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

《芳华》中最打动你的细节是什么？

1.精神病医院，夜晚礼堂外草坪上何小萍的独舞。很多年前读过黄仁宇《黄河青山》里的一段话，大意是，岁月流逝，悲伤和冷笑竟然可以互换。当年的严肃而今成为荒诞，而当年的冷笑竟也变成了感伤。草坪的尽头，那场即将曲终人散的演出正灯火通明，这个穿病号服的精神病患放下了当年集体演出中的紧张，完全沉浸在舞蹈中，真是纯美的感伤和荒诞。如果电影在此刻结束，也未尝不可。谁都知道，从此，在中国，时代的车轮隆隆向前，一切都将成为为了忘却的纪念。

电影还是继续了。犹如生活。

2. 海口街头，刘峰定睛认出照片上的林丁丁，嘴角的那一抹笑。那一瞬间有释怀，自嘲，怀念，谅解，只是没有了爱恨。这也算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一笑间，你我芳华不再，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3. 蒙自车站，已经是九十年代中期，满身风尘疲惫潦倒的中年男人，轻嘲道：什么是过的好？什么是过的不好？比起埋在这里的弟兄，我敢说我现在过得不好吗？

天高云淡，风日正好。还有一只独臂，还你那年未尽的拥抱。

因为这最后一幕，对演员黄轩路人转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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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评论都在讲这个电影不如原小说批判深刻，然而我还是很喜欢这个电影。冯导是在后来时代的洪流中得益的成功者，因此他有谅解，有妥协。

严歌苓不是王朔，没有阳光灿烂的日子。无论是萧穗子得知父亲被平反时泼茶大呼，还是何小萍握着父亲临终前从新疆劳改地给女儿织的毛衣欲哭无泪，都是严歌苓们的伤痕。文工团解散时合唱的送战友踏征程，也是伤痕文学（电影）“带手铐的旅客”插曲，唱彻大江南北。那个时代的很多青春都是在这样小心翼翼中压抑，在压抑中清醒，在无法挽回的创伤中复苏。

我还依稀记得童年时翻到过家中抽屉里母亲珍藏的翻拍的平反文件，一长串名单里有我外公的名字，他在我出生十年前就寂寞地去世了。有那么多无法等到的归来。

但严歌苓也有谅解，有同情，有淡忘。

还能怎么样呢。一回头，轻舟已过万重山。

所谓历史，亲历者往往不适合秉笔直书。他们只能怀旧，抒情，欲语还休，在感伤中交织着光影，是非短长留与后人评说。

因此，这部电影的缺陷如此明显，但了解的人，也都原谅了。这是一个时代的广陵散。

我又看了一遍《芳华》。

上次是九月底的点映，陪父母一起看的，原本国庆档期公映的这部影片因故撤档，我算是先睹为快；这次是陪女儿一起看的，她要完成老师布置的影评作业。这期间，我也读了严歌苓的小说原著。

陪父母看《芳华》时，大概因为拘谨，也因为更多关注他们的感受，我自己并没有特别的感慨和感动；陪女儿看这部影片，大概更放松一些，我有先见之明地多拿了几张面巾纸。那个00后的小孩是不容易被感动的人，我依然会在别人的故事里掉自己的眼泪。

同样一部电影，跟不同的人一起看，会有不同的体验。以我个人的经验，看电影和读书一样，都是很私人、很自我的事情。

我熟悉影片中所有的歌曲和背景音乐，《绒花》，《绣金匾》、《沂蒙颂》，以及《送别》、《驼铃》等。恍惚中，觉得听这些歌的年代，也是我最好的芳华了。

2

主人公刘峰是个活雷锋。小说中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了刘峰与雷锋名字的相似之处和渊源，“刘峰”读起来是“liu-you-feng”，猛然听上去就是“雷锋”。

他的好，并不是刻意的表现，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人的特质。我父亲所在的部队也有一位“学雷锋标兵”，他的事迹曾长期刊登在黑板报上，我至今记得那个叔叔的名字。有一年回部队驻地，在钢山上遇到一位晨练的老者，说起他的名字，那位老者竟然也认识，还说他每天都会到山上锻炼，让我多等一会也许就能碰到他了。

我们急着赶路，没有等。看过《芳华》，想到现实生活里曾经认识的一位“学雷锋标兵”，有着很好的晚年，也算是一种安慰吧。

刘峰的好，电影一开始就交待了。他接何小萍到文工团，在雨中，他告诉何小萍自己知道她的身世，父亲在劳改，何小萍随母亲改嫁随了继父的姓，但在档案出身一栏，刘峰帮她填了“革干”（革命干部），还叮嘱她自己也保密。何小萍感激得给了刘峰一个不标准的敬礼。刘峰告诉她标准的敬礼姿势是：大臂带动小臂，五指并拢……

我的第一张面巾纸是这时候派上用场的，忽然就热了眼眶。这个细节交待出刘峰是个很善良、能够为别人着想的人，而且是愿意帮助别人的人。

同样是敬礼，何小萍领了军需用品第一天到宿舍，遇到郝淑雯，穗子告诉她这是舍长，何小萍又一个不标准的敬礼算是打招呼。郝淑雯沉默了一下，冷冷道：“难道你不知道不穿军装不能敬礼吗？”并模仿小萍举手在耳边的动作，“你这是耍猴呢？ ！”

郝淑雯是部队高干子弟，她的傲慢、她的高高在上、她的优越感、她的不屑，溢于言表，与刘峰的善良、热心，形成鲜明对比。

真的很佩服冯小刚对这种细节的把控和处理。

3

刘峰好在哪里呢？

影片中，他两次从北京回来，都是大包小包一大堆，第二次，腰还受了伤。食堂吃饺子，他知道林丁丁不喜欢饺子，就给她煮了挂面，自己专门捡饺子皮吃，理由是“饺子皮也得有人吃啊”；饭没吃完，炊事员就喊：“刘峰，猪跑了！”他摞下饭碗，就去抓猪……

那真的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做这些事，都是他的心甘情愿。

抗洪抢险中，刘峰扭伤了腰，他又自动要求到文工团做后勤支持。“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影片中没有这样的台词，但能看到这种“一块砖”和“一颗螺丝钉”的精神。炊事班长要结婚，他帮忙打沙发；没有人愿意与何小萍搭档练习《沂蒙颂》，他拖着受伤的腰，自愿为何小萍伴舞；部队安排他去进修，进修完就能官升一级，他把机会让给了别人，说那个人更适合……

电影院里，我听到旁边有个姑娘小声道：这么傻！傻死了！

好心痛的刘峰！

如果刘峰生活在当今，会把这样的机会让给别人吗？会因为喜欢文工团、喜欢林丁丁而放弃学习、晋升的机会吗？林丁丁说他“那么无私啊，把进修的机会都让给了别人。”刘峰的真，在那一刻、在喜欢的女人面前袒露无遗：“我才不无私呢，我最自私了，我走了……就见不到你了。”

他向林丁丁表白时，被人撞见。好人刘峰的人设从此崩塌。这其中不乏林丁丁的落井下石，周围人墙倒众人推，保卫部门的诬陷……他所有的好，都在“触摸事件”发生后被忽略了。他被处分，去了更边远的连队，后来又上了战场。

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

一旦发现英雄也会落井，投石的人格外勇敢，人群会格外拥挤。我们高不了，我们要靠一个一直高的人低下去来拔高，要靠相互借胆来体味我们的高。

刘峰从离开文工团的那一刻起，大概就对生活就充满了绝望吧。那种绝望因为感情而起，又何尝不是对周围的人的绝望？他离开文工团收拾行李时，把奖状和出席表彰大会发的提包让何小萍统统给扔掉，一方面是他根本不在乎那些荣誉了，另一方面也因为深深的绝望吧。

他扔掉的理由是“上面都印着字，没法用了。”何小萍说：“可都是好字啊”。

都是好字，是受过表彰奖励的标兵，是好人，为什么没有好报呢？何小萍也不理解吧。她也是不曾被善待过的人，不曾被善待的人才更能理解和感知别人的好。

那种失望和绝望，刘峰离开部队后，在何小萍身上也表现了出来。她有上台表演的机会，却装病不肯上场，最后还是被发现。她也因此受了处分，离开文工团到了部队医院。

刘峰的另一场绝望是在战场上，他受了伤，仍然选择坚守阵地。他想成全自己，也许想的是壮烈牺牲吧。影片中，是穗子的独白：这样，他的事迹就会被写成歌曲，也许演唱者就是林丁丁，自己爱的人不得不歌唱……

刘峰无疑是个好人。好到让人心痛。但这样的好人，有好报吗？

小说中的结局比电影更不堪。小说里，刘峰的老婆跟别人跑了，他在三亚还找了个发廊妹，也是继续做好人拯救人家的想法，最后得了癌症死掉了，连追悼会都开得仓促而匆忙，因为要把礼堂谦让给别的死人。

冯小刚在影片中给刘峰和何小萍安排了相对温暖的结局。我觉得这是冯小刚人性的光辉闪耀之处。

4

好人没有好报吗？

关于“为什么还要做一个好人”，曾看过一个故事。

1963年，一个叫玛莉·班尼的女孩写信给《芝加哥论坛报》，因为她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她帮妈妈把烤好的甜饼送到餐桌上，只得到一句“好孩子”的夸奖；而他的弟弟什么都不干，只知捣蛋，得到的却是一个甜饼。

她想问一问无所不知的西勒·库斯特先生：上帝真的是公平的吗？为什么她在家和学校常看到一些像她这样的好孩子被上帝遗忘了。

西勒·库斯特是《芝加哥论坛报》儿童版栏目的主持人，十多年来，孩子们有关“上帝为什么不奖赏好人，为什么不惩罚坏人”之类的来信，他收到不下千封。每当拆阅这样的信件，他心就非常沉重，因为他不知该怎样回答这些提问。

正当他对玛莉小姑娘的来信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时，一位朋友邀请他参加婚礼。也许他一生都该感谢这次婚礼，因为就是在这次婚礼上，他找到了答案，并且这个答案让他一夜之间名扬天下。

西勒·库斯特是这样回忆那场婚礼的：牧师主持完仪式后，新娘和新郎互赠戒指，也许是他们正沉浸在幸福之中，也许是两人过于激动。总之，在他们互赠戒指时，两人阴错阳差地把戒指戴在了对方的右手上。

牧师看到这一情节，幽默地提醒：右手已经够完美了，我想你们最好还是用它来装扮左手吧。

牧师的这一幽默，让西勒 · 库斯特茅塞顿开。右手成为右手，本身就非常完美了，是没有必要把饰物再戴在右手上了。那些有道德的人，之所以常常被忽略，不就是因为他们已经非常完美了吗？

后来，西勒·库斯特得出结论：上帝让右手成为右手，就是对右手最高的奖赏，同理，上帝让好人成为好人，也就是对好人的最高奖赏。

西勒 · 库斯特发现这一真理后，兴奋不已，他以“上帝让你成为好孩子，就是对你的最高奖赏”为题，立即给玛莉·班尼回了一封信，这封信在《芝加哥论坛报》刊登之后，在短时间内，就被美国以及欧洲上千家报刊转载，并且每年的儿童节他们都要重新刊载一次。

5

看《芳华》，好人刘峰看得好心痛。

让我感动的另一个场景，也是敬礼。

刘峰离开文工团，只有何小萍一个人等在部队大门口为他送行。俩人告别，目送刘峰离去，何小萍始终是敬礼的姿势。

这是一个军人对另一个军人的致敬，也是一个被善待过的女人对男人的致敬，一个爱慕着却不曾表白过的女人的致敬，或者说是对好人刘峰的致敬。

电影结尾时，他俩坐在长椅上，何小萍对刘峰说，你走的前一天我去你宿舍，是想跟你说一句话。

刘峰因为抱林丁丁而名声扫地，成了部队保卫部门审察和拷问的“流氓”。何小萍想说的是，“能抱抱我吗？”

那个年代的人，不会轻易把“爱”说出口。这样的表白，刘峰也就懂了。已经人到中年的他，把她的头拥在肩上，算是抱了抱当年的那个何小萍。他对何小萍，应该是没有男女之爱的，他只是——对每个人都好。

那种好，几乎是一代人的本能。这种“本能”，也可以看作是被教育的结果。

我小时候，都恨不得去炸碉堡、堵枪眼、拦惊马、送老大娘回家、冒风雪找寻生产队走失的羊只……我们家对门有个比我小两岁的男孩，回想自己当年还只是个小学生的时候，曾偷拿过家里的零钱交给老师，以期盼自己的拾金不昧能得到老师的表扬。当年，哪个孩子没打量过路上是不是能捡到一分钱，有机会“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呢？！

一代人的芳华已逝。

影片《芳华》结尾，处理得比小说更好、更温暖、更花好月圆一些。虽然只是简单地交待了几句，战友聚会，刘峰和何小萍是所有人里最淡定从容的一对，虽然他们没结婚，但生活在了一起。

好人刘峰被冯小刚善待了一回。

如果这个社会没有变得更好，那是因为刘峰们没有得到过善待，没有得到过好报。而好人是应该得到好报的。

“上帝让好人成为好人，就是对好人最高的赞赏”，就算不信上帝，就算什么都不信，做个好人，才得得到心灵的宁静与平和、淡定与从容吧？

就像电影结局中的刘峰和何小萍。彼此善待的人，最终获得了想要的相守。

时常都感到冯小刚的诚惶诚恐与自相矛盾。就像他经常语出惊人，但又常常很快认怂，内里其实异常谨小慎微，胆怯又不安。

《芳华》如是。

相比王朔坦然揭露自己青春的狼狈，姜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用vo点明回忆总有自我欺骗与自我美化的嫌疑，冯小刚的胆怯，是在于不太愿意承认过往的不堪，希望用感性、暧昧来消解一切，留下“岁月静好”的样子。

《芳华》说是要怀缅青春，但冯小刚真正要怀缅的只是那些青春靓丽的女性，这是他当年可望而不可及的美好。所以这部电影中的女性几乎没有什么坏人，但凡有一些遭人诟病的行为，比如林丁丁对刘峰的伤害，便马上以穗子这个第三者角度的旁白补充道：“后来，我终于理解（明白）了……”。一切行为都被理解、原谅了，剩下的只有泳池和舞蹈室中摇曳生姿的曼妙身影，风华正茂自不待言。

冯小刚擅于隐藏这种人性的“狼狈”，一如隐匿自己的不堪，就像那个塞了海绵的胸罩，虽然原著中说明了胸罩属于何小萍，但在戏中这段却被暧昧处理了。冯小刚坦言是因为怕令何小萍这个角色显得“负面”，遭到伤害，但其实何小萍在胸罩里塞了海绵，才显现出了她在整个大环境中的自卑和不安，这远比三番四次嘲笑她的体味要有力得多。但冯小刚害怕将这种“狼狈”公之于众，反而何小萍偷了军装去拍照他就大书特书，因为事件的背后有何小萍与父亲的感情线——只要感性上取得共鸣，便令他不再害怕行为本身的“问题”，这是冯小刚电影里一直以来的逻辑，所以他向来热衷用煽情的通俗技巧来营造共鸣，而从不是揭露人性。在感性上获得认同，是他致胜的武器，也是令他感受到安全的砝码。

戏中的男性角色们其实也一样。穗子爱慕的陈灿接受了穗子的金项链做金牙，最后却还是选择了门当户对的郝淑雯，这个可能是“渣男”的红二代角色在电影中被处理得相当模糊和面目不清，几乎没有什么深入讨论的空间，剩下的只是他爬上坦克举起小号吹响的优美身姿；原著中写刘峰的手摸到了林丁丁的胸罩扣子，林丁丁大喊了“救命”，但在冯小刚的电影中，这段也被隐匿改写了，刘峰这种人性化的举动在冯看来是又一种“不堪”，刘峰在电影中是遭人诬陷的老好人，他太好太善良了，一切都只是打落门牙和血吞，导演冀希望令观众对其产生同情，这是另一种冯氏通俗剧的情感认同。所以到最后，刘峰的一切悲剧似乎只是时代的无奈，其只能选择默默接受，一切都云淡风轻。

我并不怀疑冯小刚缅怀青春的真切，甚至乎他这种对于青春的过分美化我也觉得无可厚非，因为他一直是一个通俗剧导演（虽然他觉得自己是在拍一部个人作品或艺术电影），从未是一个锐利的批评家、观察者或作者，他习惯于逃避复杂或负面的人性，他崇尚的是“卖惨”“温情”式的商业逻辑，许是他长期以来的创作习惯和性格使然，就像到了结尾处他一如既往地开始了过犹不及的渲染悲情和大段大段配乐衬底的用力煽情，虽然我十分抗拒这种《唐山大地震》式的催泪方式，但这无疑是是冯在处理电影高潮时最相信的金科玉律。

但在《芳华》之中，这种方式却发生了某种尴尬（一如《我不是潘金莲》），矛盾之处在于这两部电影无法逃避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在《芳华》之中人物有着无法逃避的政治属性（文工团），人物的命运几乎都被时代（政治事件）牵连，而他在美化人物和其背景之余，在处理真正的时代议题时却战战兢兢，想躲避一切这方面可能深入的讨论，排除立场，只希望将一切诉诸于情感。电影中有意思的一场戏是刘峰在海口遭到警方刁难，乍一看似乎冯不再逃避和隐匿，具备了某种现实主义的批判性。但戏中其实聪明地安排了红二代郝淑雯为刘峰出气，怒骂了一句“草泥马”，就像《我不是潘金莲》中塑造了几位高山仰止的清官，意在证明一切都是下面的官僚执行不力，依然是绝对的政治正确。这正是冯每次触碰现实议题，总难免遭受批评的原因，因为他看起来那样暧昧不明，立场混乱，让人觉得骑墙。但其实冯一直无意探讨现实，《我不是潘金莲》的故事与刘峰在警队遭受的不公一样，在冯的思维中都不过是一种“买惨”式制造戏剧冲突和引发共情的戏剧逻辑，仅此而已。

所以我可以想象冯一再遭遇到审查上困境的尴尬和不安之处，毕竟他已经如此小心翼翼，几近温吞。这当然与他希望向观众和评论人证明他不止是一个商业片导演的野心不无关系，他想触碰现实议题，一如他频繁放炮一样，是想证明自己的勇气，但他表面是一个无所畏惧的老炮儿，内里却是一个诚惶诚恐、极度缺乏信心和安全感的人，这是他的矛盾之处，也是作为导演始终无法修正的问题。

这也导致了《芳华》在人物塑造上的单薄，躲避对时代的真正讨论，使得这些人物始终缺乏立体和深度，而只是耽溺于某种美化后的情感之中，不无虚假滥情的嫌疑。尤其是作为时代受害者的刘峰和何小萍，在电影中也只是限于在简单的唏嘘中咏叹，平淡过完一生，将他们的命运就此一笔带过了。

值得一提的还有《芳华》在叙事上的视点混乱，以穗子的第三角度出发，却完全没有塑造好穗子与主角（刘峰及何小萍）在情感上的关系与连结，各自发展，只靠旁白来填补。穗子看起来像是完全不关心刘峰和何小萍的局外人，由她出发去讲这个故事也就失去了意义。就像何小萍交待穗子要告诉林丁丁，我一辈子也不会原谅她，但一切跟着就没有了下文。在穗子的世界里，其实只关心陈灿与郝淑雯他们三人的三角情感关系。

说起来这一切不就正像冯小刚的视角么，他拍这部戏其实也只是在乎通俗角度的情感共鸣，并非真正要去关心像刘峰和何小萍这样的悲剧人物或时代议题，在那场很多人为之一哭的文工团解散晚宴上，在驼铃歌的反复咏叹中，是没有刘峰和何小萍两人的，他们就像从不属于文工团一般，在这部文工团的情怀诗中，看似是主角，其实不过是被边缘化、负责“卖惨”的角色罢了。

我不否认《芳华》是近几年冯小刚相对最出色的一部作品，但他的局限其实依然如故。在一片赞誉声中，也许他愈加意气风发，愈加自信，觉得可以再拍若干部勇敢的“个人作品”，但予我而言，他始终无法完全诚实的面对自己，始终战战兢兢，他的“勇敢”也不过是再拍一部通俗剧让大家哭一场罢了。

补充一点：许多人都觉得冯躲避对时代的讨论、暧昧是源于审查，那我们在这部戏中究竟应该如何去看待刘峰和何小萍的悲剧呢？如果时代和国家都没有错（不能说不让说），错的只是小团体（文工团），但冯又将文工团里的所有人原谅、理解、美化，那刘峰和何小萍的“惨”就单纯是“惨”，是《唐山大地震》一般的天灾，那我们在电影中因对二人“惨状”的渲染而滋生的同情、悲切，我们到底是在同情些什么呢？我们的同情是否有些伪善？是否是逃避了真实，只是被单纯的通俗剧技巧煽动的自我感动呢？我不愿意说得太过露骨，如果无法触及时代的真实探讨，至少应该让“人物”是真诚而非矫饰的（即便是他们的痛苦）。文工团里的人伤害漠视刘峰和何小萍，但文工团解散时大家痛哭，电影意在煽情，有观众在文工团的离别宴席中感动，那我们又在感动些什么呢？虽然冯小刚在电影中美化原谅了这些人，但在故事中这些人不正是两个悲剧人物的施暴者，或像穗子一般，是对他们的痛苦无动于衷的看客吗？受伤害的人被忽略就算了，还要自我感动，我想问：有什么值得感动呢？是否有些虚情假意呢？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些电影的缺陷和审查有什么关系，因为冯小刚无意要拍时代、也无意要关心真正的悲剧人物，他只是需要营造一种情绪、共鸣，来制造通俗的、普罗大众的情绪宣泄，这是他的电影一以贯之的目的，只是他想美化记录的青春正好触碰到了一些时代背景而已，觉得他有什么言外之意，或是表达在审查中遭受了多少委屈，对我而言都是大家对他的误会。

微信公众号：movie432 首发于 MOViE木卫

那是一个分裂的时代。

连小孩子刚学会的言语，都是分裂的。

还不懂得什么是爱，就要去爱，爱党，爱祖国。还不懂得什么是恨，就要寻找敌人，划出阶级，分出人的层次。那是一个不分是非，黑白颠倒的时代。

运动过后，《芳华》的文工团，残存着革命浪漫主义的青春美好，却始终没有摆脱时代与政治产物的命运。倾轧排挤小九九，依然证明那场悲怆的精神分裂之殇，从未结束。

遭遇紧急制动的《芳华》

冯小刚总能熟练地分裂成冯小刚和冯小刚作品（如《我不是潘金莲》上演那阵），正如他在这几年，会把躺着赚钱与老炮追求，贺岁片之王和审查红线的拉锯者这些事情，搞得泾渭分明。你以为冯小刚变得不一样了，但冯小刚一直是那个冯小刚。1.0到2.0，口径还是那个口径，钢炮还是那筒钢炮。

所以上个月，台湾友人认真问我：《芳华》到底怎么样，冯小刚是不是又出来炒作了。

身为万年冯黑（我看的是PYIFF露天影院场），如实回答说，不，因为开大会，电影上映前夕，确实遇到了莫谈国事的麻烦。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

很天然地，我事先认为，《芳华》是一场老年直男癌的赤裸意淫，尤其是前期物料挂出来的大长腿，文工团，花枝招展，青春正盛。大概只是负责美，挑逗，以及那个年代的资源享受差异。归根结底，都是麻醉与诱惑。

结果，这出风华正茂，却让我看出来了冻彻心扉的寒意——尤其是越战创伤后的精神病人，聚众围观文工团的歌舞表演，把整部电影的情绪，压制到了谷底，悲凉到了极点。

无怪乎，精神角落网上有人惊呼：啊，冯小刚拍出了他的“颐和园”。

可是，他想要的东西，真的太多。

《芳华》是相当典型的，冯小刚式分裂的再度上演。这部电影糅合了严歌苓小说里，对文工团生活，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消化影射。天天高呼打敌人，敌人却不知道在哪，最后只能搞起内部倾轧的老戏法。冯小刚削弱了女生之间的勾心斗角鲜血淋漓，也修正了几个角色的黑化程度，往好的方向去扶了。可是，后半部的《芳华》，更明显是冯小刚自己的文工团情愫大喷发。他一个美工小弟，也想要赞美自己的青春——谁没年轻过。

如此调子不同的情感拼贴，在那场恐怖，血腥和残忍的战争（运动长镜头）过后，明显造成了一次痛苦的灵魂撕裂。落难的刘峰和何小萍，在战场上流尽鲜血。另一边，文工团却在道别酒会上，一番呜呼哀哉表演，声嘶力竭地发出时代有负于她们的悲鸣。

我并不是说，萧穗子、林丁丁、郝淑雯和陈灿等人，就没有资格缅怀青春，大醉一场。只是，放在《芳华》的情感脉络里面，她们的缅怀，就像是鳄鱼的眼泪，突兀如鲠在喉。

到头来，谁都没有错。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所有玩笑，变成了一张了无轻重的滑稽P图。

这还不必说，《芳华》想讲干部子弟门当户对，想倒打一耙退伍军人的待遇，想说山水有相逢却曲终人要散……如此大格局，借一个女小兵视角带出的史诗电影。那股轻盈游动的青春气，却突然散掉了，变成卡壳的老式磁带。

可惜啊。遗憾。

这是头一次，我觉得冯小刚的电影，配得上有“遗憾”一说。

《芳华》的好，是它在讲集体与个人的无情关系上，仅通过一些小事，新来的、流汗多、内衣丑，就带出了集体排斥个人时的玩笑，冰冷和无情。也不难看出，林丁丁的自私自利之心，更像是历次运动后的条件反射自保机制（另一种潜藏的应激创伤）。看得出来，无论是审查尺度还是导演掂量的结果，这些问题——这些不像真会导致一个人崩溃的问题（尤其在极其年轻的电影院观众看来），真的变成了天大问题。

因为，就你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别人都在压抑，你却没有绷住。

《芳华》的不好，是前面说的，气数散掉了。进入后半段，好多地方，比如精神病院围观跳舞，我自作聪明地认为，如果在那里结束，又进行相应段落的丰满，那《芳华》会是一部佳作。

有人会惊呼，可是人物最终命运，尚还没有交代。可是啊，你看到《芳华》的尾声部分，刘峰自我流放，投奔去另一个需要牺牲自己的场地。何小萍直接杳无踪迹，不见了。你可以认为，他们只是被无情的体制，打得更惨，甩得更远，可是作为画外音的萧穗子，也只是那样默默看着。电影也不忘交代一下她的爱情，同样的无疾而终，碎纸一地。

游泳池的戏水年华

《芳华》机警地省略了更为敏感的前二十年，又拖泥带水地讲了庸常油腻的春天故事。它故意用画外音拉开距离，不强行介入某个主人公的视点，蜻蜓点水，又用泛滥的音乐，把纯真的感情蒸发一空。它有成熟的工业支撑，从演员卡司到摄影美术（这是我比较欣赏的一回演员搭配），但同样有服装太新太艳，泄愤般地把气力全撒用在了战争场面上——就像还是刚拍《集结号》，刚从韩国人那里学会爆破，刚知道长镜头妙法的那个冯小刚。

文工团没有在战争年代败下阵来，却被邓丽君的温水熨帖打得丢盔卸甲。这可能是个事实，但分裂的冯小刚，显然没有想好，如何去反思这场大型的疯人院精神虐待。你为所谓的情怀买单，为不再拥有电影记忆的父母辈落泪，你以为这是一壶好酒。实际上，更像是损伤大脑记忆的勾兑酒精——正如那场丑陋的散伙酗酒。

哭，泪，好人平安，理想破灭……这些词，本身都是私吞的苦水，无力的告慰。

参考：

看不见的冯小刚

蓝色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