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伊朗电影与俄罗斯电影一样，具有一种独特的、植根于社会历史和民族性格的深厚与力量感，纵使处理的题材是多么温柔细腻。

阿巴斯对新现实主义手法有着娴熟且精确的掌握，从简朴自然的电影场景、生活化的人物风貌，到对长镜头、广角镜头、自然光的使用，一副伊朗山岗村庄的图景被不加修饰地呈现，并最终释放出迷人的影像魅力。

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阿巴斯通过本片生动具体地展示了新现实主义电影的戏剧化方式，换言之，在不依靠库里肖夫效应、不依靠蒙太奇的情况下，电影的戏剧性冲突与效果如何展现？电影的主题思想又如何充分表达？

首先，固定机位的长镜头在转动中将小男孩的行动过程完整展开。由此，生活的繁重负担与男孩的性格心理就随之呈现。同时，摄影镜头“不厌其烦”地随着男孩来回移动（包括在家中的两个村庄间的），也将观众置于观察者视角，既传递完整信息，又保留了距离感（而非蒙太奇式的参与感、构建感乃至破坏性）。

而在电影构图上，画面前景总是被占据各式各样的东西所占据，且通常是晾晒的衣物，这又再次不依靠蒙太奇暗示、就表示出电影中人物繁重的生活背景构成。

在阿巴斯长镜头中，电影的戏剧性非但没有被稀释，反而被无限地调动和激发了。这也要归功于他在长镜头场景中的一个艺术技巧：通过物件阻挡住关键信息（如人物的面部），使观众与主人公保持同等视角的悬念，以此来增强不需要剪辑便可达成独特戏剧性。

至于叙述段落的组成上，阿巴斯也带有极强的新现实主义气质。在电影发展进程中，他曾一度脱离男孩行动的主线情节，而倾心于其他人物的旁支段落中，最后再由男孩进入（回到）该段落，重新接续主线故事，这样的安排看似无意实则有意地拓宽了影片视野，更多的戏剧冲突与社会性元素得以被包含进来。

除开上述语言技巧外，在人物设定上，影片当中男孩始终被成年男人忽视而无法被听见，他的交流者是同龄人、老人和女性，老人与他相互伴随，而女性（也就是母亲）最终选择包容了他。这样的阵营设定想必是有着极其极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含义乃至形而上层面的哲学解读的。

总的说来，这是一部相当感人的影片。从男孩所在的房间内对风暴中仍在室外劳动的母亲进行的深焦拍摄，以及最后一幕作业本里夹着的小花，是其中为最为动人之处了。而阿巴斯——这位被戈达尔誉为20世纪最后一位艺术电影大师的作者导演——在新现实主义的情景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构建电影戏剧性的若干迷人途径。

第7届#法罗岛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第9个放映日为大家带来《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下面为大家带来前线稚嫩孩童的宏观诗意的评价了！

红：

非常好！阿巴斯才应该叫戏剧大师，因为他善于发现生活中的戏剧性 并善用它。电影中有关门和窗的情节占了很大篇幅，影片中第一个镜头就是关于贴门的。我觉得如何理解都好，可以简单理解为新时代孩子和旧时代老人的冲突，但似乎里面有个关于门和窗更宏观 更诗意的意象。构图都非常好，很多信息也都藏在里面。

夕颜：

阿巴斯可能是所有导演里最真诚的一个。

果树：

每个看过这部电影的成年人应该都有相似的反省：我的童年到哪里去了？那些我也曾经拥有过的执着、无畏、义气、天真、诚实，都哪里去了？

汤达人：

私人很喜欢，尤其作业的困境像极了，因为字写得小，老师说我作文字数不够，因为妈妈没啥文化，所以签的字被老师质疑我自己写的，孩子在绝对的强权和专制面前完全没有任何反击能力，中间有一段说教，直白让人掉了好感，但是总体还是很喜欢，那份执着让我梦回小学。

贞洁烈女：

导演描述了一种困境，但是对于这种困境导演似乎只表示了无奈。看不出挣扎和破解的痕迹.跟《我好奇之黄一样》一样对于问题的处理方式是让我极不喜欢的。

Her Majesty：

高压审查制度催生出的儿童电影。无痕的表演，质朴的感情，以及阿巴斯那未完成的先锋性

Pincent：

年轻的阿迈德，多么淳朴自然清新看的时候内心都说腻了，比《小鞋子》强，门门框框、小小的身躯反映出大大的来自成人的压力，老人与小孩一同行走时的叙述、作业本里的小黄花等等用心的细节不少，最后一阵风吹开这禁锢的大门。孩童不着痕迹的表演状态，想到《小孩与鹰》，那奔跑行走在路上的模样应该会一直一直记得。

零星无名：

小孩子的坚持真是像被封印的花一样绚丽持久。

法罗岛岛主：

我最喜欢的伊朗电影之一，像一块精致的糕点，小巧玲珑，轻轻含在嘴里，万缕甘甜顺喉滑下，香甜散尽，回味良久。

晓风与你残月：

阿巴斯通过自己对现实敏锐的观察能力，总能把一切拍得这么踬仆和细腻。这是现实社会的一种困境，更是人的一种困境。

游啊游小鱼：

看儿童片是为了提醒自己那些单纯而执着的美好样子，在未来道路上是比金子更珍贵的记忆。

我略知她一二：

第二部阿巴斯，与《橄榄树下的情人》相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感觉影片中主线之外的剧情还是太过多余，与整体的气质格格不入。我为什么喜欢看电影呢？因为很多事情在现实中无法得到满足，但我看电影时看到了和我曾经一样的困境，那我究竟是要感慨导演的写实还是要忠于自己的感受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不喜欢这个唯唯诺诺的小孩子，我不喜欢强制蛮横的父辈母辈，我更不喜欢这个无理而无趣的社会。但因为真实而产生的愤怒其实也是一种无奈下的认同，我不敢说这部电影不好，但我想说的是我更希望的电影里能给出解决困境的方法，而不是写实的去描述这种困境。我不禁想到了《开战》和《凭空而来》，他们虽然极端，却让人感动逼人奋进，可能我就是一个激进派份子吧。

#FIFF7#DAY9的主竞赛场刊评分稍后会随缘为大家释出，请大家拭目以待了。

今天在社团主持二刷，更坚定它在我心目中的十佳地位了。大部分取材自《樱桃的滋味：阿巴斯谈电影》，需特别鸣谢友邻JeanChristophe提供的观点。

正文：

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感受，或者喜不喜欢这部电影，我先说这部是我的十佳，是去年年末的时候在资料馆的阿巴斯影展看的，当时就被震撼了。

这部电影是上映于1987年，也是第一部让阿巴斯被国际影坛所关注到的作品，是阿巴斯的乡村三部曲（也称寇克三部曲，寇克是三部影片的取景地，伊朗西北部的一个小村庄）之一，另外两部是1991年的《生生长流》和1994年的《橄榄树下的情人》。尽管说这三部作品比起他晚年的《希林公主》、《24帧》等等更实验的电影来说，是结构更传统的，但是它们三个也处在阿巴斯所想探求的电影本体主题下的一个链条当中，后两部也在某些情况下被视为伪纪录片。（关于后两部电影的情况我们就不多展开了）

或许可以说，《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是阿巴斯最不具实验性的作品之一。这也是阿巴斯的作品序列中，与他1970年拍摄的处女作短片《面包与小巷》之间元素重合度最高的一部。同时自从《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之后，阿巴斯在每一部电影里都安插了“向陌生人问路”的情节。都能够看出来这部片子对他后续创作的重要性。

这个电影的灵感来自于阿巴斯和他儿子的一次经历。有一天阿巴斯有一个朋友来他家吃晚饭，想要香烟，他儿子就去帮忙买，后来他们就发现儿子走了三公里去城里就为了带一盒烟。阿巴斯最初想在这个电影里表达的就是那种孩童的纯真的、不掺杂任何杂质的责任感和坚持。他对于这个电影最初的构思是他脑海中不断出现的一幅图画，就是他常常会想象到一个孩子奔向一棵树，一直跑上一个荒芜的小山坡。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电影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个场景诗意的无限延长。

我当时看完之后的第一个观感是“质朴”，所以有一些小故事想跟大家分享。阿巴斯的“质朴”的一个重要的体现在于他非常擅长调动演员，很喜欢使用非职业演员，因为他觉得他们能使他电影里的虚构人物最充分地具象化。包括他电影当中的服化道都会按照非职业演员的意见来，用他的话说就是“没有人比他们自己更明白他们的角色应该穿什么”。

我们能在这部电影当中充分看到阿巴斯这种操作，比如大家记不记得里面祖父的那段独白，说孩子应该如何管教，他说，父亲每星期给他一分钱，每两周打他一顿，这些都是那个祖父的即兴发挥。

第二个例子是，当时男孩妈妈不同意他去给小伙伴送作业的时候，他面露难色，这里大家知道阿巴斯用的是什么方法让他出现这个表情吗？是跟他提出了一道数学题，这在现实中只是他在思考数学题的表情。阿巴斯很擅长使用这种方式去调动演员。就是他并不试图让演员去演，而是用一种他们在生活中确信的方式让他们真正拥有角色的类似的反应。

第三个例子是，最开头在教室里，大家有没有觉得男孩的朋友哭的很真，其实当时真实发生的事情是，阿巴斯先是给他拍了拍立得照片，小男孩也特别喜欢，然后阿巴斯当着他的面把照片撕了，虽然其实还蛮残忍的，阿巴斯自己也承认，但是最终效果很不错。

包括拍《随风而逝》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村庄挑选的演员连电影是什么都不清楚，也不懂他们拿着摄影机是做什么，而这对于阿巴斯来说大大助益了他的创作，因为他所追求的自然达到了。

那质朴的第二个体现就是这个电影的表达本身。相信大家都对影片末尾的小花印象很深，那我觉得透过这朵花我们就可以聊聊这部电影打动我们的点何在。我先分享一下我的感受，我们都知道阿巴斯是一位非常看重神秘性的导演，而他采取的方式是将日常的事物神秘化和崇高化，达成这种效果的一个很明确的方式就是儿童片。

阿巴斯这整部电影采取的都是艾哈迈德的视角，所以我们才得以看到他和大人们之间的鸿沟，才能理解为什么这种千里送作业本的日常变成了一种打动人心的东西，因为在大人看来一切简单的、不值一提的事情，对于孩童来说都是困难的、高不可及的。在儿童电影当中没有任何事情是容易的，我们作为观众，和艾哈迈德一同亲历了他的艰难险阻。这种艰难除了体力意义上的，比如长途跋涉，还有成人的权威对于孩童的欺压，比如祖父那段训诫，以及路上要强行把他作业本里的纸撕掉拿去用的工匠。孩子那种非常纯粹的相信以及执念，和大人的暴力的对比，非常鲜明。

直到最后老师看到作业本里的小花，老师给这个作业本一个批改，影片的视角才第一次呈现在大人的眼中，而我们作为观众，我们是和孩子一起共享这个小花的秘密，而唯独老师不知道这个花的来由，所以在这里，观众是和孩童真正地站在一起的，这也是我觉得儿童片所能达到的某种极致。

再想到这部电影所记录的事件：用肉身把一个东西从此处送到彼处，以及中间跨越的距离，这是一件通常被认为无意义和平常的事情，但是经由友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这个孩子身上情感的重量，阿巴斯把“送”这个动作提升到了整个电影最重要的位置上，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感人的事情。在其他的电影里这可能是一个很表面化的简化的剧情，但是这就是《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全部情节和它想要传达的哲学。

（文/小七）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是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执导的一部儿童电影，该片拍摄于1987年，1989年在洛迎诺电影节首次公映，同年获戛纳国际电影节艺术电影奖。

单从情节上看，故事十分简单——伊朗的一所山村小学里，八岁的阿穆德错把同桌内玛扎迪的作业簿带回家，因为担心内玛扎迪被老师开除，在不知道同桌详细地址的情况下，他开始独自奔跑在前往波士提的路上。一组长镜头以伫立不动的旁观视角目送阿穆德爬上空旷原野的“之”形坡路，静静等待着孩子的背影渐行渐远，最后缩成微渺一粟。阿巴斯认为：“特写并不意味着距离拍摄对象太近，大远景镜头也是一种特写。”奔跑中的阿穆德在广袤的自然景观里弱小如蝼蚁却又显得异常坚韧，步履不停地移动在蜿蜒曲折的漫漫长路上。

阿穆德的寻找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第一重阻碍是来自于规训的压力，当他提出送还作业簿时，母亲只是反复强调“去写功课”、“听话”，间或使唤他去做些拿奶瓶、摇摇篮、买面包的杂事，对于送作业簿的诉求，母亲始终置若罔闻。几番挣扎后，阿穆德趁母亲不注意揣上作业簿飞奔出门，出于孩童的单纯和执拗，阿穆德作出了一次反叛，由此开始了他的寻找。

事实上“规训-反抗”的二元对立贯穿着整个叙事，影片的开场便是老师批评学生“你们不知怎样守规矩”，但这种训诫十分冰冷蛮横，甚至是无理粗暴，因为“保持安静”意味着连打喷嚏的身体本能也不被允许，稍有违逆就会有惩戒降临。就这样，过于用力的规训深深地融于日常之中，它既是老师对“起立、坐下”的刻意训练，也是阿默德爷爷口中的 “两周挨一次打”——即便是没有犯错。这种不平等的规训广泛存在于社会架构内，放置到成人与儿童的相处模式里，强势的一方利用天然的威权来压制弱势方的个性，他们为麻木和不讲理套上“规矩”的外壳，从而堂而皇之地将精神阉割奉为信条。通过阿穆德的所见所闻，我们看到的是不富裕的大环境、低欲望的社会氛围以及普遍的精神禁欲，种种这些无一不屠戮着人的神经，儿童的纯净就像是从格栅缝隙里透入的新鲜空气，暂时地打破了单调和沉寂。

作为伊朗新电影的领袖，阿巴斯被誉为“继黑泽明之后最具有东方精神的亚洲电影导演”，他向儿童的内心世界投去关照，也带着对伊斯兰民族的内省。影片中，世代相继的纲常伦理充斥着独属于成人的正义性——老师不信任学生、阿穆德的妈妈认为他只是想出去玩，而小孩子却被反复告知要无条件地信从大人。时值二十世纪末期，技术进步带来巨大的社会变革，做工耗时的木窗门很快被坚固结实的铁门取代，年轻人纷纷涌向城市，源自古兰经教旨的古老传统遭受着猛烈冲击，面对社会价值体系的崩坏，阿巴斯以穆斯林的视角构建了一个关于“寻找”的寓言，并试图通过孩童的眼睛来探求精神的皈依之地。

阿穆德面临的第二重困境是由失语导致的传播隔阂，在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完全割裂的语境下，双方无法有效沟通。秃顶的商人从孩子牢牢守护的作业簿上撕走一页，却在阿穆德焦急地询问“你是穆罕德先生吗”时失声了，没有人想要听阿穆德讲话，不管是极力兜售铁门的商人还是卖苹果的妇人，他们只顾着表达自己的想表达的，对反馈的信息选择性屏蔽。

阿穆德带着或错误或模糊的信息一次次地出发，辗转于交错林立的楼房和巷道，还在一个三岔口与一只看起来同样迷茫的牛相遇。仅凭一个笼统地名苦苦寻人的阿穆德不禁让人想起契诃夫小说中的凡卡，小凡卡写给祖父的信同样只有名字和一个极其模糊的叫做“乡下”的地址，那封载满愿望的封信不可能送达，而成人与孩童之间的隔阂也使得这场寻找注定要以失败告终，阿穆德终究只能在遥遥相隔的两地间徒劳地往返，遍寻不获。

所幸的是，在一排排紧闭的铁门中，仍有一扇木窗愿意为他敞开，尽管相互取暖的两人——以传统木工为生老人和作为儿童的阿穆德身上都带着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属性，好在窗隙漏出的温和光亮足以破开失落的一地漆黑，正如阿巴斯所言：“我们是悲观主义者，但是活着不能没有希望。”

影片的最后，回到家中的阿穆德替同桌写完了功课，终于使其免于受罚，有人疑惑，为什么他不一开始就这么做呢？何苦于寻找。但小孩子总是超乎想象的执拗，大人偏好妥善周密的权衡，儿童则执着于最简单的想法，认准了什么便认为是全世界，涕泪涟涟的原因可能就是一颗糖、一只兔子乃至一个微小的表情、一声哂笑，他们认真而细腻地感触着所及的一切，而忙碌的大人可能只是嫌哭声扰人，呵斥道闭嘴。在另一部伊朗儿童电影《小鞋子》中，阿里在长跑比赛里获得了冠军却倍感沮丧，因为他拼命奔跑是为了许诺给妹妹的一双球鞋，但那是季军的奖品。阿穆德的奔跑同样是献给成人的童话。

成长使人学会发号施令，却忘记了如何去倾听；人们懂得了怎样获利和谋生，却把那个也曾羸弱无助的影子埋葬在找不见的深处，只有“守规矩”、“两周挨一次打”作为印迹被再一次地传递了下去，童年在老去，我们逐渐缄默，被日复一日的规训和教条框紧，在流逝的时光里无声无息地褪色成冷漠的利益体。对于阿穆德的爷爷而言，几十年前他或许也是这样的一个孩童——面对大人唯唯诺诺，直到有一次因为年少珍爱的光而鼓起勇气，也曾反抗过、哭泣过、挨训过，只是屠龙的勇士终成恶龙，当他满面皱纹地坐在石阶上跟人谈论起教育之道时，既不会从奔跑的阿穆德身上获得共感，也不可能施予小孙子半点理解，他只是以一种强硬的、习得性的口吻命令道：“去帮我拿香烟，阿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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