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生的金智英

《82年生的金智英》改编自韩国同名小说，一经上映就在本土引起了巨大的话题性和争议，在国内流出资源后则又被广泛地称赞为一部具有社会意义的现实主义佳作。不禁想要自问一句：一部作品的“社会意义”要如何去衡量？是根据讨论的热度吗？作者的人文关怀又在哪里能体现？是根据选取的题材吗？我们又该如何判断一个创作者的创作动机是否够真诚？是否含有算计的成分？是根据导演的性别吗？

电影通过闪回结构组合出了一个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几乎所有伤害和不公，但无论闪回段落还是编剧设计的主线矛盾都具有过强的独立性和一般性（说不好听就是像段子），而这些内容却又老生常谈、过于浅白，那些情节里的人物可以替换成任何女生，那些冲突在国产电视剧里也屡见不鲜，金智英却在这种功利性的罗列中显得断裂性格缺失，为了使素材延伸出更大的广度而牺牲了人物的深度和作者的观点和立场。所谓“社会意义”的成立在于电影提出了新的问题，或者对已有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提供了新的视角。

创作者真正贴近其想要关注群体的外在呈现一定为表现出其对客体的观察和了解，而非对众人皆知的事实进行堆叠以博取大众的集体认同。足够能证明创作者人文关怀的策略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给予人物绝对的尊重并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让他独立于文本、具有性格，从而通过他和外部世界的差异以及自发的冲突凸显出创作者想要警示人们的问题，比如阿涅斯.瓦尔达的一些剧情片（《天涯沦落女》）。另一种是针对特定的事件，集中、细致、完整地表现个体面对情境的行为和反应，还有什么比欧容在《感谢上帝》中不惜放弃节奏去事无巨细地还原性侵受害者步履维艰但义无反顾的维权过程更加令人动容鼓舞的呢？《金智英》追求全面导致的片面，追求中肯导致的二元化，都无法引发大众真正面对结构性根本的自省。所谓“人文关怀”，主体自然应该是“人”而非“事”。“作为群体的代表或者象征”也并不能成为人物符号化、功能化的理由，《爱丽丝最后的逃离》那样一个架空封闭的寓言叙事，夏布洛尔仍然赋予了人物极强的自主性和行动力，都不能成为一个“人”又凭什么“代表”或者“象征”呢？

至于创作者的动机，作为观众我们永远无法也没有必要追求“真相”，因为作品一经完成就会脱离作者，和作者互不代表，自成为一个表达主体。就像谁又知道毕志飞是不是真的怀着一颗赤诚之心拍出了《逐梦演艺圈》呢？

除了结构性的肤浅，还有两处具体的情节设置值得质疑，一处是结尾金智英通过将自身经历写成小说的剧情该如何理解？算是一种改头换面、走向独立，为广大女性发声、传达控诉？还是对女性身份和过往的进一步自我剥削？历史上不乏女性以文学艺术作为个人实现的出口的前人之鉴，这本来无可指摘，但仅就金智英的状况来看，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首先从画面（和声音）给出的信息量可以大致明确金智英写作的内容几乎就是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其次金智英此前的工作似乎也不具有文字编辑的性质，那她是否具有写作能力？（如果一定要说金智英向来就具有这种天赋，那么影片应该给出铺垫，而不能是观众脑补的结果）。也就是说，一个大概率没有文字功底的女性把自身经历以小说或者自传的形式传播给大众并且获得了极大认可以及某种实现，这算不算自我剥削？我们不能说这在道德上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只是跟影片结尾带有正向和解意味的基调不是那么匹配，使表意显得语焉不详，缺乏信服力。高调阳光的结尾甚至会无形中输出这样一种立场：女性在社会竞争中理所应当地无法进入男性为主的职业体系，与他们平等的共享其它社会资源，一定要通过边缘化自我的方式求得夹缝中的生存。

第二点质疑关于金智英的疾病，很容易理解这种设置“表现金智英被压迫之深”的原初用意，是一种单向的反馈，环境压迫作为“因”，病理表现作为“果”，在商业片叙事系统内尤其又是极爱煽动情绪的韩国电影这种策略无可厚非。但从丈夫打算辞掉工作后，这种因果逻辑在无形中被调转了：婆婆打电话向妈妈提出指责和不满，妈妈起先据理力争，直到婆婆指出智英有病，这是妈妈崩溃了。人物情感指向从这里开始偏向了“面对疾病”和“自我治愈”，疾病反成为了传统压迫的话语材料：其实一切矛盾都是因为你有病！就赶紧治病去吧！这种因果概念的倒置之于原初逻辑变得悖论、左右互搏。

金智英生于1982年，而这部电影拍于2019年，女性电影早在60年代伴随着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呈现出形式和内容的多样性并且延续至今，近年更是各种“女性的声音”风生水起，连超英和迪士尼动画电影都要割一把女权的韭菜，这类作品实际上早已成为了对主流的应和讨好。所以这样一部用笨拙的语言重复着大量陈词滥调，如同马后炮一般的“故事会”文本的出现，究竟是社会意识的觉醒？还是影像的倒退？

《82年生的金智英》未映先火，很多人在它上映之前就知道了这部电影。

因为这部电影，以及原著小说，还有和它相关的明星都曾陷入舆论漩涡。

当初原著小说上市的时候就掀起了一股巨大的风波，很多韩国男性说这部小说过度地宣扬女权主义，是一部迎合女性、讨好女性的谄媚之作。

当宣布要将这部小说搬上大银幕的时候，更是遭到了韩国男性强烈的抵制，甚至有人请求青瓦台封杀这部电影。

看过这部小说的明星会被问候全家，担任这部电影女主角的郑有美更是成为人们攻击的对象。

到底是怎样一部小说（电影），会面临如此铺天盖地的差评，会被无数人抵制？

如果你不喜欢一部电影，你大可在看过它之后打一个差评，何必在还没看过它，甚至它还没拍出来的时候就抵制？

里面到底有怎样的情节，能让这么多人对它恨之入骨，以至于不希望它被拍出来？

有人说过：如果社会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这种声音一定是谎言。

事实也的确如此，人们批评《82年生的金智英》，不是因为它真的是一部烂片，而是因为它太真实了，真实得让人害怕。

它让女性感到感同身受，也让男性感到被戳到了痛处。

你瞎说大实话，戳到别人痛处了，他会给你好脸色吗？他只会否定你、抨击你、辱骂你，说这是一部烂片。

像《封神传奇》《富春山居图》这种真正的烂片才不会有那么高的热度，也不会那么有争议，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它是烂片，不值得浪费那个精力来讨论它、抵制它。

反过来说，一部电影能让全国男性都去抵制它，绝不是因为它是烂片，而是因为它说了大家不想听的实话。

在重男轻女现象普遍的国家，有人拍了一部揭露人们重男轻女的电影，你揭他们的短，他们自然要抗议。

影片中，金智英在家里排行第二，她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弟弟就是家里的掌上明珠，是温室里的花朵，什么活都让两个姐姐干，绝不让弟弟受一点委屈。

父亲去英国出差，给弟弟的礼物是钢笔，给两个姐姐的礼物就是笔记本。

弟弟去看望二姐金智英，打电话问父亲：二姐喜欢吃什么。

父亲说她喜欢吃豆沙面包。

其实金智英喜欢吃的是奶油面包，她一点都不喜欢吃豆沙面包，是弟弟爱吃豆沙面包。

三十多年了，父亲都不知道女儿喜欢吃什么，只知道儿子喜欢吃什么。

弟弟只要干一点活，姑姑就会说：这家的女儿们真会搞特殊，干嘛叫年幼的弟弟搬东西。

大姐反驳道：他哪里年幼了，都年过三十了。

姑姑却说：就算白发苍苍，老幺就是老幺，真不懂珍惜自己弟弟。

女人干活就是应该的，让男人干活就是搞特殊。

他们还不承认自己重男轻女，只是说是年长的要让着年轻的。

所以大姐当年不得不报考师范大学，做老师来供养弟弟妹妹。

被迫选择不喜欢的大学，被迫选择不喜欢的职业，被迫选择不喜欢的生活，就因为她是女人。

小时候她的梦想是去丹麦、瑞典、芬兰，然而现实是她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假如她是男人，也许父母不会强迫她读师范大学，不会强迫她上班来供养弟弟妹妹，那么她的人生会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

弟弟年龄更小，所以处处都要让着他；姐姐年龄更大，所以她就要做老师来供养弟弟妹妹。

果真是年龄的问题吗？

但是金智英的母亲美淑并不是最大的孩子，她还是兄弟姐妹中成绩最好的，还是在父母的逼迫下退了学，放弃了做老师的梦想，年纪轻轻就去做衣服，打工供养她的哥哥们读书。

所以说啊，和年龄有什么关系，是男孩就被当做一块宝，是女孩就被当做一根草。

美淑小时候要打工供养哥哥们，长大了还要照顾丈夫和孩子。

她这么辛苦，她的婆婆不庆幸自己有个好媳妇，反而说她是因为儿子才能这么享清福。

连美淑的母亲也说：女婿很了不起。

明明是女人包揽家务，婆婆不仅归功在儿子上，还对美淑说：总之家里至少得有四个男的，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再生个儿子，这可都是为了你好。就生了个智硕，太空落落了。

美淑生一个儿子都那么累了，你还要她再生一个儿子，你想累死她吗？

不过也有明白人：我也生个女儿就好了，儿子都没用，看她们为妈妈摆饭桌，真孝顺啊。

十年过去了，到了金智英这一辈，但是这个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好。

金智英小时候放学回家遇到了怪叔叔，父亲不去责怪怪叔叔，不去反思他不接女儿放学，让她自己坐公交车回家，反而怪她为什么非要去那么远的补习班，怪她穿着不得体，怪她裙子太短（其实金智英穿的是校服），怪她逢人就笑。

是她被尾随了，她是受害者，父亲反而去怪她。

金智英的姐姐上高中时和朋友们合伙抓了暴露狂，把他交给警方，结果被老师们狠狠教训了一顿：女生不知道羞耻。

又过了十年、二十年，她们长大了，一切还是一样的。

金智英没结婚的时候，婆婆叫让她早点结婚。

结婚了，婆婆又催她生孩子。

生了女儿，婆婆又催她再生个儿子。

女人做家务是她应该做的，男人做家务就会被夸是个好丈夫。

女人照顾小孩是她应该做的，男人把小孩交给岳母照顾，人们就会夸他真了不起。

男人不照顾小孩是应该的，女人生完孩子不到一个月就复职就是不称职的母亲。

你要是敢让丈夫请育儿假来照顾小孩，你就是疯了，太过分了，竟敢毁掉我儿子的大好前程。

父亲过生日是母亲下厨做一大桌饭菜，母亲过生日还是母亲下厨做一大桌饭菜。还是姐姐体量母亲，点了外卖。

以前金智英的父亲只给儿子买钢笔，现在父亲也只肯给身强体壮的儿子买中药，眼中根本没有产后抑郁的女儿。

重男轻女不仅体现在家庭，也体现在职场。

金智英工作能力没有任何问题，甚至还是属于能力比较强的，上司经常表扬她，但仅仅是因为她是女性，就没有被选进企划组。

落选的不只是她，整个企划组都只选了男性，没有选女性，因为公司希望组建一个5年以上长期小组，公司觉得女职员很难长久。

就因为他们“觉得”，就剥夺了女职员的机会和权力。

而且这种现象并不是韩国特有的，在全世界都很普遍。

很多岗位不招女性，除非你的能力比男性出色很多。

还有很多岗位虽然男女都招，但是男女员工同工不同酬。

比如前两年《金钱世界》男女主演补拍酬劳相差1500倍。

金智英的上司金组长能力就很强，但就因为她是女性，根本没有晋升机会，不得不辞职去单干，而同期入职的男同事全都晋升为科长了。

领导根本不尊重金组长，还阴阳怪气地对她开一些并不好笑的玩笑，金组长还不能生气，被diss了还要陪着上司一起笑。

金组长这表情明显是领导太过分了，她都想站起来把领导打一顿了，但最后还是忍住了。

虽然在下属眼里她是成功女性，但在领导眼中，在家人眼中，她不是好母亲，不是好老婆，也不是好女儿。

“事业有成又如何，孩子毁了什么都完了。”

为了这个家，金智英的母亲没能实现做老师的梦想，不想做老师的姐姐却被迫选择了她不喜欢的职业。

母亲还说：当时的女孩子都是这样的。

说明金智英的母亲、姐姐为了供养弟弟妹妹而做出牺牲并不是个例，是很普遍的现象。

金智英也是如此，她做了妻子、母亲，就放弃了写小说的梦想。

人们看不到她们做出了多少牺牲，看不到她们放弃了多少想做的事，又咬牙做了多少不想做的事。

到最后，她们还随时都会被人身攻击，被称为“妈虫”。

（妈虫：用来贬低无法管教在公共场合大声喧闹幼童的妈妈，或无收入的全职妈妈）

金智英用丈夫的钱买杯咖啡也会被说闲话；

如果她去上班挣钱，婆婆又会说：你上什么班？你一个女人能挣多少？有你丈夫挣得多吗？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愿意请育儿假做家庭妇男的丈夫，就算丈夫同意，婆婆也不会同意。

因为婆婆以前就是这么过来的，她觉得这样就是对的，放弃梦想是对的，任劳任怨也是对的。

她小时候被压迫，长大后就去压迫别人。

她小时候讨厌人们重男轻女，她受尽了重男轻女的折磨，她长大后就成为了自己最讨厌的人，一代传一代，恶性循环。

为什么这部电影会被韩国男性抵制，甚至请求青瓦台封杀它？

因为这部电影批判的就是他们。

他们的家里就像电影中描述的那样，他们的公司也像电影中描述的那样，而且只会比电影中的情况更严重、更恶劣。

电影并没有卖惨，也没有刻意放大女性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恰恰相反，金智英已经很幸运了。

电影最后，男主角郑大贤说服母亲请了育儿假，金智英没有像母亲、姐姐那样被迫放弃梦想，而是如愿以偿做了小说家。

这个结局太美好了，也太理想化了。

不仅如此，金智英的母亲也对她很好，父亲说她的时候，母亲会维护她，父亲只给儿子买中药，母亲也会批评他。

金智英的父亲虽然有一点重男轻女，但至少还会反思自己，妻子说了他之后他赶紧就打电话再给女儿买一箱中药。

婆婆也重男轻女，但最后还是选择尊重金智英和郑大贤的决定，金智英工作，郑大贤带娃。

郑大贤更是一个完美丈夫，他不在乎自己的前途，宁愿冒着失业的风险也要请育儿假。

所有人都不理解金智英，只有郑大贤尽可能地关心她、善待她、帮助她。

所有人都喜欢找别人的问题，只有郑大贤会找自己的问题，还说他觉得金智英是因为和他结婚才生病，是因为他才生病。

甚至还有长辈不觉得儿子好，觉得女儿更好。

包括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弟弟，也没有因为父母溺爱他就膨胀了，还是去看望了金智英，还送了钢笔给金智英。

重男轻女的是父亲，是姑姑，他做弟弟的没什么错，但是他愿意用这种方式和姐姐和解。

要说《82年的金智英》是宣扬女权、讨好女性、丑化男性，那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导演和原著作者已经很克制了，现实中重男轻女的现象要比小说和电影严重得多得多。

现实中像金智英的母亲这样不重男轻女的人少之又少，像金智英的婆婆这样愿意尊重儿子、媳妇的决定的人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像郑大贤这样的完美丈夫更是根本不存在。

金智英有一个支持她的母亲，还有通情达理的丈夫，婆婆和父亲也并不是冥顽不灵。

即便是这样，金智英还是生活得很艰难。

但真实的情况是，绝大部分女性遇不到郑大贤这样通情达理的丈夫，遇不到不重男轻女的母亲和长辈，遇不到知错就改的父亲和婆婆，所以她们的生活只会比金智英更艰难。

有多少父亲和婆婆曾经重男轻女，后来还会知错就改？

有多少婆婆会不再坚持自己，而是让着媳妇？

有多少长辈会觉得生女孩比生男孩好？

有多少丈夫愿意拿自己的前途做赌注，请假当家庭妇男，让妻子去做她想做的事？

答案是非常少，甚至可能根本没有。

《82年的金智英》是一个美好的童话，但大家都知道，现实往往比童话残酷多了。

最近微信公众号、微博上似乎刮起了一股剖析韩国的风，这股风大概从李胜利事件开始兴起，到几天前雪莉自杀事件达到了顶峰，诸多大v或高流量公众号摇身一变成韩国问题专家，共同营造出一种高度雷同的韩国国家形象——一个“被财阀和美国操控蹂躏的傀儡国家”。其春秋笔法难免令读者产生幻觉，仿佛“财阀”或“美国”是解释所有韩国问题本质的终结理论，继而一改以前对韩国社会的漠不关心转向积极嘲讽。

视频链接：//weibo.com/7060281712/IbTV7gQF9?pcfrom=msgbox&type=comment

几天前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名为“韩国娱乐圈需要的不是女权，而是社会主义的铁拳”的视频，嘲讽韩国女性地位低下，中国还能讨论“什么是健康的两性关系”、“什么是直男癌”，而韩国人却毫无作为，因而需要的不是女权，而是“社会主义的铁拳”，底下评论一片叫好赞同，“财阀”、“殖民地”再次成为高频词汇。如此权威平台发布如此低级视频，引来如此多共鸣，不难想象任由这股风气吹下去，中国普通民众将形成一种如何扭曲的韩国观。

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上映之际，我决定谈谈韩国女性地位问题、近些年来韩国社会的厌女、仇女问题及女权运动，在铺天盖地的“伪真相”中，发出一点微弱的声音，亦为大家观影前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

韩国女性地位为何低下？

讨论韩国女性地位问题，需追溯到韩国近代女性最初登场的时期，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代转换期。随着近代开化思想传入朝鲜半岛，俞吉濬等启蒙知识分子开始讨论女性的教育问题，主张女性应接受教育，肩负起生产民族下一代、教育国民的责任，以“母亲”和“妻子”的身份，也就是“贤母良妻”成为民族的一份子。

值得注意的是，“贤母良妻”或“贤妻良母”常被误解为一种儒家传统女性美德，然而这却是一个现代概念。“贤妻良母”的革命性在于它承认妇女作为国家一员的政治权利，通过确立女性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将其从严格由男性主导的等级制度中扮演母亲、妻子、儿媳角色的前现代习俗中解放了出来。在启蒙知识分子的眼中，“良妻”是男性的伴侣以及操持家务的主管，“贤母”是为了养育更好的国民，实现富国强兵。换言之，“贤妻良母”的核心理念是民族主义，而非儒家家庭伦理——这是“贤母良妻”与传统女性的根本区别所在，然而两者的相似之处，则在于均将女性限定在家庭范围，并肯定父权。

1910年韩国进入日据时期后，“贤母良妻”论成为了殖民当局培养顺从统治的忠诚女性的手段。殖民地男性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思想驱使下，热衷于将女性推崇为民族的象征，在现实中却仍将后者捆绑在传统父权压迫地位，借此遮蔽殖民地“男性”的缺席与无能。

换句话说，在殖民地的特殊背景下，父权对女性的压迫在“保存民族固有主体性”的名义下被正当化了，这使得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帝国主义与父权社会形成了一种共谋。“贤母良妻”仍是该时期韩国男性对理想女性的规范，接受现代教育并日渐觉醒的新女性则令其产生抗拒感与反感，其反作用便是对传统女性的赞美，及对以女学生为代表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的批判。在当时男性知识分子占多数的舆论界，后者时常被刻画成虚荣、轻浮、奢侈、堕落的形象。

图为日据时期韩国著名“新女性”舞蹈家崔承喜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韩国成为了“总后（方）”，多数韩国女性在“贤母良妻”的教诲下，遵循军国主义对母性的需求，期待通过将子女献给皇军、参与生产劳动、保障战争后勤来成为“帝国国民”的一份子，她们也因而被“尊称”为“总后夫人”。

光复后，尤其在由军事政权推动的现代化建设中，韩国对国民的动员是高度性别化的。在冷战对峙格局下，国家安保的重任压在每一个成年男性之上，他们通过义务兵役制、退伍后参与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建设而直接成为了现代化的“主力军”，而女性则通过参与新村运动及计划生育运动，以家庭主妇的角色间接参与到现代化建设中，这种性别化的动员机制形成了一种“保护者、抚养生计者=男性”与“家务劳动、养育子女者=女性”之性别社会分工，亦在很大程度上延续至今。

经由上述简要勾勒，可知韩国自近代以来，女性未曾有机会作为运动主体开展过妇女解放运动，从“贤母良妻”到“新女性”的污名化，从“总后夫人”到“家庭主妇”，女性主义从来被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冷战、性别化的现代化动员机制所牢牢压制或统摄，其结果是，妇女解放一而再再二三地被“民族大义”、“大东亚共荣”、“经济建设大业”、“民主主义”等所谓“更重要”“更紧迫”的宏大议题所搁置——这便是当代韩国女性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而绝非单一地出于儒家道德观念的禁锢。

当代韩国社会的厌女现象

回到当代韩国。

首先，厌女（misogyny）现象不是新鲜事，不是韩国特色，亦非东亚特产。纵观人类历史的绝大部份时期，在大多数地区，女性都是所属或交换的对象，这是一个世界问题，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偏见。按照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的定义，“厌女”是男性为了维持自身的主体性和优越性，而将女人置于客体，将女人“他者化”，并加以蔑视的一种意识。在上野《厌女：日本的女性厌恶》一书的译后记中，译者用了一句民间俗语清晰地解释何为对女性的“他者化”，那就是，“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裳”——男性同为主体而结成“手足”同盟，而女性则是不可缺少却终究属于物品的“衣裳”。

在当代韩国社会， “厌女”超越意识范畴、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兴起，始于本世纪初。在上世纪，通过发动军事政变上台的朴正熙，为了补偿义务服兵役的男性为国家的付出，自1961年起，政府曾对所有退役男性在公务员考试、企业面试等多种重要考试中给予5%的加分，然而1999年12月23日，宪法法院宣判该加分制度“违宪”，并于2001年正式将其撤销。

当时正值韩国刚走出金融危机、全面转向新自由主义的初期，随着企业雇佣灵活化制度的推行，就业难、失业问题成为了社会常态。加分制度的取消，加剧了男性的就业压力，部分人开始将矛头指向呼吁取消加分制度的女权主义者，斥责后者借牺牲男性来追逐私利。此后，韩国相继出台了废除户主制度、性暴力/家庭暴力特别法、生理期休假制度等一系列保障女性权益的政策，愈发加深了男性“特权”的被剥夺感，厌女气氛因而弥漫开来。

厌女情绪最初盘踞在匿名的网络空间，形成了一种颇为主流的叙事框架——“作为被害者的男性” vs “作为加害者与剥削者的女性”，前者辛苦服役、保家卫国，后者则安于享乐、过度争取女权。近两年“Me Too”运动兴起，女性对性骚扰、性暴力的反抗，复又激发了前者的被害意识，在反对me too的言论中，被侵犯女性时常被描绘成诱骗纯真男性犯罪的加害者。

臭名昭著的极右网络社区“日佳일베”是生产厌女情绪的大本营。该网络社区成员多为年轻男性，在现实世界中，他们多为店员、快递员、学生、无业人员等，其中不乏文静、彬彬有礼之士，然而在网络世界中，却化身为语言暴力分子，大肆发表歧视憎恶女性、左翼人士（尤其是已故总统卢武铉）、全罗道居民、外国劳工及一切社会弱势群体的言论。

有学者指出，在韩国这样一个尤为强调“男子气概”的文化中，身处霸权地位的男性角色一旦在竞争中落败，往往会转化为对比自己更为弱势群体的歧视与愤怒。这种心理不难理解，用鲁迅的话来讲，便是“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刀向更弱者。”

上图中艾莎的手被电视台内部人员偷偷P成了“日佳”成员的专用认证手势，播出后引起轩然大波。

随着“日佳”成员的不断扩大，其影响力也从线上转向线下，制造了诸多超越常识、令人发指的“事迹”——光州民主化运动33周年前后，上传大量侮辱民主化运动牺牲者遗体的照片；世越号沉船事件后，在绝食抗议的遇害者家属面前举办嘲弄式的“暴食行动”；将日据时期慰安妇斥为“性买卖婊”……

“日佳”成员的“暴食行动”

“日佳”最突出的倾向是厌女，并创造了一大批指代特定女性的嫌恶网络用语，如上文视频中提到的“妈虫”（家庭主妇），以及各种“XX婊”：“大酱婊된장녀”（奢侈品爱好者）、“泡菜婊김치녀”（虚荣的女性）、“狗屎婊개똥녀”（自私的女性）、“啊不知道婊아몰랑녀”（无知无逻辑的女性）、“逼婊보지녀”（所有女性）等等（相比之下，我国特产“绿茶婊”算得上小清新了）。

厌女情绪在2016年韩国民众反对朴槿惠政权的烛光集会中再次发酵。作为韩国史上第一任女性总统，朴槿惠本人并未成为推动韩国社会男女平等的践行者，反而由于崔顺实干政事件，印证并加固了“女人不能从政”的偏见。烛光集会上许多海报与歌曲对朴槿惠的批判，往往并不指向其作为“总统”的失职，而将其刻画为一个虚荣的整形美容爱好者、无理性的消费狂、放任世越号沉没的无脑且无责任心的“女人”——一个“日佳”成员口中典型的“泡菜婊”。

讽刺朴槿惠和崔顺实的海报“身着普拉达的顺实”

讽刺的是，“烛光革命”最初由韩国“最女权”的高等学府梨花女子大学学生的顽强斗争所引爆，然而在后来旷日持久的集会中，却频频爆出女性被趁乱性骚扰的问题，这令女权主义者不得不宣布抵制集会，并单独辟出一块女性专属的场地集会——女性在呼吁民主主义的广场中不得不为了自身安全，而与外界划清界限，这是对民主主义本身的讽刺，广场革命终究仍是男性的专有物。

“烛光革命”最终胜利了，2017年3月朴槿惠遭弹劾，在旋即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文在寅阵营格外着重刻画文在寅阳刚的男性气质，及其夫人金正淑女士贤内助的女性特质，这不得不说是又一种讽刺。

迟来却从未迟到的妇女解放运动

对于韩国而言，女权主义运动是一场迟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其抗争对象是近代以来未曾真正动摇的儒家礼教规范，是社会长久累积下来对女性日常的嫌恶与仇视，是排斥或边缘化女性的新自由主义劳动市场，以及消费女性的流行文化。

正如厌女情绪最初兴起于网络空间，韩国女权主义运动最初的战场也是网络。网络女权主义者活跃在与“日佳”战斗的第一线，展开了对网络上蔓延的厌女、仇女现象的抵抗性反击(strike back)。

女权主义运动在现实空间全面兴起的契机，是2016年发生的江南站杀人事件。一名20多岁女性在位于江南站10号出口附近商街的卫生间内，被一名陌生男性杀害，被杀原因是，“因为她是女人”。这一事件令长期潜伏在网络空间的厌女现象浮出水面，事后，江南站10号出口前贴满了呼吁正视厌女现象的海报与市民留言，女权主义也因而从线上走向街头，从精英讨论扩散至大众议题。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亦出版于此时。

2018年是女权运动高潮迭起的一年。首先，兴起于美国的“Me Too”运动席卷韩国，从司法领域迅速蔓延至政界与文化艺术领域，并最终进入校园，涉及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令公众重新审视从来被默认为“正常”的性骚扰，尤其是权力型性骚扰。

5月，弘大偷拍事件被披露后，6万余名女性在惠化站附近游行抗议无处不在的偷拍，此次游行成为了韩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女性游行。反抗社会对女性外貌规范的“脱下塑身衣탈코르셋”、“不穿胸衣no bra”运动也同时兴起，许多年轻女性丢弃或毁坏化妆品、素颜、甚至不穿胸衣上街（已故的雪莉便是该运动的践行者）。

11月，受到两年前波兰女性反堕胎罪的黑色抗争的启示，为对抗保健福祉部宣布的对终止妊娠手术（堕胎）的处罚规定，首尔举行了大规模的“黑色示威”，示威者身穿黑色服装、举黑色标语牌“如果堕胎有罪，那么罪人是国家”，反对堕胎罪、捍卫女性权利。

这场席卷韩国的女权运动，展现了女性改变社会的力量，亦展现了年轻一代女性建立在共同经验之上的姐妹连带，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梨花女大毕业生声援在校生抗争时的那句：

“别害怕，姐姐来了。”

韩国社会亦随之悄然发生着变化。女性内衣广告开始采用不同身材的模特；卫生巾广告不再沿用以往对女性生理期隐晦的称谓（如，“魔法的那几天”），而直言“生理期”，并在示意视频中，放弃蓝色液体改用红色液体。

照片来源：유한킴벌리 화이트

新闻女主播在直播时戴起了框架眼镜，力图改变“男主播可以戴眼镜，女主播不可以”的偏见。

照片来源：MBC 뉴스

对于韩国而言，年轻一代女性的抵抗才刚刚开始，女权运动是当下的进行时，对于中国而言，也绝非完成时。

相对而言，中国之所以能够比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韩更为彻底地推进男女平等，首要原因在于五四期间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思潮。因而中国近代的女权运动具有鲜明的“男性主导女权主义”的特征，男性知识分子积极推动妇女解放，源自其对传统女性所象征的作为“万恶之源”（傅斯年语）的儒家家庭制度与传统思想的不妥协态度，因而将女性从传统家庭中的解放视为衡量中国现代化的指标，女性主义因此成为了民族现代化话语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后来在亡国危机中，中国女性在救亡图存的动员之下直接参与救国运动，解放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终将五四时期提出的“妇女解放”话语落实到现实。

以上历史过程难免令人产生“中国女权高于日韩”的幻觉，甚至沾沾自喜。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被动”、而非“主动”发生的，是来自自上而下的精英、国家的推动与动员，而非自下而上的觉醒。这意味着，如果未来不再存在自上而下的动力（抑或这种动力发生转向），或面临经济危机，失业情况加剧，中国女性地位极有可能面临大幅崩塌。

回到最开始提到的视频。对于中国而言，目前与日、韩同属女性地位世界排名垫底的国家，我们有何立场嘲笑邻国？

“中国性别差距在全球排名第100名” 资料：《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17》（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7）

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在韩国上映了。金智英是80后韩国女性最常见的名字。

期待这部反映当代韩国女性所遭受的“无差别”性别歧视的作品，能够成为一面镜子，照到他们，也照到我们自己。

作者申明：本文原创，谢绝挪用。若转载此文，请文首尾标明作者姓名及原文链接，并保持文章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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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不少豆友对文末所列排名表格公平性的质疑，建议质疑之前，先移步世界经济论坛网站 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gender-gap-report-2018/ 研究一下其测算标准、数据来源与权威性（顺便说一下，2018年的报告中国排名又掉了三位，排名第103位；韩国更低，排名第115位），莫仅依凭个人主观经验张口便说“这排名有问题”。另外，列举该表的目的，并非为了证明“中国女性地位低”，而是为了说明“中国女性地位并没有我们（或你们）所想得那么高”，尤其须反驳评论中出现的此种言论：“中国依然是世界上女性地位最平等的国家，没有之一”。

对于质疑仅凭一个排名缺乏说服力的豆友，由于主题篇幅所限，我无意针对中国女性地位问题展开进一步论述，相关学术论述汗牛充栋，权且推荐一篇今日读到的文章：《女性受害事件背后：暴力、权力与要求顺服的无形之网》//m.jiemian.com/article/3768233.html。在该文中，作者提到：“当只考虑男性自杀率时，中国在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跌到146位，然而如果只对女性自杀比率排名，中国则跃身为全球第19位。此外，还有一个统计上更值得注意的现象：几乎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中，男性自杀比率都远远高于女性，唯独我国，女性自杀比例高于男性。对此学界的解释是，这与中国社会家庭结构中的矛盾相关，包括婆媳冲突、男性家暴，以及性暴力等方面。”

再次重申我的观点：不可怀着莫名优越感鄙视男女不平等之邻国，而应以后者为镜，照到我们未经审视与反省的性别偏见，以及居安思危，守住来之不易、业已获得的一些平等。

如同这部电影一样，本文无意挑起所谓“性别战争”，借用20世纪初中国第一代女权主义者何殷震（1886-？）的话，“故今日之女子，与其对男子争权，不若尽覆人治，迫男子尽去其特权，退与女平”——女权斗争并非追求女性凌驾于男性之上，或拥有与男性相同的特权，而是为了让男性再无压迫女性的特权。

与诸君共勉。

家庭主妇的绝望有几人能体会？我敢说，很少很少。至今仍记得有一期《60分》采访金刚狼休.杰克曼，他说小时候，大概六七岁吧，有一天，没有任何先兆的，他妈妈忽然就收拾东西离家出走了，再也没回来，后来他再也没见过她。受访是他主演《悲惨世界》那一年，快五十岁了，说到这件事他还是在镜头前哭起来，他说他是个小孩子，不能理解，现在长大了，仍然不理解妈妈怎么忍心抛弃他。休.杰克曼一直和太太关系很好，拍戏都会带着她去，他们没有要孩子。

斯皮尔伯格的母亲也做过同样的事。爱上丈夫的好友，和他私奔了，那时斯皮尔伯格尚年幼，在学校面对对犹太人的歧视，家庭也没有了妈妈的温暖，可谓内忧外困。她们的年代，正是西方女权觉醒的年代。男人们对自己另一半内心的波涛汹涌竟然毫不知情。《革命之路》里如此，《时时刻刻》里如此，《克莱默夫妇》里仍然如此。她们探索除了家庭主妇之外，女性究竟可以过什么样的生活，扮演什么角色。

这是西方（白人）女性的故事。东方呢？看一看《82年生的金智英》。

我不知道怎么去理解这部电影，它太真实了。金智英的故事是她的故事，也是中日韩等亚洲女性共同的故事--看完后我甚至想，和中国韩国相比，日本算好了，起码钱是交给老婆而且男社畜做的不好是会自杀的。女性多少还有点儿盼头儿。

我不清楚没有婚姻和孩子的观众能了解和感受多少，我一路看一路感到惊心动魄--这几乎就是过去五六年来我和叶卡的人生。想想这些场景：

郑先生早上匆匆的出门上班，有时会转身给忙碌的智英一个拥抱，智英在忙乱中催他快点儿上班别迟到了。他会急匆匆的从公司赶回来只为（可以帮智英）给孩子洗澡。孩子睡了也半夜了，温暖的灯光下智英一件一件的叠衣服，白天推着婴儿车去托儿所后在路边喝杯咖啡，买买日用品就又要接孩子回来，推着回去，喂饭，陪着玩。平时的事情还包括一家的三餐，清洗玩具，清洗浴缸。片中的智英是麻木的，她没有开心也没有不开心，麻木的忙碌着每一天。正如她在片中说：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每天下午的时候看着太阳落山，心里会有一点儿空荡荡的感觉。这是她和郑大贤和孩子的小家庭，日复一日。

大家庭里，每年过年都要回去伺候公婆（以及公婆的家庭），面对婆婆的冷嘲热讽，被催着生孩子，再生几个，生个男孩儿。影片一开始郑大贤说：我们不如今年别回去了，去旅游吧，智英叹了口气说：不回去被念的还是我，不会是你。郑大贤到厨房帮她洗菜，婆婆就在客厅大声说，看我儿子多好，多心疼你，你真是有福气啊。这是他们面对大家庭，家族。

终于智英从生活中捞到一根救命稻草--她的前上司自己创业了，希望她可以加入，而体贴的大贤也愿意休一年的育儿假支持她出去工作，她收到婆婆寄来的中药（因为她在公婆家忽然“鬼上身”--其实是精神崩溃，婆婆觉得她有病），欢天喜地的打过去道谢，说会好好工作。当婆婆得知儿子休一年育儿假让她上班后第一反应是：我儿子大好前程，你怎么搞得！你上那个破班赚的钱够付保姆费和托儿费么！这个细节真实到令人发指，我就知道几个活生生的例子，对白几乎一模一样。

最恐怖的就在于她想了一下，的确觉得自己上班挣的钱没有老公多。她想不到更好的理由支持这个家庭决定。于是她放弃了。继续把自己藏起来。

片中智英忽然像鬼上身一样用另一个人的身份说话时非常吓人，但她说的正是自己想说而没能说出的话，例如在婆婆家，忽然用自己妈妈的口吻说：你知道心疼自己的孩子，我也心疼我的智英啊，你让她来我这儿吧。例如，她忽然用姥姥的口吻对妈妈说：美淑，你不要这样，你牺牲太多了，你一个人去制衣厂工作，供弟弟们读书，我看到你的手上被缝衣针划的伤口每次都很难过，但我没有说句道歉也没说句感谢。

三代韩国女人的故事，投射在智英一个人身上。

这片子让人温暖之处在于虽然进步缓慢，但三代女性以来还是能看到一点点的进步：例如男职员去上性骚扰相关课程，例如智英的姐姐独身，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老师，打破了所有韩国传统对女性的束缚和要求，和姨妈姑爹直接争论（例如：你生了那么多儿子，为啥现在儿子都不理你啊，还得靠女儿心疼你）她做这个举动并不奇怪，小时候她和智英在世界地图上画想去哪儿，她一口气划了四个：芬兰，法国，瑞典，丹麦。智英问为什么？她说因为这些地方没有韩国人啊。

小小的进步还包括，智英的爸爸和弟弟的一点转变，心理医生给她的正面提示，以及她的女强人前主管，自己做了公司。做的还不赖。想不到这故事的缘起是因为结尾处一个小风波：智英推着女儿去排队买咖啡，因为女儿拉她，咖啡洒了，被几个办公室男社畜嘟囔“妈虫”（类似放任孩子在公共场合吵闹的极品家长的意思），她停止收拾，站起来对几个人说：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吗？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吗？你为什么要这样伤害一个陌生人。男社畜悻悻离开。她和心理医生说起这个经历，心理医生问：你说了他之后痛快吗？

她说：没有觉得痛快，但也没觉得丢人。

这部电影其实并不是女权主义电影，她只是一个家庭主妇从心理危机里走出来的故事。如果说她和女权主义有一点关联的话，上面这句就是最好的结局。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恐怖片，其一是觉得真实的令人恐惧，其二是很多看了电影和书的人的观感，男性自不必说了，我看到不少女性也觉得金智英已经很幸福了，她的痛苦都是自己作的，想要的太多了。

真的是这样吗？我是男的都没觉得她要的太多，人的价值真的是只有金钱可以衡量吗？《恋爱的犀牛》里有一句对白：钱本没有用处，它能让你快乐才有用处。金智英去上班可能挣的钱没有郑大贤多，但这不是她本该留在家里的理由。我当然深深明白现实的残酷，一个小家庭，上有老下有小，要还房贷要给孩子上兴趣班以及准备将来。但这里的关键不是如何做到家庭收入最大化，而是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选择--我也听说过非常开心的选择做家庭主妇但被自己父母骂“我花那么多钱供你上大学不是让你毕业了做个家庭主妇的！”，很难说哪种更惨，但这悲剧的核心是在东亚社会里，女性没有选择自己角色的机会和权力。整个社会没有这样的氛围。

这部电影和小说是作者搜集素材之后整理而成的，它用许多具体的事件，表现了许多东亚社会熟视无睹的对女性尤其是已婚已育女性的歧视和无形的压迫，例如婆婆欢天喜地的送金智英一件礼物，重重包裹打开一看：一个土的不能再土的崭新围裙，例如公司里对女性主管的偏见，对性骚扰的处理。因为这样的集中表现，令这部电影多少有点儿用力过猛，一件接一件的事件，一句接一句的刻薄话语排山倒海，有点儿大字报的意思，削弱了它做为电影的艺术性。但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电影，一部东亚女性非人生活大百科。

#1 金智英诞生记

8.72与2.89——这并不是韩国男性和女性对该片的评价，而是同为男性的影院观众和普通网民打出的平均分。

对于一部从诞生便充满争议的女权标签作品，男女大众评分两极化似乎早已命中注定。有趣的是，关于《82年生的金智英》的评价在男性群体内部也呈现出强烈反差，一方面是恶评肆虐的键盘论战，本片公开卡司当天，一位男性网民便发起青瓦台请愿要求禁拍该片，称“只会助长韩国社会的性别矛盾”。在两年后的今天，尽管网友们恶评依旧，看过电影的男性观众却与打出9.4均分的女性观众站在了同一阵营。

关于电影的争议，不得不从原著说起。《82年生的金智英》作者赵南柱大概完全没有料到，自己在主妇生活中用两个多月完成的小说，会成为未来韩国女性主义运动的代表作。

赵南柱生于78年，出身梨花女大社会学系，曾在《PD手册》等时事节目任编剧近10年，因生产育儿而离职。变身主妇的她因告别职场倍感失落，决心开始写小说。据赵南柱所说，那个时期她丧失了经济来源，写小说对她来说也并非职业，因为藉此赚来的钱根本不足以维持生计——直到她写出了《82年生的金智英》。①

在电影和小说中，金智英被路人讥讽是“妈虫”（韩国网络语，原指无法管教好小孩的妈妈，后暗讽有小孩的母亲整日无所事事，过着靠老公的生活。），向郑代贤诉苦，“我难道连喝一杯一千五百元（约8.9元人民币）咖啡的资格都没有吗？……我赌上自己的性命把孩子生下来，甚至放弃了自己所有的生活、工作、梦想，只为了带孩子，但我却成了他们口中的一只虫，你说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退职成为主妇和妈妈的赵南柱与她笔下的金智英一样，也曾外带一杯美式咖啡、推着婴儿车在公园散步，不料却从午休的会社员口中听到了“妈虫”这一歧视性单词。于是《金智英》便由此诞生，赵南柱将书稿投寄给一家出版社，后顺利出版并跃入畅销榜单。

这部小说讲述了82年生的金智英在成长过程中身为女性受到的种种歧视，赵南柱搜集了韩国女性不平等的新闻和统计数据，将金智英的人生历程和统计资料并行，打破了传统虚构叙事的框架，让人重新思考诸如“户主制”等脱胎于儒教社会形态的积弊，是为一部掷地有声地为女性控诉的作品，也被称为“大韩民国女性的人生现场报告书”。

持批判观点的受众不禁质疑这份编年史略显夸张，“这些事情如何会发生在同一个女人的身上呢？50年代到90年代韩国女性经历的所有一切，都被金智英一个人给经历了。”②

小说本身也许难以跻身上流文学作品，作者努力搜集的资料和证据，以及特征时代情节的拼贴，暴露狂、性骚扰、重男轻女，长女为家庭牺牲等等，不禁让人想起《请回答1988》中的桥段，导致金智英被塑造成了一个经时代辗压的韩国女性模版。然而，真实取材的结果却取得了更多女性读者的认同——“我竟然花不到一天就看完了她的一生，因为那是非常熟悉、几乎和我的人生一模一样的故事。”③

尽管赵南柱希望跳出女性框架，获得更多群体的广泛共鸣，小说的报告书形式和控诉的功能性依然遭到了大部分男性读者的批判。他们认为，金智英的故事将女性完全放在受害者的位置，却忽视了韩国社会中男性所遭受的歧视。

小说以精神科医生的角度开启叙事并收尾，绝大篇幅投入在金智英的人生编年史上。而电影却明显不同于小说，更多地将视角集中在金智英的职场履历断层的困惑上，明朗的新结局也改变了金智英人生的抑郁基调。

#2 被消音的智英们

“因为是女性、年纪小，在现场总是被人无视，说的话也没人听。”两年前，一同听课的制片系韩国女生H曾面带苦涩地向我解释了她不得已剪超短发的原因。在她看来，中性干练的形象与时尚帅气毫无关系，只是为了在职场上获得尊重和话语权。

如果说H是试图通过牺牲头发改变形象获得话语权，那么金智英则是让出自己的躯体，通过“被附身”，以他人的身份和口吻来为自己发声。金智英的附身情节实质上也是对于“消音”的一种反抗。在韩国社会，经常会有难以发声的情况，或碍于礼节情面，或碍于惯俗，对女性而言尤其如此。而“被消音”久了，就会变成主动消音，在某种场合主动放弃话语权。

电影中金智英的附身症状令人想起作家韩江的短篇《植物妻子》。婚后居住在上溪洞13层公寓的女人发现自己逐渐变为植物，最后丈夫将她栽种在了阳台的花盆里。类似地，韩江也是通过身体的异化现象描绘出了女性的孤独、受困的心理以及自我表达的断绝。

在阳台上沉默失神的金智英倘若没有附身作为发声途径，她最终会否也将成为一株植物呢？

金智英其人，平凡无奇，她拥有82年韩国最常见的女性名字以及最普遍的姓氏，也过着不好不坏的生活，和丈夫郑代贤住在首尔的全租公寓中，既不算是经济上毫无后顾之虞的上层阶级，亦不至于沦落到为养家糊口而疲于奔命。

出生于80年代初全斗焕政权之下，金智英成长在重男轻女最为严重的90年代。六二五战争后韩国人口激增，政府在推行节育的同时，将流产堕胎合法化，进一步加剧了性别比例的失衡。鉴定胎儿性别后，以“医学上的理由”将孩子打掉的情况数不胜数，原著中金智英的“妹妹”便是因此提前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的少年时代在韩国的金融危机中结束。身为长女的姐姐恩英为支撑家庭而放弃梦想，改考容易就业的师范大学。到了智英毕业的2005年，女性生存并没有变得更容易，据统计，女性的雇佣率甚至不达30%。在这一年，44%的韩国大公司表示同样条件下会优先聘用男性，表示会优先聘用女性的公司比例为0。④

尽管智英的公司存在友好的同期和上司，但性别歧视仍然如空气一样如影随形，当她为生子而放弃事业，成为主妇、辞职育儿，却仍逃不了路人的“妈虫”鄙视。

在这样的环境下，智英学会了噤声。中学时被男生骚扰，爸爸却斥责她裙子短、作为女生不够小心，她渐渐不再反驳。面对婆婆指使的差事，她虽然满身疲惫，却不得不做。当婆婆送她一件艳俗的围裙，用意人尽皆知，她却要面带笑容违心地赞叹，“真漂亮呀！”

金智英在片中三次被附身（郑代贤手机视频片段除外），她变为妈妈对婆婆说话，变为大学同窗对丈夫说话，变为外婆对妈妈说话。当她被附身，成为一个不正常的怪人，周围的人才终于开始反省，为何智英会变成这样？

中庸与从众可以说是韩国社会生存的基础法则，对于所谓出格或不循常规的批判，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容易成为众矢之的。《金智英》作品本身便是一种例证，女团Red Velvet成员Irene、少女时代秀英因阅读该书遭网友谩骂及焚照威胁，而国民MC刘在石、防弹少年团RM也曾阅读和推荐这本书，却获得了网友的一致好评，甚至被称赞是粉丝的“人生导师”。

“MeToo”运动以来，韩国男女性别矛盾更为激化，在Megalia和WOMAD两处线上社区，聚集了大量极端女权主义者及“厌男主义”者。同时，男性联盟也发起“反女权”运动、“YouToo”运动，而集中在“ILBE”等网站的“厌女主义”极右男性团体仿佛与极端女权形成呼应，他们反女权反少数群体反LGBT，并将韩国女性统称为“泡菜婊”。

在为逆向性别歧视发声的道路上，韩国男性也不甘落后。就《82年生的金智英》一书而言，网络上出现了不少与之对峙的作品模型，主张在韩国社会中，男性也备受性别歧视之害。他们将这些作品命名为《90年生的金智勋》、《79年生的郑代贤》等。在韩国男性的逆向性歧视文学中，女性反而成为了令人艳羡的尽享优越福利的对象。

这些为男性发声的文本中提到，“他”百日照上裸露的性器官会成为女性长辈的谈笑对象，体罚盛行的时代老师对男同学下手更狠，大学校内兼职女生总被安排在空调房而男生却要在烈日下流汗工作，女生在校园尽享青春时男生却在军队服役，考公务员时因为国家取消兵役加分政策而不幸落榜，每次长假前日同社女职员总是“恰好”来例假，“他”做牛做马地工作最后妻子却以“疏忽家庭”为名提出离婚等等。⑤

在韩国男性的心目中，这也许就是被人嫌弃的男版“金智英”的一生。在性别平等指数比印度更糟的韩国社会⑥，究竟谁受害更多，谁受益更多呢？

男版“金智英”《90年生的金智勋》曾发起众筹出版计划，在目录上的最后一节，这样写道，“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应该明白，辛苦的并非某一个特定性别，而是整个（韩国）社会。”⑦

#3 从控诉到治愈

“会想到妈妈”、“并不是女权主义电影啊”⑧。被女性亲友拉进电影院的男观众们似乎对电影《金智英》颇感意外。

电影与原著差异显而易见，它采取了一种妥协的方式来为小说中金智英的抑郁人生圆场。将其整体放在当下语境中进行，成长史作为片段插入。比起小说的控诉，电影试图提供的是性别和代际之间的和解与治愈。

本片是金度英导演的长片处女作，她也坦言，虽然很想拍得锋芒毕露，但这是一部商业电影，最后还是决定在保持一定风度的同时，也放低姿态，希望能有更多观众看到这部片子。⑨

因此，《金智英》选择聪明地避开男女性别矛盾的雷区，将智英的母亲作为沟通媒介，打通了男女受众之间的芥蒂——如果说小说不曾做到这一点的话，脱胎于小说的电影在大众性方面无疑更为成功。她确实做到了赵南柱作家想要做但却顾此失彼的部分——跳脱出单纯女性视角，取得更广泛的共鸣。原著作者赵南柱在看完电影之后，也评价说，“电影比小说要更进一步”。⑩　

智英用外婆的身份与母亲对话是原著没有的情节，但这一场却成为了许多观众的泪点。三代女性的复杂情感流动在两个人之间，此时不仅是智英替自己发声，希望母亲不要再次牺牲自己的人生；她也借用外婆的身份倾诉心情，实现了母亲和外婆之间的和解。同样的和解也发生在智英三姊妹之间，尽管上个世纪由于时代和家庭关系留下的伤痕记忆，长大的三人呈现出互相理解的面貌，“彼此都是要让步的。”恩英说。

另一方面，小说中不友善的男性群像在电影中隐去或修正了一大半，缩减为几个人物——智英的男性上司、代贤同事、讥讽智英是“妈虫”的上班族。在代贤和同事的闲聊中，分明看得出剧本也在尝试对男性的苦恼给予理解，与金智英的女性困惑相平衡。包括性骚扰教育中提到针对男性的内容，“觉得你像弟弟所以摸腹肌，是性骚扰”，似乎也在努力打破人们的固有偏见。

原著中的不友善男性在电影中却借另一情节得到修正。小说中，平时开张生意不接女客的出租车司机载智英去面试，表示是自己“大发慈悲”才这么做；而电影中，一位大妈问超市老板“我不是第一个顾客吧？”老板却说，“哎哟，最近谁还在意这种事啊。我们店最喜欢第一个顾客是女性了。”

电影在修正了部分的男性群像之后，也更加强调女性之间的联系。母亲对智英的支持、女职员揭露卫生间偷拍、女上司的赏识和激励等，都为金智英们带来了力量。

电影立足当下，借小说作者的经历为金智英的故事改写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局。尽管并非人人都是赵作家，也并非每个主妇都有勇气向陌生人的讥讽做出反驳。

小说中始终隐忍无言，只能凭借附身才能为自己说话的金智英，更接近传统韩国女性的形象；而电影中的她，却代表着新生女性力量的觉醒。她开始反驳、据理力争，寻回了自己的话语权。无论是在咖啡馆堂堂正正地质疑，还是借助文字发稿诉诸笔端，电影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正在改变。

韩国社会确实对女性不够友善，但电影《金智英》并没有控诉，没有将矛头指向某一性别，它更像一份倡导宣言，告诉我们通过男性和女性的共同努力，金智英们可以走出困境，未来的女儿们可以不再畏惧，未来的母亲们可以不再悲伤，未来的男性们，也毋需再抱怨自己因逆向歧视受苦。

Cajamarca, Peru 2019年12月10日夜

参考来源：

① [책 속으로] 지극히 평범한 여성 삶 그렸는데 … 지독히 심한 성차별 보여줬대요, //news.joins.com/article/21876754 ② “‘82년생 김지영’ 본 2030男 “불쌍한 엄마·누나” “과장 심해서…”, http://www.donga.com/news/article/all/20191026/98070649/2 ③ 趙南柱.《82年生金智英》“82.” Apple Books. ④ “‘82년생 김지영’이 말하지 않은 이야기”, //www.huffingtonpost.kr/entry/story_kr_18638264 ⑤ SNU Bamboo Grove, //www.facebook.com/SNUBamboo/posts/1727482740676684/; “남성차별 시대 남성 인권을 위한 책, 90년생 김지훈”, http://archive.is/i7yHD ⑥ //zh.wikipedia.org/wiki/全球性別差距報告 ⑦ “남성차별 시대 남성 인권을 위한 책, 90년생 김지훈”, http://archive.is/i7yHD ⑧ “그 남자들은 왜 ‘82년생 김지영’을 봤을까”, //www.hankookilbo.com/News/Read/201911121552057714 ⑨ “82년생 김지영’이 ‘전래동화’ 같은 얘기가 되는 날이 올까요?”, http://www.hani.co.kr/arti/PRINT/915755.html

（修改版首發於“虹膜”公眾號。未經允許禁止轉載。）

【個人微信公眾號：CinemaTale 劇場前】

眼下，“金智英”的名字正冲刷着每一个韩国论坛。

2019年的秋天，韩国对于女性困境的讨论陷入了又一轮狂热。这股风潮的源头，是一本畅销小说改编的电影上映—— 《82年生的金智英》。

继电影《熔炉》后，孔刘和郑有美再度携手出演。

《82年生的金智英》的出版，被评为2017年韩国社会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推出仅两个月，它刷新了韩国年度电子书的最高售出记录，创造了实体书百万销量的奇迹。

超高销量带来的，还有大范围的争论。

有媒体形容：仅仅一本书，就把韩国年轻人撕裂了。

男女读者的评价罕见地呈极度两分化。

郑有美因为出演同名电影，遭到大量恶评。

知名女团成员Irene，因透露自己在阅读《82年生的金智英》而被部分粉丝迁怒。

极端粉丝上传焚烧Irene照片的视频，甚至将剪碎的照片寄给本人。

然而，这本处于漩涡中心的小说，情节本身却不猎奇，甚至有些平淡。

它将普通女性无孔不入的绝望，缝合成逼真的生活图像。

透过金智英的人生，读者看到自己曾经的痛苦，现在的烦恼，以及可想而知的未来。

“只要是生活在大韩民国的女性，总能在书里找到自己。”

像我这样平凡地长大

金智英，是韩国八十年代最常见的女性名字。

小说的主人公金智英，出生于1982年的首尔市。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家庭主妇，有一个大两岁的姐姐，和一个小五岁的弟弟。

从任何维度上看，都是一副平淡而顺理成章的模样。

不过在平静的湖面之下，普普通通的金智英，正经历着许多令她窒息的性别困境。

图/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

和智英一家同住的，还有奶奶高顺芬，她对家里唯一的男孙无比宝贝。

饭桌上，智英总是要等弟弟吃饱才能动筷，偶尔偷吃弟弟的奶粉，就会被奶奶狠狠地朝背部拍下去，痛得她眼泪汪汪。

在饭菜按性别分配的时代，女孩总是巴巴地看着肉被首先送到奶奶的“金孙”碗里。

这些重男轻女的观念，自奶奶年轻时就深深地烙在她的脑海里。

奶奶独自拉扯大了四个儿子，却对懒惰的丈夫毫无怨言。在她看来，只要丈夫不偷腥、不打人，就是不可多得的好男人。

这样劳碌的一生，自然让她对只生了一个男孙的儿媳不满。

“要生个儿子啊，一定要有个儿子才行。”

因此，当二女儿智英出生时，母亲忍不住抱着襁褓中的她哭泣。

韩国的堕胎罪将在2021年被废除，此前的68年，女性的子宫从不属于自己。

智英的母亲，也非生来就是母亲。

母亲名叫吴美淑。虽然成绩很好，但美淑自十五岁起便辍学，独自北上首尔打工，把没日没夜工作赚到的薪水用作哥哥弟弟的学费。

在城市化启蒙的年代，农村人口如潮水般涌进大都市，家里的男丁被赋予了抢占先机的使命。

“只有儿子出人头地，全家才有希望。”

直到三个兄弟在美淑的帮助下陆续从大学毕业，家人对前途光明的儿子满口称赞，无人提及女儿的牺牲。

美淑这才意识到，原来在以家人为名的范围内，机会和赞美永远轮不到她。

于是她选择了婚姻，收起自己的名字，成为一名默默付出的母亲。

虽然这一切都不是母亲的选择，却得由母亲全权负责。

就像80年代任何一位平凡的女性，智英就这样不被期待地长大，习惯牺牲，习惯失望。

小学男同桌总是欺负智英，用手臂撞她，拿她东西，让她在课堂上出糗。

智英哭着为自己抗争，只换来老师的一句敷衍：”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男孩子都会欺负喜欢的女生。”

为了不变成过于敏感的麻烦精，她选择了调离位置后息事宁人。

同样地，几年过后，在前往中学补习班的路上，智英被陌生人尾随，还遭到了父亲斥责 —— ”为什么裙子那么短？“

那一刻，她依然没有为自己辩护。

她一直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危险要自己懂得避开，否则问题出在不懂得避开的人身上。

图/纪录片《金智英们的世界》

乃至进入大学，智英总是因为女生身份而在社团活动中被剥夺话事权。

她仍不自觉默认，女生当社长太辛苦了，在力所能及的地方为男生加油就好。

虽然有点委屈，但当她看着周围的人，一切变得理所当然 ——

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为什么女性不需要努力工作”

如果说，金智英成长时期的伤痛，早已随着时代变迁而消退，那么她步入职场后的遭遇，则是书中共鸣最强烈的部分。

据出版社统计，78%的购书人群，是出生于1989-1999年间的女性。

这个年龄段的韩国女性，正处于一个难以抉择的十字路口：

职场、结婚、生育，以及三者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正如一位读者留言：“想到还有许多和我一样的女性，既欣慰又痛苦。”

不仅在韩国，海外出道的金智英更被称为东亚三国的指定读本。

小说中，金智英的姐姐希望成为电视制作人，却被家人劝说去读师范学校。

为此，姐姐和母亲争论：“这确实是一份能兼顾小孩的工作，那应该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好工作才对，为什么只有对女生来说是好工作？”

图/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

现实中，25岁的允京（音译）是一名韩民族日报的记者。对于就业，她曾和长辈们进行了车轮战式辩论。

“记者跑来跑去不稳定，你要怎么过家庭生活？”

“教师不好吗？教书才是女孩子的最优选择，你以后会后悔的！”

与书中的情节如出一辙。

”很少有人问男记者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业，而我却需要去说服人们。”

虽然面孔各异、经验有别，但允京总是在金智英身上看到相似的自己。图/韩民族日报

1990年出生的秀珍（化名）经历着同样的困惑。

毕业于金融专业的她，目睹了许多女同学在就业压力下，非本意地选择了秘书、教师等偏好女性的职业。

“这就像一个专为女性而设的‘陷阱’。父母会劝说女儿没必要冲锋陷阵，你也渐渐被安稳的生活诱惑。但安稳往往意味着较少的收入。”

韩国公司入职照里的男性总是压倒性地多。据统计，韩国25-34岁女性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受教育程度最高，就业水平却排在第30位。

小说中，智英作为未婚未育的女员工，默认被放逐在项目组之外，干些可有可无的杂活。

唯一被重视的时刻，就是在酒席上应付难缠的甲方。

智英作为最年轻的女员工，理所当然地成为上司的人工咖啡机。图/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

同样地，秀珍顺利入职后，被办公室里的气氛压得喘不过气来。

最令她厌恶的，莫过于上司要求她在推广活动中带头跳广播体操。仅仅是因为“在男多女少的公司活动里，大家都想看美女领操”。

这位让她领操的上司，却总是在派遣重要任务时有意无意地绕过秀珍。

办公室里横亘着一层玻璃天花板，她看得见却触不到。

调查显示，韩国的玻璃天花板指数处于经合组织成员国里的最高位。

智英感觉自己仿佛站在迷宫的中央，一直以来都脚踏实地地找寻出口。今天却有人突然告诉她，其实打从一开始，这个迷宫就没有设置出口。

在入职的第三年，公司里唯一一位女课长的辞职，让秀珍彻底灰了心。

女课长在课长的位置上呆了整整十年。

高层认为她会随时结婚生子，从不指派重要任务；部下害怕项目突然中断，不愿成为她的组员。

为了证明自己，课长甚至把私人时间都用在工作上，结婚育儿计划通通延后，却始终还不回一个晋升的机会。

最终，心灰意冷的她还是告别了职场，回归家庭。

经合组织调查发现，韩国目前只有约10%的管理职位由女性担任。

在长辈的催生压力下，面对一脸轻松的丈夫，智英忍不住质问：

“我现在很可能会因为生了孩子而失去青春、健康、工作，社会人脉，还有人生规划、未来梦想等种种，所以才会一直只看见自己失去的东西。”

“但是你呢？你会失去什么？”

智英因为长期带小孩患上了手腕关节劳损，却抽不出时间看医生。图/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

在韩国高强高压的职场氛围里，怀孕对女员工而言，通常意味着离职。

在首尔，每月雇佣保姆的费用，抵得上工薪族一个月的收入。

与此同时，在首都圈人口占50%的韩国，让待在地方老家的父母千里迢迢上京育儿，也非社会的传统选择。

既然夫妇同时在职育儿的设想难以实现，那么必须有一方作出牺牲。

那个被默认需要辞职的人，通常是收入较低的妻子。

世界经济论坛报告显示，韩国男性与女性的薪酬差距在149个国家中是最大的。图/金智英们的世界

孩子出生后，智英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每天被繁重的家务缠身，身心承受着巨大压力。

她也曾想过重返社会，却发现在加班文化突出的韩国职场里，愿意雇佣自己的，只剩下允许弹性上班的雪糕店。

智英十几年累积的名校履历和职场经验，通通化为虚无。图/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

现实中，1987年出生的志英（音译）经历了两年的全职育儿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面试时他们会问，你在工作的时候，如果孩子有突发状况怎么办？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生育后的女性总是被默认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家庭。图/金智英们的世界

在韩国，这样的现象被称为“强力断工/강력단절”，即女性在生育后，突然陷入职场和社交双失的困境。

数据显示，约有45%的韩国女性在生育后经历“强力断工困境”，平均持续时长达8.4年。

等到孩子长大后，这些女性也会因为过长的空白期等原因，无法以正职身份回到原来的职场。

目前，韩国每10位复职妈妈中，有6位正做着派遣性质的非正式工作。

她们是一群在社会生活中失去名字的人，大部分时间都只能作为XX（孩子名字）妈妈存在。

无论怎样努力，韩国女性的命运似乎都殊途同归。

“明明不是因为工作能力差或者不脚踏实地而搞丢饭碗，却依旧失去了工作。”

之前的人生履历通通都被封印，从此只剩下母亲这一个身份，成为社会里的透明人。

金智英在这样的环境里窒息。

在书的结尾，她从产后抑郁滑向严重的精神分裂，开始以其他人的口吻讲话。

不到40岁的智英，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声音。

让问题浮出水面

故事就这样戛然而止，停留在主人公接受精神治疗的场景。金智英的人生是虚构的，同时也真实得让人毛骨悚然。

这样真实的细节，源于作者赵南柱自身的经历。

作家赵南柱。图/赵南柱的朗读TV

赵南柱出生于1978年，毕业于梨花女子大学，曾担任电视节目编辑，生下女儿后离开了职场。

操持家务之余，她突然发现，一个人数如此庞大的群体，竟没有一本书正正经经写过她们的故事。

于是，她把作为“金智英”的无力感一点一滴收集起来，在育儿的空闲开始写作。

出乎所有人意料，金智英的人生在东亚文化圈引起巨大反响。

小说出版前，赵南柱甚至认为，没有人会购买这样一个平凡女性的故事。

与此同时，有关小说的争议也一直存在。

出生于1985年的金振焕（音译）以亲身经历为例，不断强调小说模糊了现实和虚拟的界线。

他抨击作者为了突出矛盾，将所有社会不公集中在一个女性角色身上，这在现实生活里很难发生。

书中所有男性角色都以负面形象登场，女性角色则皆有可怜之处。

这无疑将男性强行架上加害者的位置，加深了原有的性别对立，使得理性的讨论完全无法进行。

图/国际新闻

还有网民模仿《82年生的金智英》的形式，写出了《90年生的金志勋》。

书中讲述了一个1990年出生的韩国男性的悲惨史：

聚餐时被要求为女性挡酒、吃饭时提出AA制会被视为小气、结婚时要负担婚礼和婚房费用、绕不开的兵役制度、对“男子气概”的过分要求……

不只是女性，男性同样也在承受无形的压迫。

受金志勋的鼓舞，网友们纷纷通过自己的故事展现男性之苦，兼有无从协助之难。图/88年生的金志勋

无可否认的是，《82年生的金智英》的出版，让那些被视作理所当然的潜规则浮出水面。

实际上，在小说出版之前，韩国社会早已积聚了一股巨大的暗涌。

2018年，韩国生育率跌至0.98，这意味着育龄妇女人均生育少于1个孩子。

许多女性已经不愿为生育让渡个人自由，转而探索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她们不生育、不结婚，甚至连恋爱都懒得谈。

若生育率继续维持低水平，韩国社会将在5年后进入人口减少期。尽管政府投入了超100万亿韩元来鼓励生育，但收效甚微。

一个普通的故事，折射了社会的痛点。

金智英很平凡，平凡到生活中处处都是这样的故事，似乎不值得被写成一本小说。

她甚至还有些幸运 —— 她拥有不错的学历，好看的外表，温柔的丈夫和乖巧的女儿。

即便如此，她依然会感到焦躁与不安，默默滑向失语的绝境。

一些细微之处的疼痛，金智英的存在让许多人不能再假装看不到问题。

这或许是《82年生的金智英》的最大意义——

让那些旷日持久的压抑，发出声音，不再被湮没。

她邀请读者不分性别地体验“一位普通女性的人生”，由此创造了相互沟通的契机。

这不是她的问题，也不是他的问题，但我们要共同寻找出路。

正如书中所写——

由衷期盼世上每一个女儿，都可以怀抱更远大、更无限的梦想。

图/纪录片《金智英们的世界》

参考资料 -----------------------------

[1]《82년생 김지영 씨는 왜 문제적 소설이 되었나?》，이시한

[2]《82년생 김지영 - 세상 절반의 이야기》，SBS스페셜

[3]《페미니즘 입문서? '82년생 김지영'을 어떻게 생각하시나요?》，국제신문

[4]《2018년 한국 신생아 출생 통계》，한국통계청

[5]《업무와 가정 시사 조사결과》，고용노동부

[6]《보건복지포럼》，보건복지사회연구원

[7]《<82년생 김지영>이후》，여성조선

[8]《엄마말고 맘충》，여성신문

[9]《没有母亲的容身之地——韩国奋力提高生育率》，法新社

[10]《韩国女性就业歧视：受教育水平高就业率低》，CNN

[11]《职场遭遇歧视与不公，韩国女性开启创业大潮》，36氪

[12]《女权主义才是歧视？韩国年轻男性直呼不公平》，周末画报

[13]《性别非资格赛，比谁惨没有意义》，性别力量

[14]《厌女文化引爆南韩两性大战》，天下杂志

[15]《韩国“世界级大奖”：生育率低于1》，世界华人周刊

撰文黄慧诗| 编辑 小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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