗体制。《一场大火之后》从“消毒水事件”的外部视角（记者）出发，侧重于展现整个真相的挖掘过程，是一部工整的新闻式纪录片。在官方机构与民间群众两股力量的对抗中，败露出大量医患纠纷、官员腐败等问题，令人触目惊心。《医者仁心》则从事件的内部视角（医生）出发，侧重于反映罗国医疗体制深入根髓的腐败与堕落，是一部社会问题剧的典型。这部影片突出男主角克里斯蒂安“个体英雄”式的一种孤立无援形象：受害者的家属不再追究医院责任而是归咎于上帝的指示与召回；同事、女友都以一种局外人的眼光对待真相以求自保；更别提那些参与贪污的官员，他们希望假借升职的机会派男主出国，让麻烦彻底远离自己。

1989年东欧剧变，罗马尼亚革命对齐奥塞斯库的控诉与判决，让罗马尼亚改变了“颜色”。可资本主义的进入与逐利，并没有让后社会主义时代的人们迎来更好的生活。在《医者仁心》中披露了医院是如何沦为商人获利的屠宰场以及官员贪污腐败的重症地，资本对人的异化，或者说权力的资本化，使得体制内九成以上的人甘心违背道德收拿好处。面对如此现状，对个体或某一群体的追责都是无力的，人们应该直面的是整个结构所出现的问题。于是，电影借用对现实的批判也在隐隐地追问过去。

《一场大火之后》的结尾提到这样一句话：“这样一个极其缺乏动力的国家，至少三十年内别想恢复正常。”尽管纪录片中的人们在大街上呐喊游行、心中怀有许多不满，实际参与到民主投票的人数仍然很少。不论是《医者仁心》中的克里斯蒂安还是《一场大火之后》中新上任的卫生部长和调查记者，少数派的发声在大多数沉默者面前，仍然显得那么苍白。人人自危的国家里，每个人的冷漠都将进一步导致这个社会的脆弱与腐朽。最终，这将影响的是个体的生活、家庭与道德处境，克里斯蒂安就是这样一位牺牲者，他被迫失去了自己的道德、幸福与良知。

《医者仁心》以人们曾经熟悉的姿态，出现在罗马尼亚电影美学转变的时间节点，也许可以认为，它是那段辉煌的“罗马尼亚新浪潮”的最后一点余响，并为其画上了至少是一个合格的句号。

影片有点被译名耽误，原片名是一句古英语——Thou Shalt Not Kill，是十诫中的第六诫：不可杀人。就算直译成“汝不可杀人”，大抵也比现在这个片名吸引人。

影片改编自2016年的罗马尼亚公共危机——医用消毒剂稀释丑闻。这部电影偏纪实风格，多次运用冗长的叙事镜头耗磨观众的耐心，同时也是为了堆砌窒息感，类似《艾达，怎么了？》，这种窒息感在警察署的那个十几分钟的长镜头里被推至顶峰：克里斯蒂安连续三次给不同级别的警察陈述事实，直到他忘词、崩溃、又哭又笑，一切演变成一场闹剧。

不同于多数揭露社会丑闻的影片中更常见的结局——涉事者伏法，重整相关职能机构，标志着xx体系建设的又一次进步和完善balabala……在这部影片的最后，原本一心只想揭露黑幕的外科医生克里斯蒂安，在经历过一次次令人窒息的碰壁后，最终选择了妥协：他收回了伸向消毒剂公司老板的手术刀，放弃向医保局、警察署或媒体递交他的调查材料，回归家庭、与妻子和好，和院长说我错了、我不再揭露什么黑幕了、我回来继续工作了。这样的结尾让人压抑绝望，却更加深沉有力，也提醒了我们，其实这种类型片并不一定需要大团圆结局，得不到回应的努力所引致的悲剧收场，更能让人警醒和思考。

影片最后一个镜头，是克里斯蒂安在手术前的例行洗手。水池前的他，一遍遍用头撞击消毒剂压泵直至额头出血，用那被稀释了十倍的劣质消毒剂反复并且逐渐疯狂地搓洗双手，最后带着哭腔回答护士：“我准备好了。”

他准备好什么了呢？用被稀释的消毒剂，来稀释自己的“医者仁心”吗？

这是一个逆行者逐渐被体制所侵蚀同化的故事。医者本是救死扶伤的神圣职业，在罗马尼亚的官—商—医利益捆绑的体制之下，却成为了被体制束缚的“杀人者”。而有人站出来，努力想通过一层层地壁垒将黑幕捅开，却没有意料到这幕实在太厚，厚到身边已经没有朋友与他并肩作战，大家都如同失去了自我一般只会说“与你无关”，最终沦为了黑幕下的又一个“行尸走肉”。电影虚构了这样一名仁心的年轻医生，通过大量长镜头、面部特写、频繁重复的对白和动作以及浓重令人窒息的喘息声，展现这位年轻医生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制度的苍白与无力。长镜头烘托了一种对“希望”焦急没有耐心的等待，频繁重复的对白和动作就如同捅穿黑幕所做的徒劳的连续叩击，而喘息则更像是一种无力的狂怒和嗟叹。 本片源于真实故事，但不同的是真实的情况比这更糟糕，甚至都没有人敢于站出来为医者的初心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