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炮事件

（一）连接与规训——技术物体与双重约束

后工业时代使每个人都成为半人马

在《黑炮事件》中，恐怖来源于对技术物体的近距离直接凝视，正如打字机的声音构成了影片的开场，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线条感的现代主义构图，一只手正在敲打打字机器，并将敲打的内容念了出来：“我公司于83年8月10日起接受调查黑炮事件......”在下一个镜头中，我们看到了这台打字机的全貌，这是一台飞利浦出产的PACT220型，近乎完美的工业设计风格构成了几何形状的构图，暗示着影片所处的城市空间，随后，它也将构成影片倒叙的主体，镜头上移，影片的名称和演职员表出现了......

但如果我们更换一个角度，那么则将窥见这两个镜头的诡异之处，首先是叙述主体的状态，在这个镜头之中，他的面孔没有出现，但又因为这双灵活地在键盘上运动的手，而并非缺席，这双手并不是布列松作品中，作为情欲与罪恶主体的双手，而是逐渐成为一个规律运动的“物”，键盘的边界框定了它们的活动领域，与其说打字机是身体的延展，不如说双手是打字机的外设，黄建新在这里捕捉到了一种肉身—机器混合物的诡异状态，打字机作为无差别工作的最小单位，承担着“连接”的功能，主体和客体连接，肉体与机器连接，成为了一个全新的巨大客体，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促使半人马神话的消解，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机器的半人马。

但“连接”并非技术物体的唯一存在方式，在《黑炮事件》呈现的现代（工业）城市空间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听觉的张力，作为技术客体的“物”随时随地可能闯入，在Hans抵达机场并与中国行政人员交流寒暄，并要求赵书信担任他的翻译之时，机场外的轰鸣声以及候机大厅的电子语音随时都可能侵入人们的谈话，阻挡着双方之间的交流，危机已然在这里产生。

技术物体是人的症候，我们恐惧它们，但与此同时，也将产生一种迷信，在中国，随着前一代人对于偶像与理想主义的清算，第五代导演，以及80年代的知识分子已然成为了没有驱力的荒诞人，没有父亲的孩子，因而他们面临的一个自我诘问则在于：我们从哪里寻得一个重启性质的驱力？又从哪里寻求到偶像。

抽象时钟取代了国徽和毛泽东像成为了新的大他者

答案在于时间，时间本身无法测量，因此它来自于心理绵延，实际运动等一系列内在与外在的共同作用，但是技术物体的出现却令时间无处不在，从机械指针所指向的数字，还有荧光屏闪烁的单色电子数字，在影片结尾的一系列空镜头蒙太奇中，我们看到了电线杆对于自然的天空的重新分割，伴随着时钟的声音，而这种蒙太奇也令画面成为了一台运转的机器。

时间作为一种规训/惩罚的力量不仅挑战了自然意义上的太阳，更是挑战，甚至重塑了“人间的太阳”——意识形态，在那场窒息的“秘密会议”之中，令人窒息的白色彻底篡夺了曾经红色的大他者地位，墙上高高悬挂的并不是国徽或毛泽东的偶像崇拜，而是巨大的机械钟表，它的规训甚至不需要数字，而是抽象的手势，暗示，白色是功能性的颜色，也是实用主义的颜色正如同影片开场，在那台诡异的“人机混合体”之后不久，匆忙的赵书信在邮电局不小心撞到了两个体形高大的人，一个身着红色，而另一个身着白色，拦住赵书信的是一种双重约束，而他则成为了在两种意识形态夹缝中生存的知识分子。

（二）在雅努斯的窄门之下——知识分子的希腊意识

但80年代是一种过渡状态，连接着70年代的创伤和90年代的镜城，赵书信在影片开场撞见的双重约束随后合一化，成为双面的雅努斯，一面朝向过去的红色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则朝向未来主义的技术规训，而这两者出自同一个主体，官僚主义转化为了高技术力官僚，《黑炮事件》表面上看上去是技术知识分子的反思，但实际上成为了人文知识分子的隐喻。

《黑炮事件》共包含着两个平行的事件，但依托同样的结构——“丢失”，“黑炮”的丢失与技术翻译职位的丢失，“黑炮”只不过是一枚棋子，当汉斯拆开那枚棋子，我们发现里面实际上空无一物，棋盘上的文字是纯粹的能指符号，是知识分子引以为傲的，缺位的客体小a。

在《黑炮事件》的语境之中，“翻译”不再是同时期同样流行的普罗米修斯式译介，而是朝向理念世界的修辞学（另外，从旅游翻译冯良才的一无是处，我们可以发现某种公众知识分子的无用）无论是保守主义的列奥·施特劳斯还是激进的萨特，福柯，它们的区别在于对文本的选取，而这些文本使他们可以通过一种“隐微书写”认出彼此，修辞学将是编码而非解码，知识分子最后的希腊意识，但“赵书信们”的矛盾在于，他们拥有着某种后理想主义的确信，“帝王师”的情结使他们渴望被雅努斯性质的大他者承认，并实现合谋，通过这座窄门，《黑炮事件》的赵书信是一个失意的英雄，他无法实现某种拯救，但实际上，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开始迅速集群化，产生某种亟待被推翻的传统。

（三）黄建新，一个导演的自我献身

在《黑炮事件》之后，或者说在80年代之后，舞台重新被商业（大众）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进驻，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自身退场，并开始出现分流，他们的不同选择代表了对这部影片的不同读解方向，在“后理想主义”与“隐微书写”的两个极限之间，偏向于前者的退回到柏拉图的洞穴之中，为囚禁在洞中的人们生产幻觉虚影或可供崇拜的偶像，而偏向于后者的，则转向文化上的赫尔墨斯主义，并在消解自身之后抛弃历史身份，尝试与西方国家平等“分享”现代性，而非被观看的客体，例如我们在娄烨，刁亦男等某些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中所看到的那样，《白日焰火》近乎消去了东北的地域特征而是去呈现一个纯粹的黑色电影，此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中，历史只不过提供了一个纯粹化的时间绵延，广东，香港，台湾三地不再承担政治含义，甚至社会事件也不过是舞台演出的人肉背景，在这个宇宙之中，一切交由欲望，力比多主导而不是民族寓言。

《黑炮事件》中，赵书信在教堂门口观望，黄建新也在此时陷入了某种绝望之中，这种荒诞在随后的《错位》之中达到了最高峰，然而，进入21世纪，他投身入官方宏大历史叙事的书写之中，在宗教皈依之中，非理性地无限弃绝永远是重要的，《黑炮事件》是一个契机，引导着他的信仰一跃，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他“皈依”了主流意识形态，而是在“弃绝”早期风格的行为之中，肯定了某种超验他者的存在。

参考文献

戴锦华：《雾中风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1-1

戴锦华：《隐形书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6-29

刘小枫：《走上十字架上的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9-1

列奥·施特劳斯：《迫害与写作艺术》，刘峰译，华夏出版社，2012-1

索伦·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刘继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04

在刚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改革开放，进行四个现代化的大背景下，《黑炮事件》用非现实主义手法讲述现实主义故事，展现现代化工程与领导之间的关系，以及建设与领导，与群众之间的矛盾。

电影以两个视角展开：写实（李党委的回忆）、夸张（客观视角），在影片中的夸张的部分往往以夸张的静物体现出来。比如领导们的会议室墙上的大钟暗示着会议仅是形式主义。

影片中的多次暗喻往往以试听表现出来，比如墙上的大钟暗喻着会议盲目、低调、毫无意义且无聊；会议争论左右两人就是否留下赵立信展开争论，分别代表改革派和保守派。当两方分别开始发言时，构图分别从双方的右边和左边延伸形成中近景镜头，代表双方压倒性势力。而当中间人（即持中立态度的人）站出来说话时，画面变成了对称构图，并以中立人为中心的对称构图结束，然而中立人只是调和了双方的矛盾，却仍然没有解决问题，意味着会议以结果告终。而第二次会议的画面色彩与第一次明显不同，第一次会议以黑白为主，画面为冷色调，所有人着装皆为白色，连杯子中的水都是透明无色。而第二次会议则有人穿了黑衣服，杯子里的水变成了茶，黄色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画面整体呈暖色调。暗示着第二次会议的暗流涌动以及最后对峙双方将会爆发争吵。

而关于影片中的人物塑造，赵书信逆来顺受，善于自我化解；但也有骨气，有民族自信和民族气节。

本片讽刺了知识分子在体制中遭遇，同时也让人反思制度建设的合理性———表演节目中，台上的人表演的很投入，台下观众两个年轻人兴奋吹起口哨，却要被保安赶走；赵立信投入不了演出，于是主动离开，自称跟不上潮流。并且在接到电报后，大家的第一反应是认为赵立新有问题，没有人去思考事情的合理性，而是集体无意识的反应认为这是错误的，是否也是思想的蒙蔽、死板与滞后呢？

况且，导演黄建新在1985年能拍出《黑炮事件》这样的电影，而如今只能拍《长津湖》，政治敏感度的提高莫不是最大的讽刺了。

就像在影片后段，出现了警报声与不同红色夕阳照片同时播放的景象，是影片中最有力的讽刺与警告：“烈日当空，警钟长鸣”。

上周，表演艺术家刘子枫先生在上海去世，享年83岁。

生于1938年12月的刘子枫，一生演了诸多话剧并参演了不少质量上乘的影视剧，塑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人物形象。

其中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则是令其获得第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的1985年电影《黑炮事件》的赵书信。

黑炮事件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影视行业迎来空前绝后的发展热潮。彼时，“三代余热，四五登台”，三代导演同台竞技，百花齐放。

1985年6月，刚拍完《流亡大学》的刘子枫接到了西安电影制片厂《黑炮事件》的邀约。

刘子枫花了一个上午读完剧本，“我被赵书信的善良、谦卑及不公的遭遇震惊了，情不自禁地哽咽抽泣起来，索性放下剧本，让自己哭个够，等心中的憋屈释放之后再接着看”。赵书信这一角色便由此塑造了起来。

雨夜里，一个身材瘦小的中年男子跌跌撞撞地冲进邮电局，险些还撞到门口两位高大的年轻人，他匆匆忙忙地向某地发了一封电报——“黑炮301找赵”。

慌张的神情与敏感的内容，这一超乎常情的悖谬举动引起了邮局女营业员的高度警惕。

于是，在一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传统心理定势的支配下，立即报告了公安局。

公安局查出、发报人是某矿山公司一个精通德语的工程师赵书信。

他195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作认真负责，有点怪脾气。同时他也是厂里唯一的懂德语的技术专家。

公安部门最终决定立案侦查，而赵书信所在的矿山公司全体也倍感警惕，开始暗中调查，代号为“黑炮事件”。

厂里进口了大批德国WD工程设备，并且还派来了专家汉斯来指导安装调试工作。

就在事件正在暗中调查之时，汉斯又将再次到访中国。

为了相互沟通顺利，本来应该由又精通德语，又懂得机械的赵书信来负责接待翻译。

但是上次二人一见如故，成为要好的朋友。并且汉斯还曾向厂里提出想要一个文玩古董的请求，厂里不禁怀疑，“黑炮事件”或许与地下文物交易有关。

（面对外国友人的愿望，他们赠送了一个赝品，并“引以为傲” ）

意识到这一点的厂里，说什么也不让赵书信负责这次接待。

饭后遛弯的赵书信想去探望一下老朋友汉斯，都被拒绝，碰了一鼻子灰。

因所谓“黑炮事件”，公司领导将赵书信调离原工作岗位，由一位不熟悉工程安装专业的旅游翻译冯良才接替他的工作。

“术业有专攻”，小冯的德语虽然流利，但是对机械方面的专业术语却是一窍不通，在日常工作的时候就经常出错。

小冯对这份完全不能胜任的工作，也是想打退堂鼓，但是公司领导却让他配一个专业字典，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

一次汉斯叫小冯去拿一些“子弹”，小冯虽然心下不解，但是仍然照着汉斯的指示去做。

矿场哪里来的“子弹”，这下难为了小冯，小冯不惜走层层手续，去军备库申请“子弹”。

经历了千难万险才拿回来的“子弹”倒是令汉斯一头雾水，原来汉斯想要的“kugel”既可以翻译成“子弹”，也可以翻译为“轴承”。而很显然，汉斯想要的是后者。

小冯拼命地拿着字典向汉斯解释，而急脾气的汉斯却气得甩手走了。

为此，汉斯时常向单位反映情况，要求把赵书信找过来，单位领导却一直不肯让赵书信回来工作。

文山会海，会议一次又一次地开，却一直没有进展。

会议上针锋相对的行事小心的周玉珍书记和抓生产技术问题的李任重经理，就赵书信是否能回岗这件事始终意见分歧巨大。

虽然会议里大家争论不休，但是作为当事人的赵书信却什么也不知道。

来到新岗位上班的赵书信被告知根本没有需要处理的工作，他只需要和办公室里的其他人一样，翘着二郎腿、看看报纸即可。

郁闷的赵书信也不明白自己被“架空”的理由，回到家中的他便专心地研究起来他的一大爱好——象棋。

专心致志的他甚至连老友汉斯的造访都没有意识到。

俩人探讨起进购德国器械的事，汉斯表示，明明有更好的设备，为什么公司不选择那一套。

在工厂里工作了多年的赵书信似乎在提出建议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的意见会被无视一样，无奈的向汉斯表示，自己早就向公司提出，但从没有人重视他，一个高级工程师的专业意见。

好巧不巧，一直希望赵书信能重回工作岗位的李任重也来到了赵书信的家里。面对棋盘上一个黑色的圆形小盒，李经理不禁疑惑，问这是什么。

赵书信表示之前自己的象棋中的棋子“黑炮”不慎遗落，拿着个黑色的小盒子代替一下罢了。

听见“黑炮”二字的李经理突然醒悟！原来所谓的“黑炮”竟然只是一枚棋子！

想到此处的李经理夺门而出。

留下赵书信和汉斯原地满脸问号，汉斯不解的说“中国人真难理解”

明白事情真相的李任重继续在大会上据理力争，同时也有不少同事表示，还是应当以生产为重，“黑炮事件”或许真是“莫须有”。

即使面对如此明白的解释，周玉珍书记仍然不以为然，认为赵书信如此节俭的同志，怎么会为了区区一枚棋子，发上一块多钱的电报费，大费周章的寻找呢？

争锋相对之时，厂长跳出来“和稀泥”，认为每个人说的“都有道理”，赵书信重回岗位的事即使是证据确凿，也仍被搁置一边。

终于有一天，“黑炮”被寻回，周玉珍书记面对寄来的包裹，仿佛如获至宝，始终认为其中必有猫腻，便与人擅作主张的拆开了包裹，盒子里面赫然出现一枚真真正正的“黑炮”棋子。

正当周玉珍书记错愕之时，赵书信来拿寄回的棋子，却不料，包裹已经被周书记在为请求他的意见时被打开了。

赵书信面对此情此景，终于明白了自己不被信任、被迫调岗的原因，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便转身离开了。

设备安装好投入使用后，麻烦果真降临了，设备出现了问题。

各位领导工程师都闻讯赶来，面对这一情况，周书记立刻询问“是不是德国人的问题？”

几人坐在办公室中，仔细翻阅着说明书，终于问题被赵书信找到了。

原来又是翻译的问题，本来要求是将轴承浇上油，而小冯却翻译成了将骨架浇上油，导致轴承烧坏，几百万的设备惨遭报废。

面对如此哭笑不得的结局，周玉珍书记不禁向赵书信问责，究竟为什么要花一块五的电报费，只为寻得一枚小小的“黑炮”。

而赵书信却默默回答，他只是觉得一副象棋少了一枚棋子，很是难受。

如此重大的损失，好像总要有一个背锅侠出来才算完，赵书信表示自己以后再也不下棋了。

鲁迅先生曾解释何谓“可恶罪”：

“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

《黑炮事件》通身萦绕着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感，并始终在大脑里不断闪动，但是却很难直接道出其中荒诞感的来源。

在这个故事里，黄建新把独具风格的黑色幽默式的小冲突穿插到公司的大事件中，使小事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最终引发大事件的“雪崩”，从而形成了辛辣的讽刺意味。

如此敏感的主题还是令《黑炮》险些流产，是黄建新的老师吴天明出面周旋，才让电影通过审查。

他以浓厚的现实主义笔触刻画了赵书信这一中国新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正如有评论所说：“《黑炮事件》里‘赵书信性格’的成功创造，艺术地为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率先觉醒，鸣响了震撼人心的一炮！”

作为生长在现实土壤上的知识分子，“赵书信性格”凝结了对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文化性格 的哲学沉思。

赵书信主体与自我丧失表现在，其面对被书记私拆包裹的敢怒不敢言、强加于个人爱好上的罪责的无奈叹惋。

黄建新大胆的揭示了传统的精神文化力量对知识分子的摧残，却又大方的展示出了赵书信作为中华文化下孕育出来的含蓄的勇气。

在西德专家汉斯面前, 他没有丝毫的畏惧, 而是以相互平等为基础, 以相互尊重为前提的朋友, 充分显示了一个中国人的荣誉、尊严与人格价值。

当发现德方公司计算错误时, 他毫不客气、毫不留情, 敢于与汉斯摔盏怒目。

影片结尾小孩子用砖头做成了多米诺骨牌，一个个砖头的倒下推动着另一个砖头的倒下。

这似乎像映射了整个“黑炮事件”，一步一步由小至大。

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的“陨落”，陷入僵化的规则与体制，“多米诺骨牌”的停止或许是艰难但是必行的。

本文作者：

《黑炮事件》是我非常偏爱的一类政治寓言黑色幽默国产电影。黄建新的布景、构图、美术，不同于同年代其他更偏向自然主义的导演的风格，独家修复版使这一点更加显著，每一个场景都经过精心设计，有一种全然的精致化。没有如期待一般深入工业体制，是很纯粹的政治寓言。

黄建新八十年代同年有一部科幻片《错位》，在此片观影过程中，不少片段极强的视觉风格，现代主义构图，修复版鲜艳的色彩，党组会背景的巨型时钟、工业的巨大机器，都反复地使我回溯地想起20s30s的美国反乌托邦科幻片对于未来世界的描绘。黄建新关注知识分子，关注都市，在第五代中太被低估了，但不解的是，为何彼时不受欧洲三大的青睐。

改开后的精神困境/工业对人的侵入与异化/语出联邦德国人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宗教性、工业感

“一粒棋子才值几个钱，为什么要花一块钱打电报呢？”太不懂知识分子/文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