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之像

约书亚·奥本海默继《杀戮演绎》后再次聚焦印尼苏哈托统治时代对共产党的屠杀，受害者家庭成员采访施暴者本人及家属回忆这段历史，那个黑暗暴虐的时代之后，反共者依然掌权，当年的凶手依然可以以英雄自居而把杀人经历侃侃而谈，而只是想得到一句抱歉及愧疚是如何困难，在影片最后一老妪痛苦流涕的道歉可能是给了一个难得的圆满，但是这件事件背后的人性泯灭及政治逻辑值得深思。超过50万华人遭到惨无人道的屠杀，没有追责、没有制裁可以理解为对和平的珍视，但多数华人的对此类事件的遗忘以及独对南京大屠杀的愤懑，同时多代印尼人对此的遗忘及认同无疑看到了不同政党却近似相同的洗脑手法及反人性的政治逻辑，我们应该知道更多的历史真相，才能有客观的历史认识及更为正确且自由的思考，强加的、被灌输的认知只会塑造一代又一代扭曲的人性及荒诞的品格

我对印尼毫无了解。因此矫情地说，在这部谈论遗忘的纪录片面前，我也属于失忆者。写这篇影评的目的，不是要评论这段兽性横流的历史，只是为了记下影片对于一个无知观众的影响。

我看见三个版本的故事：


版本一

1965年，主人公的哥哥被屠杀了两次。第一次，他的肚子被划开，跌跌撞撞穿过田地逃回家里。夜晚，他呜呜呼唤，向妈妈要咖啡喝。翌日，杀人凶手又至，从母亲手中抢走了垂死的他，把他带到河边，从身后切开了他的下身。

他的死，仅仅是一场大规模杀人行动的粒子。这场以反共之名扩散的政变，最终演化成”平庸之恶“的典型案例：近一百万人被残忍处死，而凶手们却坚信自己只是履行了职责。

多年以后，带着父亲的失忆、母亲的不忘，主人公开始借助导演和自己，四处寻访当年的杀人者和幸存者。他发现杀人者们如今大都生活富足，并在导演的镜头里得意洋洋地重现当年的兽行；他伴随幸存者重回修罗场，默默听着一些旨在化解罪孽的祝祷。

他问了杀人者很多问题，最主要的，是想以道义之名引他们悔罪。结果是，基层凶手只爱谈杀戮细节，当年的指挥官则对他连哄带吓，没有人做出悔罪的表示。

不过，有几个凶手提到死者之血的功用。据他们回忆，由于当年杀人太多，凶手们普遍相信，只有喝了死人血才能避免发疯。

有两次寻访，凶手的家人也受到质问。他们均推说此前不知亲人的恶行。最终，两个人表示了歉意，另两个人则表现出愤怒和厌烦。满脸横肉的凶手儿子对着镜头讲道理：我爸爸杀了某家的家长，但几十年来，我们和那家还是好邻居，伤口早就长好了。你现在跑来骚扰我，非得戳破愈合的伤疤，你要干什么？

另外一个人的道理更为精炼：只要还有人记得这场惨事，惨事就一定会重演。这句话被某个当年的大统领翻译成政治语言，就是：哪个家里死了人还追究此事，哪个就是潜藏的共匪！

末了，主人公的父亲在自己家中惶惑地爬行：他终于不记得自己身在何处，并因此害怕不已。主人公的母亲见到了一个当年的幸存者，把皱纹堆垒的泪眼贴上对方的大手，哽咽道：“你还活着。我儿子死了，你还活着。”

她和丈夫南辕北辙。她永远也忘不了那个被人杀掉两次的儿子。


版本二

1965年，印尼社会的一部分人杀了一部分人。

导演被杀人者长久的洋洋得意震撼，决意探寻他们的心灵。

他当然认为这是一件大惨事。但当他把镜头逼近这些杀人者蠕动的五官时，评判渐渐褪去。他细致观察着这些脸，对它们所指代的意义系统表示深深的惊奇。

这是道义可以评判的事情吗？他逐渐产生了如此一问。于是，他也把同样的观察集中在主人公噙满泪水的脸上。这一套蠕动的五官，就一定比杀人者的脸更有力量吗？

母亲肃穆的面容，父亲骨瘦如柴的裸体，这些湿热画面的力量，也是杀戮回忆的参与者吗？导演慢慢看着，呈现着。

最终，故事还是故去了。影像则长存，那里面没有凶手，只有很多张你读不懂的脸庞。


版本三

在印尼，作威作福的人们往往是一场屠杀的凶手和受益者。任凭受害人百般质问，他们依然对自己的恶行洋洋得意。天理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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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影之后我才知道，导演在巡展期间带上了主人公，两人在各地放映现场一道回答提问。主人公不会说外文，导演就给他做翻译。

鉴于影片镜头的运用比较残忍（总是用逼视的方式观察受访者的脸），我妄加猜测：在保持叙事平衡的前提下，作者似乎在用第三个故事吸引话题（带主人公巡展）、用第一个故事追求艺术高度（真实素材拼接而成的诗体结构），而他的创作激情，则很可能主要归属于第二个故事。

时隔两年，曾凭借《杀戮演绎》一鸣惊人的约书亚·奥本海默携新作《沉默之像》归来，又一次打破了历史的“沉默”，赢得了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成为电影节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赢得如此重要奖项的纪录片。没有花哨的概念，没有再度采用“演绎”的方式重现血腥残忍的情景，《沉默之像》直截了当地让刽子手和受害人面对面交锋，震撼程度，自不待言。

影片在对印尼“九三零事件”中犯下累累罪行却至今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的刽子手的采访中缓缓展开。如果说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在他的上一部作品《杀戮演绎》中尚且表现了一点点乐观的话，《沉默之像》则很难说还对人性抱有什么期望和幻想。在主人公阿迪采访的所有人中，没有一个愿意承认他们在大屠杀过程中犯下的累累罪行，其中甚至包括当时看管监狱的阿迪的叔叔。一所学校里，历史老师绘声绘色地给学生们描述印尼共产党人的凶残和印尼人民反抗共产党人的壮举，然而事实上，除了这种政治宣传造成的恶果真实存在，那些所谓“史实”根本子虚乌有。

《沉默之像》最引人入胜、同时也最戏剧性的一面已经不再是《杀戮演绎》里杀人恶魔对自身罪行毫无悔过之意的炫耀——也有可能是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常态的变态”——也不再是影片结尾处杀人魔王痛苦的悔过和《发条橙》式干呕，而是杀人者与当事人的对峙与沉默。令人震惊的是，尽管事实清楚、天理昭彰，当事人往往还被刽子手搞得哑口无言、理屈词穷，一些当权者甚至依旧可以面目凶狠地指控阿迪和摄像机后的奥本海默有意进行“共产主义政变”，实在让人感到既可笑，又可怖。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嗜血者对罪责的否认都让指控变得无从着力，针锋相对之后得到的不是确定的“对”与“错”，反倒是更大的疑惑：人们不禁要问，这种“群体性否认”造成的“责任真空”到底应该由谁来填补？是平民、政治家、国家，还是那些所谓的“共产党员”自己？而另一方面，《沉默之像》在考验刽子手的同时也在考验观众的良知：当我们面对那些垂老的恶人，到底是应该饶了他们、既往不咎，还是把他们碎尸万段，“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换句话说，除掉恶人，会不会意味着新的邪恶就地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沉默之像》带给人们的思考甚至超过了《杀戮演绎》，因为它不再仅仅关乎历史、提供镜鉴，更让观者手持屠刀，自行决断。

当然，对于奥本海默在片中提出的种种问题，受害者年已过百的母亲做出了颇具良知的回答——“上帝会惩罚他们”。但无尽的忍耐和过剩的良知是否又会助长邪恶？或许又是另一个无解的问题。

在北影节映后谈中，《沉默之像》的制片人谈到奥本海默想要拍摄的并非一纸昭冤的“诉状”，而是一首残忍的“诗歌”。的确，相比《浩劫》（克劳德·朗兹曼）、《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潘礼德）等大屠杀电影所表达的悲痛、谴责和永远无法抹平的伤痕，奥本海默的纪录片似乎更趋于展现受害人的遗忘和平静，比如片中受害人的老父亲已然失去了视力，甚至忘记自己儿子的姓名，仿佛五十年的时间已经足以把一切罪行洗刷干净。正因如此，导演奥本海默选择了“验光师”和“插片镜架”这样统领全局且极富象征意味的“诗眼”，仿佛就是要借刽子手一双慧眼，“让你把这纷扰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同样让人拍案叫绝的还有片中所谓的“跳豆”（内藏飞蛾的灌木种子）。在影片结尾，百岁的老母亲手捧三四颗一跳一跳的豆子，盼望着死去的儿子能够“化蛹成蝶”。这个意象无疑如诗般唯美，但反观那张刻满皱纹的脸和那些无法挣脱壳子的生命，又何尝不是一种残忍，一种悲哀。

片子很好，歷史的真相很有必要讓人們知道，但在向人們揭示真相的同時，對屠殺者無辜家庭的保護也是很必要的，尤其是在當地不穩定的政局下放映，並有可能改變當地人歷史認知的情況下，我們希望所有被害者的家人都可以寬恕罪人直視歷史，但我們無法保證所有人都能做到，無法保證所有人都可以像Ali那樣平和，並且，我相信我們並不希望他們無辜的孩子會在學校中揹負著“屠殺者的孩子”的稱號長大，而本片在不會影響表述的情況下並沒有對殺戮者的家屬採取任何影像保護處理，讓我很失望，同時，片後主創交流上，對於我的這個媒體道德問題，那位丹麥女士的回答，也讓我非常非常失望。

Adi的爸爸早就开始不记事了。他半身不遂的陷在轮椅里，像一块轻飘飘的过期瘦肉，被老婆扯上床，一遍遍擦拭七零八落的肢体。他忘记了年纪，反复念叨着自己只有十六七岁，虽然老婆口中的103岁也有那么些夸张；他忘记了儿子的名字，包括在院里对着他耳朵大声说话的Adi，以及那个在1965年离家后就再也没回来的大儿子。他只记得儿时的那些苏门答腊童谣，奄奄一息的吐出歌词中美丽的姑娘、清澈的河流……

可是，家乡亚齐的河流早已不再清澈，1965年“九三零事件”后，掌权的军官总统苏哈托在印尼全境对疑似共产党员的猎杀活动，同样点爆了这里。好几千的知识分子和年轻人，被虐杀后丢入河中……后来，河边的居民再也不吃鱼了，因为鱼儿估计已经被他们的孩子喂肥了。这其中，也包括老人遗忘的大儿子、Adi从未谋面过的哥哥，他在一个夜晚被行刑队捅伤后又挣扎着逃了回来，军队接着又来抄家，以带去医院为借口，在半路上折磨并割下了他的阳具，再将残缺不全的肢体丢到了河中，和其他许多年轻人一样。

罪行本来并没有被遗忘，甚至是以某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战果”，屡屡被凶手得以的提及甚至炫耀。有着百万计人命的刽子手，继续做着这个国家主人公，他们是地痞流氓、警局长官甚至政府官员；而受害者家属，则在恐惧远大于谅解的情绪下，战战兢兢的与杀害他们子女兄弟的凶手为邻。

会说苏门答腊语言的美国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早在13年前，就开始介入对大屠杀记忆的影像纪录工作。并在2012年成就出一部结合着当代艺术和戏剧表演的伟大纪录电影《杀戮演义》，片中加害者们对重演屠杀场面的那种得意忘形，让观众不寒而栗。从他们身上，根本看不出一丁点的愧疚和悔恨，他们睡得很安稳，活得很惬意，良心很安稳，甚至相信自己身后可以上美好的天堂。

这样的情形，证明着印尼的国族记忆，肯定出了大问题。

这次，约书亚再接再励，从受害人视角入手，杜绝了其他形式主义的艺术手段，而更深邃的呈现出又一部纪录力作《沉默之像》。片中那位勇敢追寻真相的主人公Adi，并没有经历过大屠杀，而是痛失长子的母亲若干年后才生下的“替代品”。通过与约书亚的认识和交往，他看到了导演从2003年到2005年拍摄的右翼行刑队之“表演证言”，其中的不少“表演者”还继续出现在这部《沉默之像》中。这些素材，或许是促使Adi想要寻找哥哥死因的导火索，即便他与哥哥从未谋面。他不想复仇，只是想在刽子手们升天前，从他们或亲人的嘴里听到一句“对不起”。

事实证明，要实现这个理所当然的简单心愿也并不容易。屠杀的幸存者劝他适可而止，“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包括母亲在内的受害者家属，担心着知道越多伤害越深；凶手家属沉默良久后，不高兴的回应，“我们从没听父亲提过这些事，约书亚和你干嘛非要来揭开伤疤，就不能在现实里好好相处吗？”；还没死去的凶手，虽不至于在坚毅的Adi面前在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得意样，但也要在一番尴尬许久的沉默后，才不得已的吐出一句“对不起”。

Adi之所以能够接近这些“可怕相邻”，是因为有着一个便利的职业身份——眼睛验光师。他时不时以免费验光为名，走进这些杀害自己哥哥的凶手家中。之所以能认定他们是凶手，也是因为加害者的高调所致——他们曾在约书亚10年前的录像素材中，手舞足蹈的复述着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用什么酷刑杀了什么人的“英雄事迹”，其中一位甚至出版了漫画绘本，分篇章讲述着自己杀死32个共党分子的故事，并声称曾喝下受害者之血，“那样可以避免精神问题”。

遗憾的是，在印尼，包括大屠杀在内的任何案件都会在18年后失效，意味着那些刽子手们永远也不会受到法律惩罚。可国民历史教育却对孩子们进行着黑白颠倒的洗脑，纪录片镜头跟到Adi儿子的课堂上，老师生动的讲述着“九三零事件”，“没有信仰的共党分子俘虏并虐杀了六名军官，挖出了他们的双眼。”而在另一段1967年NBC新闻纪录片中，右翼行刑队员在镜头前讲述：“苏哈托上台后，共党分子们纷纷投降，踊跃要求处死自己。”

于是，验光师的职业身份和积极寻找真相的行为，也代表着导演希望能借助纪录片之力，至少对洗脑教育进行那么一点扭转。前作《杀戮演义》在今年奥斯卡上的夺目表现，也证实着有良知的电影始终还是能发挥正义力量的。得意忘形的刽子手门开始担心审判会不会重启，而就在今年7月，印尼也总算在独立65周年后，首次实现了民选政府。
悲凉的是，Adi并不能收获大多数加害者的“对不起”，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笑眯眯的死去，剩下的也行将就木。而受害者们，要么也因老年痴呆症的到来渐渐失忆，要么继续在恐惧带来的沉默惯性下，不敢言说曾经发生的一切。毕竟这里是有意无意从不去记忆什么的印尼——我们俗话里“将一切忘在爪哇国”的地方。

Adi的老妈妈玩着桌子上的跳豆，念叨着大儿子的名字，希望听到呼唤
的他，能在壳子中显影一刻；影像素材里的刽子手来到河边，比划着胜利手势，合影留恋，电视机的这边，Adi一动不动，一幅沉默之像。
   首尾呼应着，黑夜里，泥泞土路上缓慢行驶来一对卡车，几束昏黄的前灯在景深处煞是耀眼，像是火焰开始燃烧，又像是一场实打实却又注定永远不让人看清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