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下部游击队

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

我时刻会念叨起这个名字
一个印在T恤，墙头，海报上的符号

当一个人，把自己活成一种符号，这意味着什么？符号的背后，除了T恤和墙壁，是否还有更多的含义，能供潮流去解读。或者说，切本人，用他的生命换来的理想是否才是他更希望后来者去关注的，而不仅仅是他的肖像。

格瓦拉的肖像家喻户晓，格瓦拉的故事也为人传诵。
那么他的理想和他的精神还有多少人会去铭记，或着去追随。

格瓦拉所追求的，恰好是我们的政府所教导的那四个字--共产主义。
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来说，这四个字仿佛是一个笑话，又是一种禁忌。

但抛开这几个字的含义不谈，让眼光集中在格瓦拉本人的身上。共产主义是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可能是虚幻的，可能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对于理想的追求与执着，却是格瓦拉最让人崇敬的地方。
片中的一个片段
格瓦拉被捕后，
一个玻利维亚士兵问他：你信神吗
格瓦拉说：我相信人性

至少在导演的安排下，这名士兵被震撼了。他无法直视格瓦拉的眼镜，当格瓦拉要他为其解开绳索时。士兵选择了逃避，在几句简短的对话后，心灵受到了冲击，显得局促不安，自己彷徨了自己。
导演安排的这个片段，深深的刻画了格瓦拉现世基督的形象。他，用浓厚的人格魅力，以及对信仰的坚持，将一帮外国人带到非洲，带到南美，去实践他们崇高的理想--解放人类。这个阿根廷人没有国籍，没有人种，唯一有的就是纯粹的信念。

他犯下了无数的错误，他的革命一次次失败，他的同志一个个死亡。
他的错不止是个人的错，同时也是古巴的错，是南美的错，是人类的错。
而这些鲜血和惨痛后，结成一种执着的精神，留给了活着的人们

对于政府，这些共产者是叛军，是土匪，是流氓。
政府要围剿他们，他们所努力解放的人民们也不理解他们。人民们只关心战争是否会发生在自己的村庄。
格瓦拉们孤立无援，他们只是游荡在玻利维亚土地上的一群流氓。
只是
这是一群有信仰的流氓
征用食品会付钱，为村民看病也是义务，他们把人民看着奉献的对象，用信仰来坚持抗争

这群流氓无所畏惧，可惜鲜血的热度依然唤不醒冰冷的子弹。
格瓦拉还是会死去。
哪怕他的信仰如此的坚定。

格瓦拉死去了，子弹打完了，血流光了，坚毅的眼神最终也空洞了
最后冷冰冰的躺在担架上

格瓦拉死去了，但是，在古巴，在刚果，在玻利维亚，在非洲，在南美，在这个虚伪的世界上。
依然点亮了一团微弱的火光

    他是一个阿根廷大夫。在墨西哥听从了一个古巴演说家的鼓动一同来到了那个前途未卜的加勒比岛国。拖着哮喘的身子，他完成了革命。如果故事这样结尾，那也之和千万个国家里发生的千万次政权更替没什么两样。革命，然后权利再分配。
    然而他却在大权在握的时候放弃了一切去了委内瑞拉，强迫着那里受压迫的人民接受古巴模式。虽然古巴革命的成功并非偶然，但是玻利维亚的失败确是必然，毕竟古巴革命的领导者是一群古巴人和一个阿根廷人，而玻利维亚的土地上却是一个阿根廷人和一群古巴人在努力。切想用同样的方法解放不同国家的尝试屡屡碰壁，一则是当地民众很难相信一个非本国力量组织的革命，二则政府也可以借鉴古巴革命中当局的失败经验对付游击队。没有群众基础又没有隐蔽性，游击队式的胜利是难以维持的。
    当哮喘再次的降临在丛林中革命者身上时，古巴的革命伙伴们正在享受革命的果实。我们无法探知切坚持在各国革命的真实意图，无法追寻他的信念之源，但当他的血染红异乡的土地时，他不愧为南美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
    影片的最后，切在去古巴的船上远远看着卡斯特罗，作为一个外国人，就算是同生共死的并肩厮杀，或许也始终无法真正进入古巴人的圈里。革命，也许只是切追求自我实现的方式吧。
    所以切，到了天堂你也会继续革命吧。

《切·格瓦拉传》 Che: The Argentine & Guerrilla

导演：斯蒂文·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

主演：本尼西奥·德尔·托罗（Benicio Del Toro）

戛纳电影节时，赶制完成的《切·格瓦拉传》足本放映（《切·格瓦拉传》=《阿根廷》+《游击队》），四小时片长让不少观众在场内呼呼睡去。如果你有打算在周末下午看掉上下两部分，这例子就提醒你千万要养精蓄锐一番，跟困意好好战斗上四个小时。从故事内容上考虑，《阿根廷》跟《游击队》两部分没有紧密联系，一个在古巴一个在玻利维亚，独立分开。如果再加上《摩托日记》（The Motorcycle Diaries）——格瓦拉另一段意气风发的人生，它们又可以互为参照，构成一个完整的切·格瓦拉。

在消费时代，格瓦拉的头像已经不需要注解。他以巨幅海报、T恤图案和个性纹身出现，成为一件商品或通行符号。人们早已不关注他身为战士跟革命者的事实本身，他的生与死、理想跟追求都不再重要。影片尝试塑造一个接近平凡人的真实格瓦拉，他来到纽约在联大发言，力排众议。在丛林里他哮喘病发，暴怒刺马。如果用革命浪漫主义来解读，后者绝对应该被忽略处理，要么就是再紧接一组英勇就义的伟人姿态，理想不死，斗志犹在。

《阿根廷》里格瓦拉的古巴岁月跟出席联大交替出现，叙事时间自由穿行。索德伯格不想提供时光机，他无非是要呈现一个更加全面和丰满的格瓦拉形象，既要暴力革命还不忘治病救人，更直白点说叫能文能武。在古巴与卡斯特罗的并肩战斗是投身行动，他在密林里打游击持枪冲锋。联大上表达己见是他的思想反映跟实际追求，这些言语既用身体力行的段落加以证明，也为下半篇《游击队》的生死战斗打好了基础。《阿根廷》止于革命成功前夕，也预示着格瓦拉不再是一名普通的阿根廷人，他成了古巴的战斗英雄和革命领袖，散发着光辉与魅力。

严格来说索德伯格没有省去格瓦拉的从政经历，他率领古巴代表团参加联大会议就是身份改变的缩影。不过多数人对格瓦拉的从政也没有太多兴趣，他能舍弃一切从头再来才是本色一面。《阿根廷》还在讲英雄是如何炼成的，《游击队》就要转向格瓦拉的悲剧性一面。不可否认格瓦拉能成为传奇是有着超强的人格魅力，也跟他忠于理想、过早遇害的命运密不可分。死亡让革命者如圣徒殉道一般得到升华，死亡崇拜的影响又持续了几十年。受难的格瓦拉没有走出玻利维亚，他的尸首跟随飞机俯瞰了这个国家的面貌。确切说格瓦拉栽倒在他一直试图唤醒跟拯救的农民身上，他们不信任游击队员，不愿合作还偷偷告密，简直就是小农劣根性与局限性的现实版教材。一旦遇见这种宿命安排，英雄主义与个人传奇也该落下帷幕了。

这部影片里不见大家看法和个人见解，只有关于格瓦拉的一切，他的付出与努力，迷茫与挣扎。《切·格瓦拉传》追求平稳，影像风格上没有制造太多亮点，像《游击队》里游击队员涉水遭伏击的镜头值得一提，只是导演也顾忌一旦多了，无形中就破坏了苦心营造的真实感觉。【南方都市报 http://gcontent.nddaily.com/8/3f/83fa5a432ae55c25/Blog/036/896768.html】

这部电影一丝不苟，完成度很高，然而导演太执念于文本记载，忘记了给观众来点激情。 ——Peter Brunette（《好莱坞报道》）

索德伯格尽可能将革命浪漫主义从片中除去，仅有的一小部分也是为了弱化它的存在。 ——Owen Gleiberman（《娱乐周刊》）

  我看《格瓦拉》，觉得是个隆重的仪式，是一场对青春的漫长告别，充满了不舍。
　　
 他是浪漫骑士、悲情诗人。许多年过去了，我依然爱他。但是我把对他的爱与对生活的期待剥离开了------我确信自己不会骑着摩托车去漫游；确信自己不会成为一个革命者；确信自己并不热爱玻利维亚的丛林．．．．．．相较于格瓦拉的信仰，我所信仰的是什么呢？我想我的信仰不过是踏实的日常生活，还有那些依附于日常生活之中的情感，那些潜伏在人心深处的一种向上的力量．．．．．．不过，这可以说是信仰吗？
　　
 格瓦拉的前半生，为自己的信仰而投入革命，成了英雄；他的后半生，还是为了自己的信仰而自我流放，又造就了一个伟大的战士。萨特，这个存在主义者，这个视他人为地狱，对人性幽暗之处洞若观火的人，在评价格瓦拉时说：“切是我们这个世纪最完美的人！”格瓦拉的魅力，在于他的决绝，他的激情，他的冷酷，还有他信仰的始终如一。
　　
《摩托日记》《格瓦拉，阿根廷》《格瓦拉，游击队》可以看做是跨导演的格瓦拉传。前者唯美，后两部则沉重，尽量在贴近和还原格瓦拉自己。
　　
《摩托日记》记载了格瓦拉的青春岁月。我很喜欢他这段骑摩托漫游拉美的经历。他送给女友一条叫“回来”的小狗，不过经过了这次游历之后，他显然再也无法回来。
　　　　
《格瓦拉，阿根廷》，描述的是他在古巴的胜利。这个胜利很偶然，我私下猜度，格瓦拉的出走，是因为他把这个偶然当作必然了吗？他开始迷信自己个人的力量了吗？又或者，他的出走，是对自己的流放？在影片中，他不止一次地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必不可少的。”在玻利维亚的丛林里，他对那些游击队员说：“你们现在在受苦，还可能受伤，牺牲。也可能会胜利，然后就会变成一个没用的人，这就是全部。”他的出走，是因为他感觉到自己在政治于权力中并非不可缺少的一个了吗？也许，他想去用血再写一个神话，证明他是唯一的，必不可少的一个。他做到了。
 尼采说：男人都应当是战士。 《格瓦拉，游击队》里的切，是一个战士，一个真正的男人，或许，接近于神。他被他要解放的当地居民出卖的。玻利维亚的军官对他说：“也许他们并不欢迎你。”还有一个军官骂他：“你这个古巴蠢货！”
 可是，如果他是愚蠢的，那么耶稣可能也不那么聪明。　　
　　
　　
 他死的潦草，轻易。不过是几个不知名战士的乱枪，他们接到的指令，是别打他的脸就行。子弹扫射过来的时候，格瓦拉也不过是血肉之躯，但他却永远留在了三十九岁，留在了鲜血淋漓的青春时代。

“我感受到生命中一些强大的东西，这不只是股强大的生内在力量，还可以传给他人。我的使命有种宿命感，让我从所有的恐惧中解脱。”——切·格瓦拉

世界上确有那么个别的人，他们的知觉告诉他们，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用自己的苦难去换取别人的幸福。他们天然的背负有拯救所有人的重任，并且他们必将为此丢失生命。艾内斯托·切·格瓦拉是他们中的一个。

这样的人是什么人。萨特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完人。其实他们必定不是完美的，但他们是最高级的人类。他们无视自己的得到的和可能失去的，而只为所有人获得他们该得到的东西而牺牲，而救赎。

格瓦拉中枪倒下的时候，影片的主观镜头从清晰到模糊，代表瞳孔的发散，意识的结束。但那一刻电影里响起的类似耳鸣的声音，却让我肯定，导演感受到了格瓦拉感受到的强大生命力量。那是力量的一种表达，一个生命的结束，而他看到了自己将在未来千秋万代的青年中成为不落之星。

总是觉得他没有死，总是觉得他活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

一个玻利维亚战士对游击队里动摇的当地农民说：拉蒙（格瓦拉化名）本应该和他家人，和他的汽车，在古巴享受着舒适的生活。但是他来到这里，他想给你们一个更好的生活，这样你们的孩子可以学习读和写。我只不过是个面包师，我曾是个奴隶，但是有一天我会自由。

看到这里，眼睛不由自主地就湿润了。一个人，能够得到了尊重和名利，然后从纽约联合国的讲台走下，来到原始丛林，抛弃一切，不顾生命，为的是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受压迫者，甚至不是自己的同胞。这样的人不是完美的人，又是什么。

对比其他以革命名义的人，不仅自己有了想要的，连自己的子孙都可以享有那些以革命名义得到的东西。一切昭然。

他没有死，我坚信。因为这样的人如果死了，人类没有任何理由再延续下去。

2003年的夏天，我四处搜求，终于买到了一只印着那只著名头像的帆布背包。有一次背着它坐公车时，听到旁边有个少年问身边的女生：“知道他是谁吗？”女生答曰不知。他便解释：“他叫格瓦拉，唱摇滚的，可出名了。”

这结论情有可原。我还在卖这个包的店里买了一件科本的T恤。那里还有列侬、滚石等一众图案，只是没有迪伦。一度成了我的老大遗憾。那几年切突然加入了摇滚明星的行列，和张广天、黄纪苏的《切·格瓦拉》多少有点关系。此剧“被评为2000年中国知识界十大事件之一”。之后，就听说这两位主创都上山投奔某乡去了。这部伟大的“史诗剧”也许便是投名状。

现在我已经明白，消费是最无力的表白，占有一个符号和物件说到底是钱的事，与理想主义什么的风马牛不相及。喊口号相比之下更牛一点，前提是得有人听。当把电影拍到上下两集的时候，想让人听就有点困难了。

《阿根廷》采用的是索德伯格比较擅长的“多线交叉”法，把1964年格瓦拉前往联合国发言的美国之旅和1955～1959年的古巴革命交替穿插起来。前者采用黑白影像，后者用彩色影像，都采用大量手提摄影，带有浓重的仿纪录片色彩。二者的交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互文”效果。黑白部分中格瓦拉接受采访时的陈述，变成了彩色部分中战斗场景的画外音，似乎成为他对过去战争岁月的一种解读；而彩色部分中的游击生活，对黑白部分中格瓦拉在联大的讲话，尤其是他对拉美国家代表的反驳，也形成了一种背景的投射——革命果实是用他亲历的流血牺牲换来的，他有权用任何方式去捍卫它。他在采访中恍若独白的那些回答：关于革命、信仰、人性等等，与画面中他在游击队员中间的表现并行，巧妙地让观众在不经意间接受了这种“格瓦拉谈格瓦拉”的效果。

这也是为何我更喜欢《阿根廷》的原因。单从影像文本上看，索德伯格已经达到了目的，制造出了其实并不乏疑点的真实感。但这种真实又不是那种“纪录片”式的真实。实际的《阿根廷》看起来更像一场梦幻：黑白部分中屡屡出现对格瓦拉面部的特写，各种角度的强烈光线对比画面，而彩色部分中很少有他的近景镜头，表情也大多被军帽的阴影所遮盖，只有当他戴上那顶著名的贝雷帽之后，才更多地露出了面孔。炎热的丛林、翠绿的玉米地不断忽然切换到纽约的黑白都市。这两个世界之间的隔膜与距离，正像革命的胜利一般不可思议。然而切就游走在它们当中。我们看不透他，正如他也看不透它们。想找到他的哪一句话是真实的，哪一句是泛泛的敷衍，并不比从那场已经被“日常化”的革命中找到决定胜利的一次交火更容易。

观众就是在这些幻觉中看到了神话的“常人版”：一个携带着沉重的哮喘穿行于丛林的病人，一个总惦记着教新兵们读书写字的“战地知识分子”，一个像小学老师一样解决战士告状的“教导员”，一个坚决处决祸害百姓的逃兵的“铁面法官”。甚至是一个无异议无条件接受菲德尔·卡斯特罗所有人事调动的“忠诚战士”。这仍然是一种耳熟能详的英雄套路。只是在索德伯格的加工之下，狗血被影像的叙述稀释掉了。而摄影机也根本不让人看清他的表情。它只要观众知道，切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些对他都是非常自然的表现。就完了。那些模糊、沉思、捉摸不定，只在黑白世界里闪现而过。那时，他已经不在革命当中。

革命缔造了神话，革命本身就是一个神话。

在影片的结尾，补全了开头两位未来领袖在阳台上的对话。之前卡斯特罗问：“你是不是觉得我疯了？有点疯狂是好事。”而两个多钟头后，观众才看到之后切告诉他，自己要在古巴革命胜利后继续“解放全南美”。卡斯特罗的回答是：“你也疯了。”

等到《游击队》的开场，已经是1965年。正好砍掉了切“建设和平年代”的那段历史。很明显的避重就轻。但此间古巴高层的某些“内幕”，恐怕只在唯一的知情人卡斯特罗那颗83岁的大脑里存着，外人是搞不到手了。牛人如CIA，也只能根据M主义政党的某些习性来玩推理，以为切和托洛茨基一样，已经被自家的老大清洗，告别信什么的，全是伪造品。幸而最后切又现身在刚果，给美帝国主义的谣言以致命的反击。那时，他已经告别了地球人的常识。

从形式上说，《游击队》是部“正常”的电影。中规中矩，按时间顺序讲完了切在玻利维亚的三百多天。从化装入境、组织队伍，到转战密林，最终覆灭。当情节变得残酷时，往往给人的感觉才更加真实。因为“胜利叙事”的套路正在被一次次的失败证明并非定理——同样的宣传美好未来，为村民施医送药，不动百姓一针一线，却无法打消那些木讷的面孔上疑虑和恐惧的神色，更无法让他们跋山涉水地前来投奔。相反，他们报之以说谎和出卖，直至围观了英雄被处决。

切还是那个切。他拖着沉重的哮喘，读着书，解决战士之间的纷争，坚强而公正。但在完全相反的境况面前，他的力量显得越来越疲弱。其实并不是他在变弱，而是现实在变强。这时观众才能感受到，所谓的传奇之光环，不过是被胜利的结局涂抹上的虚饰。同样的举止，在收不到积极效果的情况下，就不再那么高大了。反而有些“形式主义”。因此，请不要相信什么过程比结果重要。对每一个追随切的人来说，与民众一起欢庆胜利、开着吉普车进军哈瓦那，和饥寒交迫、带着感染的伤口行军，没有任何防备地死在某个鸟不拉屎的小镇上，根本不是一回事。就是这同一个人，前者让你觉得他无所不能，而后者让你疑心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只有胜利的革命才能缔造神话，只有胜利的革命才是一个神话。

所以，切和所有的人一样，只是一个人，他生命的结局并不完全取决于他自己。无须再用“暴躁”、“滥杀”这些更戏剧性的东西来突出这个性格的矛盾复杂。即使他简单到只是一条线，这条线仍然不可能是笔直的。因为他是在一个如此高低起伏不平的世界上行走。密林可以是胜利的摇篮，也可以是迷失的绝路。至少，还原如此残酷的游击生涯打破了那些关于“追求浪漫”的传闻：谁能觉得这种生活是浪漫的？

我有时怀疑他也是中了玻利瓦尔的毒。那位南美的“解放者”一气解放了五、六个国家，其间付出了不计成本的代价。而那些被他解放的人，无法接受他的“拉美合众国”设想，终于变成了他的敌人，甚至想暗杀他。切的区别，是只在走出第一步的时候就被干掉了。帮助一个国家赶走殖民地总督，和帮助一个国家推翻现有的政府再换一个，毕竟是两回事。后者注定不会被所有的人视为“解放”。玻利维亚，这个用“解放者”的名字命名的国家，毫不客气地成了新梦想者的葬身之地。

《游击队》的结尾也用了一次回溯，这次是切和卡斯特罗一起乘船驶向“革命道路”的那段镜头。历史回到了起点，胜负未卜，前面可能是神话，也可能不是。两个“疯人”面对着苍茫大海，沉默无语中带些忐忑和茫然之意。他们都只是人。

一个比另一个多活了44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