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人

以正常的社会标准评价彼尔，他确实是一个你不希望在你生活中出现的人，他并不讨人喜欢，他给自己和他人都带来很多痛苦，他不是道德无瑕的模范，他的随心所欲、不按常理出牌让人想敬而远之。甚至因为他的不成功，他的天才设想，也会被评价为好高骛远的空想。在今天，他也许是马斯克这样的人，只不过马斯克有他的幸运也有把握幸运的能力。他有那个时代很多天才人物没有的幸运，却没有让幸运持续相伴的能力。正如雅各布贝母亲所说，他性格很不稳定，这造成他行事难以捉摸，且不考虑他人感受。很难想象他这样的人能像马斯克一样做一台运转精准的资本机器，所以他也不可能成功。

但是如果把彼尔的落魄结局仅仅归因于他性格的缺陷，我认为太偷懒且有失客观。彼尔的幸运是他自己创造的，他的天才设想，他愿意为天才想法寻找赞助的决心，这些都不是别人给予的。彼尔的性格中具备了一些成功的潜质。这些潜质为他带来了幸运，甚至在我看来，这幸运极其难得。这倒并不是因为萨洛蒙一家人对他项目的垂青显得多么可贵，萨洛蒙一家人是商人，遵循的永远是商业的逻辑。如果不是项目前景看好，未来获利巨大，萨洛蒙家族才不会对彼尔另眼相看。我所说的彼尔最大的幸运，是遇到了一个真正爱他理解他的人雅各布贝，她懂得如何爱他人，也很自爱。雅各布贝是心有大爱的，谈恋爱时，她没有因为彼尔性格的缺陷而放弃他，彼尔离开她后，她也没有因为他的遗弃而怨忿，反而选择帮助更多像彼尔一样出身的人。在彼尔离开她多年后，她也没有因彼尔的伤害而赌气嫁给不爱的人，在尊重他人的同时也体现了她的自爱。雅各布贝没有因为不被爱的经历而选择不给予这个社会她的爱，相反，她因为爱且理解她爱的人，选择给予更多人更多的爱。因为对彼尔的理解和对和他同样出身的群体的悲悯而创办现代化的学校，这正是爱赋予她的力量。遇见雅各布贝是彼尔的幸运，因为在那个年代能遇上这样清醒、心怀大爱的女子着实不易。我想不出一个在父母终其一生压抑着对子女爱的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彼尔，一个从小到大未曾尝到热烈的爱的味道并拒绝理解父母对子女爱的方式的人，还能有遇到一个理解他爱他的人更幸运的事！

彼尔一生都在为反抗而反抗，他一时看重的，都不是他真正看重的。他在这反抗中失去的，恰恰是他真正需要的。反抗是他的应激反应，却不是他的本心。他脆弱、固执、敏感，这是贫困的出身打在他身上的烙印。试想如果他生而继承大笔财产，且生活在当代，也许他会活得相对称心遂意，毕竟拥有财富会带来心态的不同，被权威欺压时不会因自负而自尊心弹起拼命反抗，在与资本合作时也能更清醒冷静不用低姿态。

彼尔的一生都在追逐他的项目，他的设想，这是他最在乎的。他的不幸，是从失去这个项目落地的可能开始的。他所有的自尊心都建立在这个项目的成败上，建立在自己对这个项目的主导地位上，因此一旦这些在现实中落空，他就会自暴自弃地放弃与之相关的所有，包括难能可贵的爱人雅各布贝。

一个人的性格往往是他与环境互动的产物。我们在评价一个人性格时，总是更多看结果不看过程，看个人修养不看环境系统的支持。我对彼尔的不讨人喜欢抱持同情。他不是生来如此，他的倔强是他的保护机制。如果细心观察，你会发现他所在的社会系统高压多于宽容、冷漠多于关怀。如果说人的伤痛是在和社会环境互相疗愈中治愈的，那么，客观地说，彼尔所在的社会环境并没有为治愈他提供多大支持。固然我要承认，这个过程中他自身的问题更多，但完全撇清社会环境的影响绝对是有失偏颇的。毕竟，在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性格有缺陷、不讨人喜欢的天才，比如乔布斯，也都最终实现了他的理想，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并没有被整个社会系统强烈地排斥在外，他们从未活得像彼尔一样落魄拮据。

这是一部教会我们如何自愈和治愈他人的电影。它通过彼尔的悲剧人生，探讨了整个社会系统如何给予爱而不是冷漠与偏见，个体如何学会悦纳自我善待他人的问题。彼尔和雅各布贝是这个问题的一体两面。彼尔提出了问题，雅各布贝用行动给出了解决问题的一种尝试。纵然彼尔没有把握好遇见雅各布贝这份幸运，用爱的互动疗愈自己残缺的内心，但更多人却因为雅各布贝这样的人对于爱对个体成长的深刻理解而获得了治愈自身的可能。

彼尔是可悲的，当人们看着一个并非十恶不赦的人走向自己一手编织的悲剧结局时通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人们会叹息，他本可以很好的，事实上，他本不必走向好的反面。他的“恶”是无意识的，当他无意识地滑向深渊的时候，我从中看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影子。我们何尝不是有性格缺陷之人？只是命运对我们命运的摧毁性没有像对天才彼尔那么大罢了，毕竟我们中很多人不曾体验过登上高峰又摔到谷底的感觉。我们每个人和彼尔都有相似之处，我们要学会避免像彼尔那样，让自己的性格缺陷毁了自己的一生。

The Great Gatsby开头说道“Whenever you feel like criticizing any one,just remember that all the people in this world haven’t had the advantages that you’ve had.”，当我们想评论某个人时，不要忘了，我们所讨厌之人，也许也不想拥有这样自我厌弃并被厌弃的一生。

年轻时，他和父亲抗争，和宗教抗争，受新思想，他主张个性自由、个人解放，成为宗教家庭的反对派。在他义无反顾地踏上去哥本哈根的列车，也是从那天起，他走上了一条通往未知的路……影片中有这样一句台词：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是的，他一直在和自己作斗争，也伤害着那些给予他爱和帮助的人！故事的结尾，他回到小城里，一个人生活着，他还是他，我想他一定是个完美主义者，又受原生家庭的影响太深太深，想挣脱又无法自拔，终其一生，都活在纠结和执拗中！

不幸运有不幸运的理由. 利益集团是张大网，每个结点都是制衡点，佩尔过度的关注自我，令人恶心的自尊心注定成为边缘性人物. 导演非常可观公正的剖析了问题所在，一反常态富人对穷人的偏见，而是对其的赏识和帮助，大概也是小说作者自我剖析的深层所在. 可惜了才华，终身报复无以施展，贫穷终老，令人唏嘘。。。

不久之前，丹麦导演比利·奥古斯特的最新作品《幸运儿彼尔》在北京国际电影节荣获天坛奖。无论是影片对情感问题的精准展现，还是对丹麦现代化问题的深刻剖析，这部影片都让人感觉似曾相识，因为它正像是奥古斯特两个前作——同时也是两部金棕榈获奖作品《征服者佩尔》和《善意的背叛》的合体版。

主角彼尔是一个建筑工程师，影片一开始，彼尔便不顾父亲威胁，逃离了阴郁晦暗的宗教家庭，前往大城市追寻自己的梦想。他研究了一套旨在提高丹麦国内航运能力的现代水利系统，雄心勃勃地想要打造一个“北方的威尼斯”，但因为想法过于大胆而频频碰壁，年老的政府审核官员也因此被彼尔蔑称为“权力狂”（大概也是在这个上校身上看到了阻止自己离开家庭的父亲的影子）。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彼尔只能靠好心的餐厅女侍接济过活，二人幸福而清贫地生活，直到有一天幸运女神降临，彼尔遇到了赏识他的贵人——犹太裔富豪伊凡·所罗门及其背后的整个家族，由此驶上了人生的高速路。

在与伊凡交往的过程中，彼尔认识并逐渐爱上了他的妹妹南妮，不久之后，他发现自己又义无反顾地爱上了南妮的姐姐雅科比，并与她结为夫妻。原生家庭带来的困扰从这里开始逐渐显现出来：吝于表达情感的父辈使得彼尔逆反地发展出无比旺盛的情欲和征服欲，他不断更替着自己心仪和爱慕的对象，试图在这种快速的代谢中获取新鲜充足的情感体验。压抑许久的激情喷薄而出，以至于到了婚后，彼尔仍然无法走出情感不忠的困境，最终将自己拖入了深渊。

总的来看，“幸运儿”彼尔有着资本主义开拓时期一个年轻人所能具有的一切可贵特质：他热爱真理、藐视权威、敢爱敢恨，充满活力，为实现理想可以放弃一切（其中也包括很多珍贵的东西）。但与此同时，恰如雅科比所说，彼尔“在狭窄的胸襟和迷信的压力下成长”，这既解释了他的虚弱也解释了他的巨大勇气；“蔑视和任性的力量”让他遭受了灭顶之灾，性格中的极度偏执和对情感的不忠最终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仅使他失去了阶层跃升的机会，也让他失去了更加难得的真爱。

尽管本片长度接近三个小时，后半段的走向可谓急转直下，但故事的发展并没有给人以任何拖沓、突兀的感觉；相反，影片的层次丰富而清晰，一切情节的发生都有草蛇灰线的伏笔，所以细细回想起来，往往都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从一开始的父子矛盾出发，继而在爱情中展现彼尔的性格侧面，接着进入对宗教和社会阶层的探讨；小到个人、家庭，大到社会和整个文明都在影片中有极为精确的呈现，让人不得不佩服原著作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亨瑞克·彭托皮丹对丹麦历史进程以至人类内心复杂性的深刻认识。当然，比利·奥古斯特更是居功至伟，其剧本改编与影像化能力至此已称得上炉火纯青。

主人公彼尔既不相信宗教认可的旧有社会秩序和道德体系，又对以家族为核心的资本运转逻辑缺乏体认，在这种情况下，被新旧两个世界同时抛弃也就成为了某种必然。不过，比利·奥古斯特似乎无意将《幸运儿彼尔》简单地定义为一个性格悲剧或者社会悲剧，至少从宗教的角度看，彼尔的结局未尝不是一场上帝针对渎神者的审判：片中，彼尔砸毁圣像，对身为神父的父亲充满敌意，几乎做尽了一切违反宗教道德之事——无论是基督教还是犹太教。正因如此，影片中最令人动容的也许并非彼尔与妻子之间超越家族规训、种族阶级的爱情，而是彼尔在背叛妻子之后，面对神父进行的一番痛心疾首的独白：

最重要的是，我感到困惑，我睡不着觉，因为有很多想法。我很困惑，很紧张，这是考验吗？还是惩罚，是生活对我的惩罚？这是上帝对我生命的审判吗？我因此感到如此焦躁不安。还是乡愁？还是我父亲的诅咒让我如此不安？

只有这时我们才发现，彼尔是如此狼狈地生活在自己为自己打造的坚固牢笼中，一生都受到恐惧和忏悔的支配，让人想起他的同胞克尔凯郭尔和同样深受沉默的上帝折磨的赫尔曼·梅尔维尔；他并非完全不信神，其所做作为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对原生家庭以至某种“先定命运”的反动，而非对上帝存在的系统性否定。他意识到自己一生都在毫无来由地毁灭自我，无处释放的激情只能用来伤害他人。他不安、困惑、无助，可悲、可笑、可怜，真实得仿佛可以从电影里走出来，照见芸芸众生。

这正是幸运儿彼尔的失败之处，也无疑是《幸运儿彼尔》的成功之处。

简短访谈

Q：为何要改编这样一个故事？

A：《幸运儿彼尔》这个故事引发了我的强烈兴趣，所以六年前我开始编写这个剧本，并且决定把它拍出来。首先，我认为彼尔是一个很现代的角色，他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也是这样，如果你去看看社交媒体就会知道这一点，人们需要不断通过点赞来确认自己的存在。这里面有一种共通性。其次，他的青年时代让我想起了我自身的经历，想起了我自己严厉的父亲，所以离开家庭、建立自己的生活对我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棒的爱情故事，其中的很多细节都有着人性的温度。

Q：所以这是一个关于现在的电影，而非关于过去？

A：我从未想过要拍摄一部“古装作品”，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彼尔的性格，他和周围人的关系，其实都是非常现代的。

Q：虽然这么说，但您的很多电影似乎都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何偏爱这段时间？

A：这真的是个巧合。《征服者佩尔》确实也是发生在这段时间，但这只是因为它同样改编自一部小说。我个人很喜欢体量大的史诗电影，而世纪之交的这段时间，人们恰好热衷于书写大体量史诗小说。如果说《征服者佩尔》和《幸运儿彼尔》有什么联系，只能说两部电影都与父子之情有关，而它们又是截然相反的。

Q：您的另一部金棕榈影片《善意的背叛》也在描绘两代人的关系，两部电影有些许相似。

A：是的，总体上讲人与人之间总有着最大的戏剧性，这是我的兴趣所在。我曾经收到过好莱坞的邀约，让我去拍大型动作电影，但我真的看不到其中有让我感兴趣的东西，这种戏剧性情节只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中才能体现出来。

Q：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片中的犹太人家族虽然非常富有，但似乎并没有受到尊重，他们的社会地位到底是怎样的？

A：出于某些原因，丹麦的犹太人一直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我想这是因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中，他们只能从事商业交换，他们从没有被真正接纳过。其中一些变得很富有，就像片中的那个家族一样，但他们普遍将自己从社会中孤立出来，我认为这也是他们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我的剪辑助理曾经给我讲过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她说前苏联解体之后，很多犹太人前往美国或者以色列，她的父母当时就去到美国。一个星期之内，他们拿到了绿卡，找到了房子和工作，因为所有当地的犹太人都在帮助他们。我想无论是中国还是丹麦，人与人之间都没有这么强烈的纽带关系，这就是他们的特点，他们会彼此扶持。

Q：《幸运儿彼尔》中的演员都非常出色地探究了人性的幽微，您是如何进行选角的？

A：当我们有钱来拍这部电影时，制作人告诉我说，选你认为正确的人选，不要在乎明星什么的。所以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很大规模的遴选。彼尔和雅科比（即男女主角）的扮演者受过良好的表演训练，但没有什么名气，毕竟这个世界上演员太多了。如果你去洛杉矶，就会发现连服务员都是演员。我很高兴能和他们进行合作，与他们一起探寻角色本身，而不用在乎其他事情。

Q：除了剧场版之外，《幸运儿彼尔》还有一个电视版，这二者之间有何区别？

A：这两个版本我都很喜欢，不过电视版更长，有四个小时。我们必须要制作这个版本，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投资，不过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会有这种情况，所以从头开始就准备了两个不同的剧本，清楚哪一场将只出现在剧场版里，哪里只出现在电视剧中，也正因如此，有些场景可能要拍摄两遍。电影和电视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媒介，后者有其自身独有的特点，每一集都有其弧线和戏剧性，我们需要明白如何结构它，否则就会变成流水账。

Q：北欧很多导演似乎都会为一部作品拍摄或剪辑两个版本，这是一种制片传统吗？

A：对我们来说主要是为了钱。这种体量的电影是很难找到投资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国家电视台出资，单独拍摄剧情片是行不通的。而且由于这是一个纯粹的丹麦故事，我们也并没有去其他国家寻找过经费。

Q：我个人很好奇您与伯格曼的关系，他也是您的作品《善意的背叛》的编剧，您二人是如何就这部影片进行合作的？

A：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每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总是跟我开玩笑说，“你好，我是英格玛·伯格曼”。结果有一天，我又接到了这样一个电话，本来以为又是那个朋友开玩笑，但这回是真的英格玛·伯格曼了。他对我说，“我写了一个关于我父母的剧本，你的《征服者佩尔》我看过五遍，我想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我不想再执导这部电影了。”

我当时很害怕自己会处在英格玛的阴影里，但还是去见了他。他对我说，“我拍过不下五十部电影，知道导演意图的完整性多么重要。剧本在这里，你是导演，我绝不会干涉。”而他确实没有干涉——除了女主角是他的选择之外，而这个人后来也成了我的妻子（笑）。我和英格玛两人一起在法罗岛上工作了两个月，主要是梳理剧本内容，互相给出想法。之后我们总是在一点钟的时候通电话，他很准时，说一点就一点。

我认为英格玛·伯格曼是唯一能够将现实和梦境完美融合的人，而他的方法一点也不复杂，简单至极。这一点我非常钦佩。

Q：是否有新的电影拍摄计划？

A：有一些，其中一个就在中国。我没法向你透露更多，但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看看这人模狗样儿的渣男

大家好，我是大仙儿。

关注戛纳电影节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昨天戛纳电影节宣布了官方单元的第二批名单，昆汀·塔伦蒂诺与阿布戴·柯西胥的新作入选主竞赛单元。

这样本届主竞赛一下子就凑齐了五位金棕榈得主，马力克、达内兄弟、肯·洛奇、塔伦蒂诺、柯西胥，其中达内兄弟与肯·洛奇还是双金棕。

如果今年这五位里任何一位拿到金棕榈的话，就会产生第一位三金棕榈或第八位双金棕榈获得者。

说到双金棕榈俱乐部的成员，你们都知道么？

有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今村昌平、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比利·奥古斯特、达内兄弟、迈克尔·哈内克以及肯·洛奇。

今天要介绍的电影，其导演就来自双金棕榈俱乐部——比利·奥古斯特。

《幸运儿彼尔》

说到比利·奥古斯特，他这几年都成了中国影迷的熟脸了。

那部不知道为什么要拍出来的《烽火芳菲》就是比利老先生的作品，这片子的经历还是蛮奇特。

本来是2016年北影节的开幕片，中途突然消失不见，一转眼，又入围了2017年上影节的主竞赛单元。

今年，当听说他的新片入围北影节主竞赛的时候，大仙儿心头一紧，难不成又是一部廉颇老矣的烂片吧？

当真正看完本片之后，大仙儿觉得《幸运儿彼尔》能拿天坛奖，还真不是因为“幸运”。

要说拿本片跟比利·奥古斯特的其他作品比较的话，大仙儿觉得应该是低配版《征服者佩尔》＋《善意的谎言》。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本片剧情的话，大仙儿想了想，应该叫渣男彼尔的南柯一梦。

如果再加上一段注解的话，“论原生家庭的影响，是如何毁了他的一生”。

豆瓣的讨论区，有这么一个帖子，“到底是什么毁了他？童年的不幸、贫穷or自尊？

看完这篇文章，你就会明白。

来自于原生家庭的影响，贯穿了彼尔的一辈子。终其一生，他都想摆脱父亲、宗教对于他的影响。

彼尔出生在一个牧师家庭，严苛冷酷的父亲让他从没感受过童年的快乐，他和他父亲一直以来关系就不好。

没有获得过父亲的肯定，造成他的自卑；父亲对于他的管教，让他绝不容忍任何人的干预。

他的身体里一直住着两个自己，一个他极度自卑，一个他视尊严如生命。

一个这样的矛盾混合体，注定会把他引向失败。

真是由于早年的经历，在他以后的人生经历中注入了两个字“反抗”。

当他得知自己被高级技术学院录取的时候，他迫不及待地跟父亲决裂。

这是他第一次对于父权的反抗，他个人意志的第一次“胜利”，尝试着摆脱父亲施于他身上的阴影。

他与父亲直接的裂痕，一直到他父亲去世都没有弥补。

这只是第一重反抗，他的第二重反抗来得更为彻底，他拒绝自己的基督教出身，他选择与一位犹太教的女人通婚，一次来完成对于自己牧师父亲的最大复仇。

本片是改编自诺奖得主亨里克·蓬托皮丹的同名小说，小说的时代背景是在19世纪末的丹麦。

反犹在那个时代可不是说说而已，就连小说的原作者蓬托皮丹都是一个反犹主义者。

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版本的该小说，其实都是删减版，因为书中对于犹太人非常不友好。

电影版本的《幸运儿彼尔》已经尽可能地回避那个时代在欧洲的反犹主义。

但还是可以从人物造型上看出对比。

男主人公彼尔，虽然很渣，但是颜值不低，打扮起来还是帅的，要不然也不会迷倒萨洛蒙家的大小姐&二小姐。

再看看他的情敌，萨洛蒙家大小姐雅格贝的前未婚夫。

体态臃肿、颜值低下，还很有钱，这绝对符合以前欧洲人对于犹太人的刻板印象。

一个来自基督教家庭的穷小子倒插门“嫁”入了一个非常富有的犹太上流阶层。

就算大仙儿没看过原小说，都能体会到原作者对于犹太人的恶意。

一个为了自己前程走投无门的乡下白人小子，不惜引诱一位信奉犹太教的富家千金，最后差一点登上人生巅峰的故事。

好了，这里就不讨论原作者的恶意了。

回到彼尔身上。

这小子可不是什么善茬，他基本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渣男。

为了成功，不择手段。

这点可以从他是如何对待身边的四个女人上看出来。

第一个女人，是镇上高级餐厅里的女招待。

当时，彼尔身无分文，去这家餐馆刷碗，他俩就这么认识了。

为了糊口，他只能暂时跟她凑合过着，吃着从餐厅顺回家的残羹冷炙。

当他结识到萨洛蒙家族成员的时候，他迅速跟这位女招待划清了界限。

第二个女人，萨洛蒙家的二小姐。

在萨洛蒙家族额餐桌上，彼尔对于自己的计划侃侃而谈，不费吹灰之力，就迷倒了二小姐。

而作为镇上最漂亮的女孩，她不缺追求者，但她还是喜欢上了彼尔。

那会儿，彼尔也是喜欢她的。

好像彼尔也并没有利用她啊，请往下看。

这就涉及到了第三个女人，萨洛蒙家的大小姐雅格贝。

当彼尔得知雅格贝是萨洛蒙家的财产继承人的时候，他马上替换了目标。

开始对雅格贝猛烈追求。

当然，雅格贝就要理智得多，一开始她对于彼尔是拒绝的。

甚至，当面拒绝了彼尔。

但是，彼尔的表现都可以写一本如何教人倒插门的教程了。

第1步，显示高价值，在餐桌上讲了自己的项目，并且博得了萨洛蒙家族的赞许，展示了自己虽然出身一般，但，是潜力股啊。

第2步，主动示弱，暗示自己行为的粗鄙，都是家庭原因，博取女主的同情。

第3步，通过引起二小姐的嫉妒，获得女主的进一步注意。

并且，在与女主前未婚夫的正面比较中获得上风，告诉女主，自己才是她所爱。

第4步，在女主犹豫不决的时候，一锤定音突破女主的心理防线，帮女主做出选择。

“你想成为我的人”，这招他使了不止一次。

看着催眠洗脑的能力，他自己弄一个邪教都绰绰有余。

第四个人，妻子英格。

其实彼尔最对不起的人，是英格，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是在知道自己的项目最终失败以后，深知自己与雅格贝的社会阶层已经没有缩短的可能。

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父母的死，让他明白，即便是他想反抗，最终他的个人意志还是输了。

不过，他在片中唯一做对的一点，就是跟雅格贝解除了婚约。

他爱国雅格贝呗，相信他在某些瞬间是爱过的，只不过他更爱的是自己。

在影片的前半程，他是幸运的，幸运的好像童话故事一般。

获得一个大家族的认可，这个家族还把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他，他从童年就魂牵梦萦魂牵梦萦的理想马上就可以实现。

他用一种十分利己功利的手段，一步步走向了成功。

但他最终还是失败了，败给了自己的自尊/自卑。

因为自己童年受尽了父亲的专制，再加上他出身贫寒，他只能用极度的自尊来掩饰自卑。

他一度认为只要自己的项目成功了，他就可以飞黄腾达，跟雅格贝平起平坐。

但是他忍受不了自己的尊严受到侵犯，就像他拒绝向那个建筑部的工程师道歉一样。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源于童年经历对他的影响。

有一场戏，他父亲去世后，母亲搬出来牧师宿舍去跟他的哥哥一块住。

他跟母亲见面，母亲还是指责他当时的离家出走，当初没有服从父亲的意志。

如果当初，他的父亲可以接受他的选择，可能彼尔就不会用一种流放自己的方式独孤终老。

想起了最近正在上映的《何以为家》，片中的小男孩状告自己的父母。

如果家不是家的时候，哪里才能给家的感觉。

现在“原生家庭”成为了解释各种社会先生的钥匙，父母为人处世的方式，会影响子女待人接物的方式。

子女对于原生家庭的不满所造成的心理问题，可能会移植到子女们所组建的家庭中。

为什么《幸运儿彼尔》中彼尔，最后会选择流放自己，因为他在与不听话的儿子的接触当中，发现自己慢慢成为当初那个所憎恨的父亲的模样。

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可能会随着时间渐渐被遗忘，但其实它早已藏在潜意识中，时不时出来作怪。

-FIN -

公众号：小鲜电影（xiaoxianmovie）

本片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丹麦文豪Henrik Pontoppidan的同名代表作。创作于1898至1904年期间的原著带有较强烈的自传色彩，作者几乎是根据自己前半生的经历创作出了彼尔这个人物。这本小说1990年代出过中译本，但直到2010年才有了首个英译本。

对这样一部西方知名作家的代表作而言，似乎不可思议。原因为何？去年影片首度公映时《中华读书报》刊发的一篇文章给出了这样的回答，http://culture.gmw.cn/2018-09/11/content_31102745.htm

“在批评者看来，它有反犹思想，涉嫌种族主义。1990年，与最早的汉语译本大致同期，美国翻译家史蒂夫·默里申请了翻译津贴，开译《幸运儿佩尔》，但只译了六十页便自行放弃。2001年， 他写信告诉蓬学家、蓬托皮丹网（henrikpontoppidan.dk）创办人弗莱明·贝伦特，蓬托皮丹的反犹主义偏见是一大难题，尤其是在纽约犹太 人控制着出版业的美国。“我厌恶不得不审查蓬托皮丹的做法，但我的确认为他对犹太人物的描写会招致抗拒。”他说。爱尔兰译者保罗·拉金也曾自行翻译此书，但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他的译稿。我们现在读到的《幸运儿佩尔》基本上都是洁本，后来的版本已经修饰、删除了某些针对犹太人的词句。如史余译本第49页：“萨洛蒙现在明显地把注 意力集中在彼尔身上，这种关注使彼尔深感不安。萨洛蒙的奉承使他无法忍受，”以及周甄译本第46页：“现在他把希望寄托在彼尔身上，而彼尔却因为他的注目 觉得很不自在。彼尔打心眼里反感他对人谦卑的模样，”原本到这儿还有一句：“他不喜欢犹太人，最起码不喜欢有钱的犹太人，” （HankundeikkelideJ der,allermindstrigeJ der），后来清除掉了。即使是洁本，对异族的不敬也体现在字里行间。....”

根据维基百科的介绍，Henrik Pontoppidan年轻时算得上是个不折不扣的白左。他关心社会进步，同情无产阶级，醉心于通过科学技术造福社会，将丹麦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转化为现代工业强国。这在影片中有着较多的篇幅展现。但即便如此，他仍然无法摆脱自己那个时代的局限，今天看来，作品中浓重的反犹主义是无法回避的最大缺陷。小说是100多年前创作的，彼时社会价值观和当今差异极大，反犹主义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充斥其间，追求财富名望被视为罪恶，这在影片开始部分身为神父的父亲所做的饭前祷告中已经交代的很清楚。少年叛逆的彼尔实际上被塑造成一个具有警示意义的负面形象，他背叛家庭背判教义，与富有犹太家庭的联姻和飞黄腾达注定是一场镜花水月、南柯一梦，背叛自己出身的负罪感和追求个人成功的愉悦感让其纠结一生，最终还是与上帝达成和解，浪子回头，归隐一方。今天的观众，如果不了解一点影片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已经很难理解彼尔为何会做出那样的选择。原著者的Henrik Pontoppidan，也被后人评论为一个多重矛盾的混合体：他是个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狂热的爱国者、清教徒、现实批判者、社会主义者等等。鉴于他在不同时期作品中表现出的模糊不清的、暧昧的立场，自由主义者、激进分子、保守主义者、右派等等都能在其作品中找到自己的投射，进行自己的解读。

《幸运儿彼尔》原著有8卷，翻译成中文后也有800多页（还经过不少删减），可谓卷轶浩繁。将如此多的内容压缩成不足3小时的电影，最能体现导演的功力。虽然没有看过原著，但我觉得影片的改编应该算得上成功，取舍得当，在有限的时间里既让我们领略了前工业时代北欧社会广阔的时代背景，也对其中微小人物的命运进行了纤毫毕致的展现，男一号的精彩演出塑造出了令观众纠结和同情的悲剧人物，获得2019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当之无愧。（blog.sina.com.cn/gogoboyz , weibo.com/gogoboyz）

Henrik Pontoppid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