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第二次

大家好，我是张涛，《人生第一次》《进城》的导演，很高兴也参与执导《人生第二次》。

2020年《人生第二次》筹备开拍，对于“人生第二次”的开题，我陷入了困惑，导演组多次开会后，我觉得“选择和解、接受改变”才属于真正的人生第二次。

《圆》不像《人生第一次》中的任何一集，它没有“春和景明”，也没有“看美丽的大船”，没有点睛的金句加持，在故事缓步的前进中，我会发现最平实的“爸爸、妈妈”成为了击碎心灵的一颗子弹。“当你丢了孩子后，你才知道中国有多大”

2021年9月3日，我们结束了拍摄.100天的拍摄，40T的素材，相关的记录已堆积如山，各种交涉、各种语言、各种情绪，庞乱而复杂。自从纪录片进入后期以来，我就每晚噩梦不断，不是被人追杀，就是莫名痛哭。每天面对着如山的素材，面对不同视角不同情绪，一点一点地整理，一点一点地记录，总是不知所措。

其实《圆》和《进城》有很多共通点，比如人物个性鲜明、故事性强。但有更多不同的地方，它人物情绪更复杂，故事层次更厚重，预计观众看完的反应也更多样。总导演秦博和我，都为这部片子寻找了大量情感细节，我们试图用平实的叙事方式，展现生活的点滴，所以我们选择了电影的叙事结构，还原了当时我在拍摄时的所见所想，用多视角的方式，把大家带入到这个故事之中。

丢失孩子的占绪莲，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北京站的出站口，当时的北京零下10度，见面后她急忙三连问“卫卓是不是真的找到了？他现在长什么样？他认识我们吗？”我能感受到每句话背后的无奈。对占绪莲的采访，我们整个摄制组都是含泪完成，占绪莲总念叨一句话：“我作为母亲，我没有带好自己的孩子……我自责，这都是我的失职……也是我害死了自己的婆婆”。她把这18年的错，都归咎于自己。

丢失孩子的父母，走不出去，也忘记不了。而寻找父母的孩子，记不得、也找不到。

卫卓告诉我“从小就有人说我不是父母亲生的，小时候不信，总觉得是玩笑。当我逐渐长大，每次看到养父特别忌讳这种玩笑，为此大发雷霆，我也慢慢地发现，原来邻居口中的‘外省仔’并非玩笑”。随着逐渐长大，流言蜚语也愈演愈烈，卫卓决定离开汕头，到广州去打工。

“做生意”“建祖宅”是汕头地区对于子女认可的一种片面认知。在广州打工的卫卓，第二年便开始做起生意，可俗话说“十门生意，九门亏”，卫卓生意失败后，白天在文具店打工、晚上就在街边摆摊。

2020年年底，卫卓收到警方的电话，说亲生母找到了，希望他去北京认亲。“外省仔”的真相就此揭开。

占绪莲家的“团圆餐馆”原名叫“农家餐馆”，一家在湖北蕲春汽车站旁的小饭馆。卫卓被拐后，“团圆”成为俩老心中最大的愿望，占绪莲说“圆则满，满则圆，心有圆满便安宁不争”。“圆”成为他们家最重要的一个字。

在公安部打拐局中，“寻亲”档案有两个文件夹，一个是“找孩子”，另一个是“找父母”。

除了卫卓的故事，我们受到公安部的帮助，记录了更多像占绪莲一样的家庭。同时也拍摄到警方如何抽丝剥茧，在14亿人口的中国把两个文件夹合并在一起，成为一个故事。

这些文件里，兜放着平凡又善良的人们，无论遭遇怎样的打击，最终都会凭借着信念走出阴霾。故事的结尾，我们用了很多得到团圆的故事，但在未来的时间里，他们内心中仍有着隐秘而幽深的空洞，等待被修补。

大家好，我是《人生第二次》的分集导演王树欢，很高兴可以参与执导第三集《纳》。2020年10月13号，是我第一次见到“62岁容光焕发”的何华杰。62岁是他给自己定的心理年龄，他说，我除了躺在床上，被人照顾着，什么都做不了，就连大小便都没办法控制，我就像个老年人一样。此时他26岁。颈椎6、7节损伤，高位截瘫，胸部以下没知觉。这些医学用词乍一听只会让我觉得很严重，可真正刺疼我的却是生活中那些平常的瞬间。

他的脚会从轮椅的踏板上慢慢滑落，卡在轮子下边，轮椅突然制动，惯性导致身体前倾，整个人从轮椅上摔落，而脚慢慢滑落的过程，他根本感觉不到。

他会上一秒还在吃饭，下一秒眼前变黑突然晕倒。他的尿偶尔会浸透裤子，流向地面，倘若一直不低头，直至蒸干也不会被发现。这是每一个“轮友”日常生活中最为平常的事情。

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总是夹杂着预料之外的事情。得知何华杰要和前女友见面，我便在脑海中过滤那时的场景，他们会以什么样的动作打开局面呢？拥抱？不可能。握手？也不对。亲吻？开什么玩笑。各种不合理的预想在他们见面后的一个轻微的碰拳中破碎了。因为时长等因素这个画面被拿掉，至今我还是有些心疼，忍不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同样让我心疼的还有何华杰在冰雹中爬上轮椅后的呐喊，带着脏话。我听着伴有脏话的呐喊，比当时被冰雹砸头还疼。毋庸置疑，脏话会被拿掉，不妨大家再回头看下那个片段，心里将脏话补录出来感受下？靠谱，起码可以弥补我的遗憾。

聊到遗憾，他们更有话语权。但面对已然发生的事情，以及再也无法站起来的现实，他们唯一能做的、也是最应该去做的，就是接纳自己。

面对人生，我们也是一样，倘若不愿意接纳真实的自己，那么也是哲学上的残疾。生活已经很疼了，我不太想让观众朋友们看到太多轮椅上发生的难言以及不堪。所以撕掉残疾的标签是我拍摄时最重要的打算。

当在屏幕前看到他们从高处滑下，在篝火旁转圈，在山顶呐喊，在田间吹着蒲公英，我开始羡慕他们。这世上有那么多人，终其一生都被车水马龙的城市所困，被密密麻麻的写字楼所困，被压力、流言、爱情所困，此刻，在川藏线的路上，他们的自由，是回以生活最好的举杯。

总导演秦博说，他被感动了，男人至死是少年，多好啊。

两年的相处，我和何华杰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哥们，他和我讲出事以前的自己很拼，在蒙古出差累到腿软，也舍不得花130块钱去按摩一下，现在好了，针扎都没有感觉了。他说导儿，其实我很不想和坐轮椅的人交朋友，就好像对面坐的是自己，我不想要这面镜子，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自己都不接受自己生活怎么继续呢？他说，网络上很多人给我加油，给我鼓励，其实我真的更希望他们和我聊聊家长里短，当然可以买我的眼镜就更好了。他说，为什么健全的人要在我们身上看到所谓的正能量呢，不是反了吗？他说，导儿，坐车一定要扎安全带。

我从不鼓励他，还经常吐槽他油腻。他说我土，说我游戏打得菜。还要逼我进他的直播间看他无聊的直播，所以，朋友们啊，帮我顶一会儿，你们去看吧。如果有需要，大家可以考虑去看看他卖的眼镜。曾有网友吐槽他，能去这么多地方还不是因为有钱。其实不然，小伙子这么拼命的直播，是因为家里还有百万的外债，他需要帮家里承担。

其实生活中，我们会经常面对好的坏的无言以对的或是乏善可陈的”人生第二次“，我经常能够想起他们的话：“所以这就是生活，哪怕我们是在淋雨，哪怕我们在淋冰雹，都是tmd爽的事情。”“我们活着就是要解决困难的。”“人都有老的那天啊。”“相信你自己会慢慢好起来的，别着急。”“我们的生活不过是麻烦些罢了。”是啊，愿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会以这句“那儿有彩虹！”笑着收尾。

倘若需要给人生第二次一种解读，我希望是：我们要允许任何事情的发生，也要接纳任何发生过的事情。

此致，敬...

之前看过人生第一次，就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第二季推出，我最近才看到，但陆续也看完了。

看人生第二次，第一集就把我彻底给惊到了，拍的如此细腻，而且视角多轮转，我个人看纪录片也是第一次看到，并不让人感到枯燥，而是从轮转的视角中看到失散多年的父母与孩子之间更加复杂的情愫，孩子的找回有时并不意味着那个四岁的小孩回来了，不过这对父母还是幸运的，没有因孩子被拐走而让整个家庭完全陷入黑暗之中，并在有生之年能够找回孩子。

看少年长跑这一集的时候，不知怎么看到小金子总会让我想到电影里《霸王别姬》里的小豆子，他们看似柔软、温和，但却对生活有自己的理解，他们都是如此细腻的感受着命运给他们带来的一切。小金子是一个非常有诗意、艺术感的人，但也是一个无比立体的人。像他这样的孩子，在这个少年长跑团很多，只不过他们性格各异，但却在同一个“爸爸”的带领下，通过长跑这条路改变自己原生家庭的不幸，这群孩子让人动容。

中间的个别集，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导演的口述，有种破坏纪录片的旁观者的感觉，故事也不是很契合《人生第二次》的意义，甚有些琐碎。

最后一集《立》，我又找回了看前两集的感觉，讲述普通人的故事，深漂的他们都在努力生活，印象很深的就是李婷在餐厅发传单，不断被人拒绝，我就想到，每次我们去商场，当服务员发传单的时候，我们记不清有多少次用无声的挥手拒绝了他们。生活都不易，并不是每个人都出生在罗马，但纪录片里面无论是带着孩子深漂的父母，还是年轻的李婷们，他们都有着“翻身”的梦想，并靠着自己不断学习，向着目标靠近。

《人生第二次》

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纪录片李婷说“从车间到旁边的办公室，我花了三年时间，现在我不用拧螺丝了，螺丝也不在拧我”。这些奋斗者们都有着熠熠生辉的人生哲学，有时朴素的劳动者显得更加伟大，也正是如此。

大家好，我是纪录片《人生第二次》第2集摄影师尤桢炜。我们这一集最终定名

《缺》，与第一集的团圆餐馆的《圆》互为应和。人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是我们几个主创，依然惯性地称它为:“长跑少年”

本片2020年的11月8号正式开机，一群孩子，每天早晨430起床，无论寒暑，长跑16公里。这是我进驻项目之前所获得的全部信息。

在拍摄这些孩子的时候，我们凭着第一印象，把视线投入到“长跑”“早训”这些概念里面。一隔一天，凌晨四点起床，跟着孩子们。

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练习跑步的。纪录片的拍摄很需要共情，拍摄孩子们的跑步，这个年纪，在零下二十多度，长跑那么远，其实你坐在交通工具上拍摄，很难体会到那种辛苦。什么时候胸腔开始痛，什么时候喉咙发甜，什么时候小腿紧绷。如果你不能感同深受，其实镜头也不容易给的精准。于是我也让自己在冬天跑起来………所以我感冒了

但是拍着拍着，我们发现，长跑所谓的艰苦在这些孩子们的世界里，是如此的表征。这是他们可以改变命运的手段，但是原生家庭的苦难才是这些孩子们真正的痛苦的源头，比起长跑的辛苦，那种深埋心底的恐惧，不安，疑惑，迷惘等等情绪，在他们叫人心疼的懂事的笑容下，才真的叫人心酸。

而随着我们拍摄的深入，我们的重心也逐渐往他们的内心靠近。而孩子们对我们镜头打开心门的时候，我们惭愧的不忍心看。

作为摄影，我也是那个时候发现，好的画面不是我拍出来的，是故事自己长出来的。

我拍摄《人生第一次》的《上学》和《长大》，拍了《人生第二次》的《缺》，很奇怪，三四年一直和孩子打交道。说句说烂的话:孩子们是一面镜子，折射的是成年人的内心。

我觉得拍摄孩子的时候，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全感。我可以直视自己内心所有的谦虚和虚荣，正直和幽暗。

喜欢这样子拍纪录片，我也想一直这样拍下去。

@猫六人

上访，这两个字更多地出现在新闻里，字面的背后通常是一个人或一家人命运的波澜。今天这集从司法部门的视角切入，印象中高高在上的最高检和检察官不但展现出接地气的一面，也让我近距离看到了他们的工作机制，了解到一些法学原理，也纠正了一些原来的自以为是。

一起案件，从不服上诉到来到最高检申诉，需要经过漫长的司法程序。一次上访，从在最高检的第十厅大门口外排队，到见到检察官，也要经过重重安保和信息分拣手续。卷宗送到检察官手里之后，他们会进行研究，判断是否接受申诉。无一例外，上访者都是来寻求公平的，那么法律能够给他们想要的公平吗？

“公诉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构建的过程，申诉是一个从有（错误）到没有错误的判断的过程。”最高检第十厅的三级高级检察官孔静这样说。如果把公诉比喻成盖房子，动工前公诉人必须检查原材料的质量，只有牢固可靠的材料（也就是确实可信的证据）才能被用来盖房子。房子盖好好，申诉人如果不满意，可以提起申诉，但是申诉并不是一上来就拆房子，检察官们需要戴着放大镜找错，只有找到确实充分的错处，才能把之前盖好的房子拆掉重盖。

一、结案了事还是案结事了？

基于申诉的法律准则，很多上访者的诉求都无法被受理。然而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并不能让人轻易接受，他们经历漫长的申诉道路，熬过多年等待，却希望落空。正是因为理解这样的情绪，检察官会为这些申诉人举办一场听证会，请到原始办案机关和其他法律专家共同讨论，也让心里憋的申诉人可以找人评评理，诉诉苦。

来自河南省商水县的苗青海夫妇在2020年11月底就迎来了一场这样的公开听证会。2008年他的儿子和儿媳被杀害，而检查机关无法确定凶手的真实年龄，因可能牵涉未成年人，凶手被判无期徒刑。从此，苗青海夫妇开始了他们长达12年的申诉之路。

在卷宗里，能够证明被告人年龄的证据只有户口本、村民口供和学校提供的学籍情况登记表，而这三样证据上所显示的被告人的出生日期并不一致，不能确实充分地证明被告人在作案时是不是未成年人。公安部门还专门做了两次骨龄测试，得到的结果显示，凶手作案时在17到19岁之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法律规定只能推断被告人未满18岁。听证会上，所有的证据和疑点都被一一罗列了出来，接受来自最高检的检察官、当时办案机关、法学教授、执业律师以及所有旁听人员的反复检验。这应该也是一种公平和正义吧，尽管申诉被驳回，苗青海并没有被潦草对待，没有被一纸公文打发了事。这些检察官深切理解他的痛苦和诉求，并用严谨认真的态度和法律精神体现了对他的尊重。

二、何为公平？

申诉没有被最高检支持，有些申诉人最终可以接受和释然，有些却满是失望和无奈。刘占江的弟弟刘占营在2018年被同村的王振波杀害，一审法院判处王振波死缓，二审则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对于二审判决，刘占江认为量刑过轻，于是向最高检提起了申诉，要为弟弟讨个公道。

经过在省法院和事发地的走访调查，最高检的检察官认为，现有的证据并不足以推翻二审的判定。这起案件是由刘占营和王振波前妻张平的情感纠葛引发的，并且造成了两个家庭的悲剧。刘占营和张平出轨在先，之后王振波与张平离婚。案发时，王振波已经再婚了。从法律层面看，刘占营在酒后深夜来到王振波家，是一种入侵住宅的行为，已经违法。检察官认为，再考虑到王振波的自首行为，二审法官改判的自由裁量权是合法的。

然而，这样的结果在刘占营的妻子和哥哥看来，却无法体现正义和公平。公开听证会上，面对听证员得出的一致结论，刘占江甚至觉得他们在为罪犯开脱。弟弟被害惨死，刘占江至今回忆起来还是会痛哭不止。但是法律就是法律，检察官和听证员的逐条分析尊重事实，有法可依，尽管这个结果达不到刘占江对于“公平正义”的解读和要求，却捍卫了法律的尊严。

很多申诉人耗费数年甚至数十年光阴，希望能够在最高检讨个公道。他们所讨的“公道”，是民间朴素的一报还一报的公道，而这往往与法律意义上的公平不同。法律的公平是面向所有公民的，不管是罪犯还是被害人。这让我想到罗祥老师所说的，“刑法既要惩罚犯罪，又要限制惩罚犯罪的权利。”检察官在维护犯罪人合法利益的同时，真正维护的是法律的尊严和司法的公正。

听证会结束，检察官对刘占江说，希望他坚强起来，带着家人走出泥潭，生活还要向前走。我想这不是例行公事的交代，也不是冠冕堂皇的官方语言，而是饱含同情和祝福的嘱托。这些检察官每天阅读大量卷宗，会见形形色色的上访者，却并没有见多不怪。相反的，他们明白这些卷宗的背后，是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希望和人生。他们尽可能去理解上访者的委屈和苦楚，去明白他们寻求同情和安慰的心理，同时也坚定地告诉做错了事的人们错在哪里。我想这大概就是一种公平和正义吧，申诉也许并不成功，但是这个过程让我们看到了法律的模样，看到撑起法律这把大伞的根根伞骨。

很感谢央视网和这期节目，让人看到检察官的日常工作，了解申诉机制，明白那么多申诉信件和上访者的去向，也体会到“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尺度”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最后想问问央视网和导演组，有没有可能做个专门讲最高检第十厅的季播形式纪录片？让普通观众更加了解信访和检察官的工作日常，也能起到普法的作用，考虑一下？

大家好，我是《人生第二次》总导演秦博。影片就要播出了，百感交集。这两年中，我几度焦虑，拍着拍着有的故事就废了；有的故事拍到了，又几度怀疑，放得出去吗？会有人耐心看这么沉重的故事吗？影片定档了，我还在担心，问总制片人张昊，这次没有意外了吧？没错，这个剧集的关键词就是“意外”。剧中人遭遇意外，剧外的我们也不是局外人，也经历着种种意外。“意外”，让紧绷的神经松不下来。

这部剧集的前一季，是2020年年初播出的《人生第一次》。当时观众的反馈让人觉得很美好。在b站、微博、豆瓣上，经常会看到有人说，这是一部普通人的“人生图鉴”，有小确幸，有小温暖，有那种人生路途中磕磕碰碰的挑战，但不卖惨，挺治愈的。但到了“第二次”，虽然也是普通人的“人生图鉴”，但这次沉重得多。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第一次”像一页页的散文小品，“第二次”像一本本大部头的小说，很重很沉，有点让人透不过气。人生的河流从“第一次”开始缓缓流，到了“第二次”，波涛汹涌，卷起了大风浪。

这种变化不是毫无来由的，它在现实里有迹可循。那是2020年1月底，我们在后期刚做完《人生第一次》第五集“上班”，生活就突然被按下了暂停键：武汉，封城了。人类和新型冠状病毒的战争正式打响了。

武汉，上海，这两次疫情我都身处其中。这种意外感，带给我的冲击实在强烈。看着文件夹里的“人生第一次”，从出生到长大，从进城到结婚，从相守到告别，这些平凡却透亮的日子是那么珍贵。而疫情却提醒我们，推开世界的门，不仅仅只有这些美好，还有一个个意外。意外就像人生河流中的巨浪，一下子就能让我们明白命运是多么无常。在意外中，人性释放出两种强烈的情感：一种是“怕”。它引发出傲慢、猜忌、恐惧和分裂；另一种是“爱”。它唤来了信任、忧患、勇气和团结。怕与爱两种情绪，就像DNA的两条链条，搅动着人类社会，影响着我们共同的命运。

因此，《人生第二次》用八集八个字，两两对应的方式，尝试讲述着中国人情感深处的爱与怕。“圆”与“缺”，关乎骨肉亲情的分离和重逢；“纳”与“拒”，讨论身体的缺陷和容貌的焦虑；“是”与“非”，聚焦司法领域，记录出狱后的二次人生，以及期待公平正义的申诉人；“破”与“立”，则对准了时代新女性，她们有的走出不幸的婚姻，有的不甘在流水线做工，通过自学，改变了命运。这些人，命运中遭遇了这样或那样的意外，在命运的大风浪中，努力学着抗争与和解。学着去战胜怕，去找到爱。

每一集里，都有戳我心肺的点。比如，一个母亲丢了孩子，二十年后母子重逢，警察让彼此在电话打个招呼，妈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便在电话里向儿子做起自我介绍，母亲这样说，“你好，我是你的妈妈，你过得好吗？”；再比如，十来岁的小金子被母亲抛弃后，跟着一帮孩子练习长跑，他对着摄影机坚定但也不那么确信地说道，“这世界谁不迷茫？”；还有，一对夫妻离婚后，读小学的小儿子跟着爸爸生活，妈妈为了辅导儿子英语，和爸爸商量好，去男方家里的一个小房间辅导儿子功课，不过在男方下班前要悄声离开。在这个家里，她甚至没有一双拖鞋。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故事里的人和故事外的我们一样，有时绝望，又不得不往前走。走着走着，就走出了荆棘，走出了命运安排给自己的困境。

希望每个看完影片的人，都能从他们的经历里，感受到生活的信念。这种信念，就像泰戈尔说的那样：“信念是鸟，它在黎明前的仍然黑暗之际，感受到了光明，唱出了歌。”

这种信念在此刻，对身处疫情之中，在上海的我，很重要。它让我坚定地相信，在经历命运的大风浪后，明天会更好。我们一定会比现在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