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伊达，你往何处去？

世界各地都有冤屈，某些尘封在黑暗中，剩下的被历史铭记…… 我尊重影片的意义，但就共情来说，有点平平无奇。首先冲突不够，一大堆难民聚在一起，应该发掘几个痛苦的事件，来加深印象，结果只有最后的射杀反映了战争的残酷。 塞军在里面的恶迹没有过多展现，甚至还有派送面包、大巴车接送等救济行为，这样对比之下，虽衬托出人性的矛盾，沉重感却低了很多。 女主作为一个外交翻译，地位十分底下，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在保护父子这个问题上，负责维和的部队也不愿牵涉进来，由此能感受到她内心的无助：无法阻止死亡，只能亲眼目送。 孩子在舞台上的表演回归到和平的主旋律：沉痛缅怀，活着的都不要怨恨，反思战争带来的伤害，努力为下一代创造美好的未来。

没想到是关于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这个我最熟悉的西方当代史事件。2012年最消耗个人情怀的那次旅行，把我带去了那儿，见到了屠杀幸存者，去了小城外荷兰维和部队的营方废墟（和电影中的主场景一模一样），见到了片尾那些不知脚下发生了什么的欢乐孩童。亚斯米拉作为波黑最优秀的女性导演，这一次着重还原历史，而没再花心思树立女性困境。毕竟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斯雷布雷尼察之后为过来者编剧故事也同样是残忍的。

也就是说，无论《爱的旅途上》还是《格巴维察》，都是精美而忧伤的波黑伤痕电影，而《艾达，怎么了？》，则终于直接呈现伤痕的来源。

往下部分，可以当作”游记“，是我那篇2万字《波黑，雪与蜜之地》中关于斯雷布雷尼察的部分

斯雷布雷尼察，我想我会杀了他！

曾被萨拉热窝“山丘上那些人”控制的狙击区域，战后依然有一部分被划分给自治的塞族共和国，因此这座城市也就同时存在着一个游人罕至的“东萨拉热窝”。当然，这可不是什么东西柏林或南北尼科西亚，没有围墙、没有哨所，居民自由往来，几乎可以干脆把它唤作“萨拉热窝东城区”。只不过，像是某种历史遗留问题，要想坐大巴前往塞族共和国和塞尔维亚的绝大部分城市，都得舍近求远的跑到“东城区”。

我就从这里的Lukavica客运站，乘坐4个半小时的早班大巴，来到国土东部这座埋葬了近万无辜冤魂的伤城——斯雷布雷尼察。一路上，金黄松林、冷冽清泉、草甸羊群、木屋炊烟，让人很难将这些景致联系到焚烧的村庄、惨叫的少女和异地的身首。“漂亮的村庄就算烧着了也还是漂亮的”，电影《锦绣河山一把火》中，为被打死母亲报仇的塞族士兵点燃了儿时最好穆族小伙伴的村子；“他就像一个屠夫似的抓着喇叭筒，屠夫在杀鹅的时候，就是那样扭着脖子的”，小说《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孩子惊恐的看着闯入屋里的不速之客。影视文学一点都没对“内战景观”进行任何夸张。而这些村里的杀戮惨烈程度，都远不能与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这一战时联合国划定的安全区——的屠杀惨案相比。

发生于1995年7月11日到22日、持续11天的清洗，是二战后出现在欧洲的最严重屠杀罪行。

作为屠杀纪念地的波托察里公墓，距离市中心6公里，与我同时抵达的来访者，除了一群到塞尔维亚进行交换学习国际政治专业的美国学生，就只有一辆挂着瑞士牌照的SUV，车里走出一家老小，女的缠着头巾，估摸是撑过劫难后移民国外的幸存者，和那些在瑞典、美国都能见到的波黑穆族难民家庭有着相似的悲剧故事。入口处的大石碑上，雕刻着“8372……”几个大号红字，省略号说明着，8372只是“已知的、能对照出名字的”遇难人数，还有相当数量骸骨的DNA在等待校验，其中的不少估计将永远查无此人。另一块白色方碑的正反面，以波斯尼亚语和英语写着墓志铭，“我们向全能之神祈祷，望怨气换为希望，望复仇变为公正，愿母亲的眼泪变为祷告者，暴行从此远离斯雷布雷尼察和它的人民。”

8372……块白色的方尖墓碑，有尊严的一排排伫立在青草间，鲜红的花朵从土堆里茁壮的伸了出来，近乎椭圆的一大围平整大理石板上，镌刻着8372……位遇难者名字和出生日期，按姓氏排开来。我特别留意着几个生于1980年，与我同龄的他们，一定也曾在初中呐喊着枪炮与玫瑰的摇滚，追逐着AC米兰的联赛58场不败，对学校的漂亮女生越来越有生理冲动，可他们的成长，却永远停止在了15岁。

美国大学生在墓志铭前围成一圈，安静而压抑的听着一名讲解员诉说不久前的故事。一位女生掏出手机试图录音，却被讲解员迅速制止，“我得竭力避免我所说的被传到youtube上，虽然这全都是事实，但这个国家依然有极端的民主主义者，无论塞族、穆族还是克族”，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屠杀幸存者解释道。

接着，他将我们带到墓园对面的厂房车间。大屠杀开始前，这里曾是400名荷兰籍官兵的营地，是执行联合国维和部队安全区的保障所在。如今车间里留下的，是光秃秃的墙壁，以及一些遇害者的遗物和生平简介。面前一扇玻璃窗里，陈设着一纸早看不清字迹的祷告词，相伴的生平故事关于1977年10月出生的Dzevad：战火日益迫近，家人依偎一起。斯雷布雷尼察成为联合国安全区后，生活容易了一些，Dzevad每天穿着一双几乎见底的破鞋去上学，成绩却还一直排第一。1995年7月11日，被带往森林的他，与妈妈告别：”是分开的时候了吗？真希望小时候你就离我而去，那样或许会少几年痛苦。”妈妈和姐姐一直盼望着17岁的他，有一天能回家，直至2004年1月被验出了DNA。

历史证明，在杀红眼的疯子面前，包括国际法在内的一切律法都是狗屁。那一年的7月11日，围困了斯雷布雷尼察近一年多的塞军，置联合国安全区的地位予不顾，开进了城里，2万多穆族难民只得躲入荷兰维和部队的营地。从那位幸存的解说员口中，我们得知，没有什么勇者力挽狂澜的好莱坞故事，哪怕一丁点荷兰人版的“辛德勒名单”故事都不存在。“鉴于自家士兵和一些法国人被扣为人质，荷兰方面只得致电北约总部放弃空袭计划，并用5000名穆族人交换了14名荷兰人质。在陆军上校道姆.卡勒曼斯与姆拉迪奇的谈判中，荷兰驻军最高指挥官自始至终害怕激怒这位强硬的塞军总司令。随后，一辆辆军用卡车和大巴驶来，将藏于基地里的穆族人带走，妇女和儿童走一边，成年男性走另一边的不归路。而荷兰人不久得以逃出生天，在克罗地亚庆祝胜利并随后在阿姆斯特丹被授予英雄，当然，或许那时他们并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黄昏时，我去逛了一下斯雷布雷尼察主城区，道路干净、屋舍整洁，清真寺和东正教堂毗邻而居，孩子们在操场上呐喊追逐着一只皮球。如今整个行政区有着12000人口，绝大多数是塞族人，过去的穆族主人有着被法律重新认可的房产证，却没多少人返乡。至于当年逃难的幸存者家庭，几乎全数作为难民，永远呆在了瑞典、瑞士和北美了。

我像写日记般，用微博详述着这一天的所见所闻，有人回复，“可惜今天又有多少中国人听说或关心过这一悲剧呢？遥远的波黑与我们有关吗？”其实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巴尔干从来都作为一种不堪的隐喻，而被排除在欧洲文明的范畴外。萨拉热窝客栈里的西班牙青年听说我去了个比较远的地方，问到：“那里漂亮吗？再告诉我一遍名字。”法国人听说过大屠杀，但也只表示：“那段历史挺愚蠢的。”当下媒体如此发达，也就意味着人们有着选择性吸收的自由，斯雷布雷尼察的名字，不属于大多数的旅游者。

萨拉热窝市内最大的天主教堂旁，有着一个永久的大屠杀纪念展。入口处是9年前曾在波黑电视台和全世界重复播放的一段恐怖录像，播音员提醒：“现在某位母亲将看到她的儿子，某位姐妹将看到她的兄弟”，接着6名穆族青年被一个个赶到一块空地上，塞军毒蝎部队的士兵从后面扣响了扳机。最大的空间，留给一位叫做TarkSamaral的摄影师，我曾在斯雷布雷尼察公墓的一间小屋里，看见过部分没署名的黑白影像，残破的洋娃娃、证物塑料袋上的一截铁丝网、墓坑里拉住遗体之手的白手套……这些或表意或写实的图片，都摄于屠杀暴行被曝光的几年后。还有一些记录邻里反目亲朋成仇的墙壁涂鸦，“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我将毫无理由的杀死你”；“杀人是我的事，这事儿不错”；“联合国，联合个屁（UN,UnitiedNothing)”……

我与在沙发冲浪网上认识的AhmedParic约了晚饭，他和在萨拉热窝出生并长大的女友Esma一起赴约。这位银行职员的个人页面上写着，“从斯雷布雷尼察逃离并活着，愿意分享那的记忆。”由于自己从不是那种敢丢出狠心尴尬问题的好记者，也就从旅行见闻、波黑国家队最近表现等“普世话题”瞎扯着，直至一杯茶后，Ahmed直接表示，“那我就说说斯雷布雷尼察吧。”

“也是7月11日那天，斯雷布雷尼察土著Paric一家开始了逃亡，在波托察里荷兰维和部队的驻地被塞军强行分开。没有多少挣扎，爸爸和哥哥被拉上一辆卡车，别看我现在挺高的，当时由于发育得晚，14岁时还是班里最矮的个头，因此就跟妈妈和姐姐一辆车，开去了图兹拉，而我那些同班同学大多就永远没了。从图兹拉到战后的萨拉热窝，我们都一直等着亲人的消息。2008年，爸爸尸骨的DNA被验出，去年，哥哥也被证实遇害。”

沉默良久后，我勇敢问到：“银行里总有塞族同事甚至上级领导吧？你们怎么相处呢？”

“有的，但我绝不可能和他们交朋友。工作归工作，8小时之外，我不会参加任何团队建设和节庆活动。”Ahmed描述了他们这样幸存者的工作环境。

“后来，你们回过家乡吗？”

“我们在那里还有一套空房，妈妈回去过，由于当时执行死刑命令的大多是当地塞族警察，彼此都认识，她也就在大街上认出了其中一名凶手。那家伙竟然轻松的和妈妈打招呼，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妈妈被吓得沉默不语。如果是我碰上他，并确认他参与过谋杀我的爸爸和哥哥，我想我会杀了他。”

我送了他俩一对筷子，Ahmed曾和女友下过中餐馆，“我甚至能用筷子夹豌豆呢。”分列时，他撩开他的裤腿，右脚踝上方竟刺着四个中国字——信心命运，那时在图兹拉等待爸爸和哥哥消息时纹上去的。Ahmed当然清楚这四个字的含义，而我也希望这双筷子能替代复仇的刀子。

回国几个月后，Ahmed从脸书上给我发来信息：Esma不再是我女朋友了，从今天起，她成了我的妻子。欢迎再来萨拉热窝。”

大屠杀纪念墓园入口处的大石碑上，雕刻着“8372……”

8372……块白色的方尖墓碑，有尊严的一排排伫立在青草间

作为屠杀幸存者的向导，讲解完毕后独自离开充满伤心记忆的维和部队营地

新一代的孩子，在满目疮痍的斯雷布雷尼察长大

摄影师Tark Samaral在大屠杀以后拍摄的作品

由于还有很多DNA没能比对出来，遇难者人数还不止8372

与我同龄的屠杀幸存者Ahmed Paric及其女友Esma

逃出生天后，等待着父亲和哥哥的消息，Ahmed Paric在小腿上刻下中文

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在为时三年半的波黑内战期间，交战各方塞族穆族克族都曾经展开过大规模有组织的种族迫害和屠杀。在已知并被国际社会确认的种族罪行当中，影片中提到的1995年3月发生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是在战后欧洲最为严重、最为惨烈的罪行。

在战场上自己不能保卫的，屈膝于敌人面前同样得不到保全。

在战争中，不是比惨、而是比刚烈。塞族大概是一向深谙强邻环伺、弱肉强食的生存之道。素来尚武、骁勇暴戾，具有抵御外虏、守土保家的善战传统。所以才能够以少博多、在波黑战场上始终争取主动。但在波黑民族构成当中，塞族只占三分之一、地广人稀。在穆控区和克控区，作为少数民族的塞族平民同样沦为种族迫害和种族屠杀的牺牲品。在大屠杀发生地——斯雷布雷尼察，1992至1995年内战期间在穆斯林控制下同样发过针对塞族平民的驱赶、迫害和屠杀。

前南地区主要民族分布具有“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塞尔维亚、波黑、克罗地亚等国境内都分布着数量众多的不同民族。内战伊始，就具有跨地域、跨国界、国际干预、纵横卑阖的特点。其中波黑塞族、克罗地亚塞族与塞尔维亚和共和国、一度以民族划线结成同一阵营、“三位一体”，因此得以与早已赢得西方社会支持的克罗地亚和穆斯林展开长期分庭抗衡。就在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发生之前，1995年5月，得到西方援助的克罗地亚政府军攻陷了同样被列为联合国保护区的克罗地亚塞控区——西斯拉沃尼亚。随即出现大批塞族居民被驱赶逃离出家园。由于塞族在克罗地亚的安全形势恶化，从而在前南地区尤其是波黑东部引发了新一轮政治和人道危机。

作为连锁反应，1995年7月波黑塞族开始对位于波黑东部塞控区境内的穆斯林“飞地”、联合国保护区——斯雷布雷尼察发动攻击。波黑塞族之所以敢在外部形势不利于己方、力量对比业已发生逆转之际，悍然出手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究其原因，还是为了抢在西方对塞族动武之前，挟持当地的荷兰籍维和部队迫使联合国方面投鼠忌器。最终通过武力解决来为自己在今后谈判桌上争取到更多的筹码。

在重新审视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时候，如果不能正视大国干预、火上浇油、拉一派打一派的丑陋行径，最终致使内战局势陷入旷日持久、愈演愈烈、危机四伏的胶着状态；如果不能直面交战各方都曾经采取极端方式，对敌对民族进行种族迫害和屠杀；那么无疑会削弱这部影片的现实意义和警示作用。

在旷日持久的波黑内战进程中，种族清洗与种族灭绝曾经和武力解决、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一道成为破坏前南地区民族团结、地区稳定的冲突根源。

在这里，没必要过多去谴责滞留在斯雷布雷尼察的荷兰籍联合国维和部队。在联合国营地有2000名荷兰籍维和部队官兵，他们在大屠杀发生时没有担负起履行必要的责任。斯雷布雷尼察自从波黑内战爆发后，和萨拉热窝一样就一直处于塞族军队的围困之下。最后是穆族抵挡不住塞军的攻势、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都交到了联合国的手上。

荷兰在近代欧洲历史上从来都不是军事大国，一战和二战中都宣布保持中立依然不能摆脱战争浩劫。当时在斯雷布雷尼察承担维护平民安全使命的荷兰军人，在一路攻城略地、勇往直前的姆拉迪奇将军面前、在冲锋陷阵、骁勇好斗的塞族军人面前显得多么不堪一击、弱不禁风？在塞军包围下的斯雷布雷尼察，他们同样也是被囚禁者。如果说，作为交战一方的穆族军人都能选择在虎视眈眈的塞族军警面前放下武器、俯首帖耳，将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凭天由命。那么作为大国幕后角逐的前台工具，荷兰人只能保持委曲求全、选择退让。

斯雷布雷尼察一度是交战区，这里的穆斯林也曾经和自己的塞族邻居在战场上捉对厮杀、拼得你死我活。因为战前穆斯林人口在这里占据优势，穆斯林极端分子也曾对当地的塞族少数居民犯下过驱赶和迫害的罪行。根据塞族人提供的资料：整个内战期间在斯雷布雷尼察地区至少死亡3227名塞族居民，仅在市中心就有446人死亡，参与犯罪的穆族暴徒多达469人。所有这些也都有文字与影像等各种证据材料。斯雷布雷尼察，同样也充满着塞族人的尸骸和坟墓。

当看到充斥着整个画面的穆斯林难民、当看到混杂在妇女儿童中间为数众多的青壮年男子、当看到许多身强力壮的穆族青年被塞族军警羁押，我忍不住要问：穆斯林为什么不能起武器来进行反抗、以死抗争来保卫自己和家人呢？

难道是基于穆斯林们热爱和平、善待邻人的信仰吗？不对。斯雷布雷尼察在此之前，一直是穆族武装在波黑东部的重要军事据点之一。这里的穆族武装以斯雷布雷尼察为依托不断钳制塞军进攻、威胁塞控区安全、甚至频繁侵袭从波黑塞控区通往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主要通道。

联合国斯雷布雷尼察保护区出现在1993年4月，当时塞军发动了旨在攻克斯雷布雷尼察的进攻。迫于塞族的军事压力，经过联合国斡旋当地穆斯林守军最后同意解除武装、保证不再袭扰塞族平民。1993年4月16日安理会通过决议，明确斯雷布雷尼察为联合国保护区。

也就是说当地的穆斯林军人最初是因为抵挡不住塞军的猛烈进攻，才会主动放下武器、混迹在当地平民里面寻求国际社会的庇护。而一旦塞族毁约重新控制斯雷布雷尼察，势必会对曾经作为战场上对手的穆斯林进行新一轮甄别、清算。以避免他们一旦返回穆斯林控制区又重新加入穆族武装继续与塞族为敌。

我不知道在大屠杀的死难者里面到底有多少是放下武器的军人、也不知道里面是否有人参与过对当地塞族平民的迫害。

内战中上演的，从来都是一幕幕同室操戈、以暴易暴。

所以，最后影片会留给观众一个开放式的结尾：曾经的刽子手和曾经的受害人共聚一堂，今后的斯雷布雷尼察、或将由不同民族的孩子们来摒弃掉仇恨、抚平内战创伤。

战争使人们会一无所有，同样也教会人们去仇视或者拥抱你的敌人。

我相信大屠杀里面的刽子手们，最希望看见的就是幸存者们会留在废墟上开始新一轮的杀戮、在仇恨中生活一直到死去。这样的话，后来者才会去不断颂扬他们的杀戮、赞许他们的功绩。

苦难，会从仇恨中萌生。而和解，才会唤醒希望和新生。

二战期间，在前南地区也出现过严重的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又重新医治战争创伤、携手共建出现过民族团结、和睦共处的局面。

但愿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苦果，能够涤荡内战的丑陋和人性中的贪婪。但愿穆族、塞族、还有克族的孩子们，今后能有机会共聚一堂、载歌载舞，来奠祭死者、抚慰生者。

会有那么一天。

个人认为文章客观，专业水准，说明清晰。

战争这种事，一般人群绝对承受不起，一旦发生，就是灾难。

“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事件”的前前后后

2005-06-24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本报驻贝尔格莱德记者 宋文富

在满是高山和丛林环绕的民房前，几个头戴红色贝蕾帽的军人正从卡车上卸着什么，迷彩 服的胸前缀有一只昂头挺胸的金黄色毒蝎，6名双手被绑、身着便服战战兢兢的年轻人平躺在车上，旁边看护的士兵将枪直对着他们，用力踢着他们的脑袋和身子，嘴里叫骂着将他们赶下车来。随后这些年轻人一个接一个站到前边，士兵们从背后扣动扳机，接连打死4人之后，将其余两名不到30岁的年轻人的绳子解开，待两人将4具被击毙者的尸体拉到远处后，他们也被士兵开枪击毙，随后射击者扬长而去。 这一切就好像是在拍电影，但的确是真实场景的再现。今年的6月1日，就在米洛舍维奇进行法庭辩护过程中，海牙国际刑事法庭杰弗里法官要求播放一部录像短片，这些就是录像片中的真实画面。杰夫里法官对此解释说，录像片获得于今年5月25日，摄录者曾经是塞族“毒蝎”志愿部队成员，片中记载了1995年夏季波黑塞族军队攻占波黑东部的斯雷布雷尼察城市后，将穆族被俘人员拉至特尔诺沃实施集体屠杀的实证。法官认为，由于塞族“毒蝎”武装志愿部队属塞尔维亚内务部警察部队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证明，波黑塞族军队在占领斯雷布雷尼察城市之后，在塞尔维亚军队的帮助下，该市曾经发生有屠杀大批穆斯林被俘军人及平民的惨案，由此也可进一步证明，米洛舍维奇确实在波黑犯下有种族灭绝的罪行。 “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事件”，犹如整个塞尔维亚民族身上的一块伤疤，再一次被国际社会揭开和重击。 事件的由来 斯雷布雷尼察，一个位于波黑东部的小城。周围群山环绕，距离塞尔维亚边境不到20公里，距离萨拉热窝约100公里。塞语中“斯雷布洛”一词意指“白银”，城市的得名，即来源于当地十分有名的银矿。据1990年时人口统计，该地共有居民3.5万人，四分之三均为穆斯林民族。1992年波黑战争开始后，当年春季几乎全部的波黑东部城镇均被塞族军队占领，惟有斯雷布雷尼察因地形特殊，整座城市易攻难守，因此塞族武装在1992年4月占领了3天后即迅速撤出，重被穆族武装控制。 作为穆族武装在波黑东部的惟一重要支撑点，周边的穆族难民不断向这里涌入，当地的穆族武装也得以壮大。到了冬季，城内饥饿的居民们与穆族武装不断袭击周边的塞族村庄与居民。当时波黑塞族首府帕莱通往贝尔格莱德最便捷的一条通道距离斯雷布雷尼察很近，这一通道对卡拉季奇至关重要，驻守在斯雷布雷尼察的穆族武装曾几次试图将其切断。因此到了1993年3月，波黑塞族下决心彻底拿下斯雷布雷尼察。就在塞族军队步步接近城市之际，美国及西方社会开始干预，经法国驻波黑维和部队的调停，塞族同意停止进攻，同时要求市内的穆族全部解除武装，停止攻击塞族居民，并且决不允许威胁波黑塞族首府帕莱至贝尔格莱德的通道安全。1993年4月16日安理会通过决议，明确该市为联合国保护区之一。 1995年春季，同样也被列为联合国保护地的克罗地亚境内的大片塞族居住区―――克拉伊纳共和国，几天时间内就被克族军队彻底攻占，大批塞族难民逃至塞尔维亚与波黑，这一行动彻底激怒了波黑塞族，最终下定决心，再次聚集力量彻底攻占斯雷布雷尼察。7月6日塞军首先包围并将荷兰驻当地的维和部队隔离开后，攻击正式开始。5天之后姆拉迪奇即通过电视正式宣布，斯雷布雷尼察已被攻占。与此同时塞族也开始受到穆族与西方社会的指责，表示在7月11日至16日的几天时间里，塞族武装曾在斯雷布雷尼察地区有组织地对穆族战俘和平民实施大规模的屠杀。 围绕数字的争议 是谁下达的屠杀命令？究竟有多少人被杀？英国BBC电视台播放的节目称，1995年7月12日―16日的几天时间里，该地共有7414名穆族居民被姆拉迪奇指挥的波黑塞族军队杀害。1995年11月代顿协议之后，数十个来自国际社会的各种委员会与专业小组来到这里，挖开数百座坟墓后重新进行核实与调查。波黑塞族政府也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对此予以协助。几年时间里，死亡人数不断上升，从7000人至11000多人各种说法不一。就在今年6月1日6名穆族青年被枪杀的录像片播出后，6月11日，萨拉热窝的报纸首次将1995年斯雷布雷尼察事件中失踪的8106人的名单全部刊出，表示这是至今所做的调查结果，但还并不是全部。根据国际红十字会2004年8月公布的材料，已有1482具尸体的身份已被确认。加上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的核实，目前共有2984人的真实身份被查清，其中有2173人是重新挖出尸体或尸体残块后核查得出的结果。波黑塞族实体政府斯雷布雷尼察事件调查委员会指出，综合30多个组织提供的失踪人员名单，失踪人员数量大致应集中在7000人到8000人之间，如果这一情况属实，那么至少还应有5000人至6500人的遗体，但这些遗体在哪里？多方查寻尚无具体下落。 对于这一数字贝尔格莱德提出有不同意见，“塞族居民遭迫害罪行调查委员会”主任伊万尼舍奇指出，所谓8106名失踪人员名单，1995年时国际红十字会就曾拿出来过，但也正是名单中的3016人，第二年波黑大选时，又重新出现在选民名单上。他还表示，即使在经核实确已死亡的2000多人中，其中妇女仅36人，老人及孩子约50人，很少有平民。他说，海牙法庭的军事专家梅宁金在自己的报告中曾写道，将尸体挖出后重新勘验的工作已经进行了17次，在1883具尸体中，核实确认其中有1656人为男性，只有一具为女性，另有212具无法辨别性别，此外其中有1424人是被枪弹击伤后而死。因此伊万尼舍维奇本人根本不同意所谓大屠杀一说。 塞尔维亚的反应 6名穆族平民被枪杀的录像片一经播出，整个塞尔维亚震惊了，一直以弱者或是被视为遭受国际社会不公正待遇的塞族居民震惊了。塞尔维亚总理科什图尼察当天即发表讲话，最为愤怒地谴责在斯雷布雷尼察所发生的罪行。塞各政党以及各届人士也纷纷表态，指出枪杀6名穆族青年的行动是法西斯行为，本民族同胞为这一行动感到羞愧和耻辱，一致要求应严惩当事人。塞尔维亚总统塔迪奇明确表示，他本人可前往斯雷布雷尼察，向战争中牺牲的非塞族无辜居民们忏悔。随即塞尔维亚政府也立刻下令，逮捕了录像片中显现的，目前还在塞尔维亚境内生活的4名“毒蝎”部队成员。 塞境内的人权基金会等8个非政府组织立即联名上书政府，要求塞尔维亚议会公开通过决议，承认在波黑战争中对穆斯林居民犯下有罪行。然而经两天的辩论与酝酿下来，议会最终未能达成一致。主要原因在于，多数人认为战争本身就是一极为残酷的行动，家人的死亡、战友的遇难都可能激发个别人野性的一面，导致采取极端方式，但这些更多地应属个人行为，肇事者必须受到严惩，但他们并不能代表整个塞尔维亚民族的意愿，并不能由此即认为这属于国家行为。 更多的民众强调，任何暴行都应遭到谴责和惩治，无论是塞族、穆族还是其他民族所为，议会如果通过决议，同时也必须谴责几年战争期间穆族极端分子对塞族居民实施的暴行。据塞族居民遭迫害罪行调查委员会的材料，斯雷布雷尼察同时也是塞族人的坟墓，自1992年至1995年期间，整个斯雷布雷尼察地区至少死亡3227名塞族居民，仅在该市市中心就有446人死亡，参与犯罪的穆族暴徒多达469人，所有这些都具备文字与影像等各种证据材料。委员会强调，整个波黑战争期间，共有26818名塞族人丧生，其中19%是军人，31%是农民，10%是妇女，还有不足1%的儿童，这些也必须予以澄清，因为每一个死难者都一样重要，塞尔维亚的母亲们也有权了解一切真相。 米洛舍维奇的质疑 面对法官的录像播放，法庭上米洛舍维奇明确表示，所看到的这一切“无疑肯定是罪行”。但他同时表示，然而这一罪行并不能与塞尔维亚相联系，因为“毒蝎”部队成立于1992年，被克罗地亚境内的“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的塞族武装正式收编，总共300多人属志愿部队，工资要比正规塞族军队的士兵高4-5倍，其任务在于保护克拉伊纳共和国的石油生产地，代顿协议签订后1996年秋季该部即被解散，与塞尔维亚警察部队无关，因此也根本不能证明，塞尔维亚直接参与了斯雷布雷尼察事件。 接着米洛舍维奇询问，“请法官证明是谁、在哪里拍摄了这部录像？”“特尔诺夫距离斯雷布雷尼察159.4公里，根据什么可以断定这6个被枪杀的穆族居民确实来自于斯雷布雷尼察？”“准确的枪杀时间又是何时？”“整盘约2个小时的录像带均在左上角明确标明有录制时间，但为何恰恰在这段显示有杀人场面的约20分钟的带子里却无任何标示？”“某些部分曾被重新编辑过的痕迹明显，其中有一段话显然是被抹掉了。”由此米洛舍维奇对于这一盘录像带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希望法官能对此作出解释。 录像为何在此时披露 根据司法程序，录像带属间接证明材料，由于种种疑点的存在，甚至杰弗里法官本人也认为，很难将其正式归入证据材料。塞尔维亚的分析人士认为，其实从一开始法官对此就十分清楚，然而录像播出的真正目的在于，取得震惊社会的轰动效应，只要让国际社会看到塞族人犯罪的这一震惊场面就够了。 今年是斯雷布雷尼察事件10周年纪念日，7月11日国际社会将在该市举行大型祭奠活动，众多国际要人均表示届时将可能前往，然而迄今为止，西方认定的斯雷布雷尼察事件的主要制造者，姆拉迪奇仍踪迹全无。下半年内，关于科索沃最终地位问题的谈判也将正式启动。因此当地一分析人士认为：录像之所以在现在披露，西方国家的主要目的在于，指责塞尔维亚不能正视自己的过去，从而以减弱塞黑在科索沃最终地位问题上的谈判立场；其次，西方希望在7月11日之前尽快逮捕姆拉迪奇，认为在这些令人震撼的画面播出之后，多数民众对于姆拉迪奇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斯雷布雷尼察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到底应怎样看待这一事件？原塞尔维亚军事医学院院长、曾经多次出现在各个战场上的斯坦科维奇将军这样认为，“在斯科拉宁一个掩埋着尸体的大坑里，我们亲眼看到一个男孩走了进去，一个一个地翻找着每一具尸体，我想上去制止，但他对我说，‘我的父亲、母亲、兄弟和姐姐都在这里’。后来，我见到了身着军装的这个男孩，他背上了冲锋枪，开始去为自己的亲人复仇。”将军说，斯雷布雷尼察事件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我们目前审判的是（战争的）结果，而不是它的起因。这些行为是什么？肯定是犯罪。但到底是种族灭绝？复仇？还是其他的什么？我们对死者有所亏欠，不仅仅是指塞族人，同时包括所有的战争死难者。”

1、從今年三月中美阿拉斯加會談翻譯官意外的焦點中，我們對於國際會議或者跨國機構中的翻譯員的職責、工作方式與要求、素養等方面有了深刻的了解，所以當看見電影阿依達的救援行動（Quo Vadis, Aida?，2020）開場會議中，女主角阿依達（或艾達）居中翻譯時的語調、情緒、表情、肢體都過分的表現出主觀與主導性的時候，我們知道這一場屋內談判對他（及其家人、民族）而言特別的切身——是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由於是生死存亡之際，面對這樣一方武裝霸權的侵略，聯合國這樣國際組織的理性就顯得緩急非所益——秀才遇到兵。這樣國際組織失能的情形，讓我想起另一部電影三不管地帶（Ničija zemlja，2001）。

2、最近幾天G7會議結束，發表公報中的外交問題上將西巴爾幹的重要性位列第四，次於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之下。這個地方一直以來都是引爆區域動盪的火藥庫。片中僅從塞爾維亞軍人的口中側面透露出這場一九九五年軍事報復事件的導因，他說：「這裡連一個穆斯林的軍人都沒有嗎，難道當初對我們開槍的是鬼嗎？」之所以這麼隱晦的提及，是因為電影無意於爬梳史實並議論史事，其主軸仍在透過戲劇緊湊的安排，和悲劇衝擊，激盪出人類對和平理想的祈求。

3、對於大屠殺，不論是亞美尼亞、猶太人、圖西族人，或者是南京大屠殺，都是人類破壞性的表現——破壞性也是人類的天性，只是他屬於一種原始求存的動物性的擴張與上綱，是人沒有或喪失人性時的非文明舉動。我想，一個好的人性的作為，就是回頭看，去反省，然後不貳過——這一點上，日本尚未做到（我們可以發現觸及戰爭歷史題材的日本電影，經常在事實未清楚梳理之前就以「原諒上一代錯誤」的呼籲來作結，更遑論其教科書的編纂不盡客觀。）

4、我還是想講一點關於「特權」。特權和貪汙一樣，是現代社會中無法杜絕的，況且在某些時刻也是人性的一種困局，如管仲是貪，富擬公室，他有不可擺脫的三級貧戶的恐懼，但是他至少協助齊桓公一匡天下，九合諸侯，所以齊國人感念他；電影中女主角也是想方設法，藉由自己的身分之便去護佑家人，而我們作為觀眾的，甚至於希望他能成功，是吧？當聯合國部隊中的年輕士兵「正直的」向塞爾維亞的軍人指出有穆斯人青年假扮女性想逃跑，結果被其他聯合國士兵給揍了一頓，這也讓我們叫好，對吧？所以很多情況不是形式主義的角度去看，而是要從本質上去看，包括世界推尊的民主——想想看，「民選」的宗教國族主義領袖莫迪，如何造成了世界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的災難，卻依然穩坐印度的寶座？

5、不要忘了，以色列占領巴勒斯坦土地引發的土地侵占和種族滅衝突不斷的發生，而美國作為扶植以色列復國的大國卻刻意無所作為，以這個背景來說，和電影如出一轍。以下是近期以色列與伊斯蘭世界的衝突新聞： //chinese.aljazeera.net/opinions/2021/5/12/%E7%BE%8E%E5%9B%BD%E6%94%BF%E5%AE%A2%E4%B8%BA%E4%BD%95%E6%97%A0%E6%B3%95%E8%AF%B4%E5%87%BA%E4%BB%A5%E8%89%B2%E5%88%97%E7%A7%8D%E6%97%8F%E9%9A%94%E7%A6%BB%E4%B8%80%E8%AF%8D

入圍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最後五強，《突襲安全區》以1992至1995年間波斯尼亞戰爭為題材，寫實地呈現1995年安全區中一段刻骨銘心的難民悲劇，敘事節奏明快，劇情簡而有力。

戰爭期間，聯合國宣布斯雷布雷尼察城是禁止交戰的安全區域，難民紛紛湧進基地，亦有大批難民無法進入基地而鼓譟，然而塞爾維亞共和國軍卻對聯合國的命令置之不理，當地的聯合國維和部隊亦與難民一同陷入孤立無援，擔任翻譯員的艾達既打算將丈夫和兒子帶進基地，另一方面卻身不由己，翻譯各種對同胞不利的訊息，陷於職責與道義的兩難。

相信大部分觀眾對於這場戰爭顯得陌生，電影以簡單幾筆呈現安全區內眾生相，迅速入題讓觀眾代入背景，面對龐大的議題，導演的處理顯得冷靜克制，沒有過多的戲劇化場面，相反電影更像一套紀錄片拍攝女主角周旋不同持份者，勾勒女主角既保有私心希望長官批准家人進入基地的焦躁情緒，又被迫翻譯不利信息的無力感。

電影並非以難民為主軸展開故事，透過女主角飾演的翻譯員單一角度出發，反映聯合國、維和部隊的拉扯，觀眾得以從中立角度切入了解歷史的多面性。女主角起初公器私用要求長官讓自己家人進入安全區，老實講角色並不討好，但後來劇情發展下聯合國在事件當中的無能為力逐漸被放大，她的家人若在基地外必然會遭受生命威脅，即使她遭詬病亦要多返周旋於長官中談判，感受到她作為母親堅強不屈的一面，亦凸顯出在戰爭下，即使擔任聯合國職員亦無法絕對保全家人性命，「人人生而平等」在這時候就顯得相當諷刺。

比較特別的是，電影以戰爭為題材，卻缺乏任何槍林彈雨的鏡頭，所有塞爾維亞共和國軍的槍殺場面置於鏡頭之後，死亡或許突如其來，身處於所謂安全區的難民亦必須惶恐渡日。亦因如此，片尾筆鋒一轉，沉重、無力感才能如排山倒海般襲來，導演依然選擇克制地呈現這場人道災難，空鏡頭讓我們反思這場距離我們只有二十多年的人道災難，或許就在異地再度上演著，我們可以做甚麼來避免？

電影以靜制動，接近零配樂，毫無冷場，全文戲亦能讓觀眾緊張得喘不過氣，是近期不可忽視的一套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