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2008

讲述北爱问题的影片，被囚禁的北爱共和军领导人鲍比•桑兹在监狱中带领其他北爱共和军以秽物示威和绝食行动向撒切尔施压，最终以绝食而死。影片有很鲜明的拍摄特征，前半部分的暴力抗议，中段鲍比•桑兹与牧师的17分钟对话，那个弑马者的比喻都表达了在精神及理想层次的个人特点，后半部分对绝食下恶化身体的触目惊心的拍摄，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坚定的信念及意志，暂且不论政治观点的对错，作为独立斗士的鲍比•桑兹的坚定是值得尊敬的。法鲨为了这部影片付出很多，最后那几组镜头对绝食身体的拍摄，展现出一种病态的消瘦，令人敬佩其演员素养，而影片强大的冲击力及节奏、风格的把握,都很难想象是史蒂夫·麦奎因的荧幕处女作，令人印象深刻。

文/故城
 
我们之所以需要电影，是因为我们需要读懂世界，需要一种看取世界的目光、思索和心情，它是我们和世界的一次秘密缔约，而不是与出版商草签的一纸合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饥饿》（Hunger）是不同于2008年所产生的绝大多数电影的，影片起码是诚实的、生动的，甚至是深邃的、博大的，它所构建的影像世界会像光一样穿刺、温暖或照亮我们。
 
影片所描述的，是发生在1981年前后梅茨监狱（更为人熟知的名称是“H监区”）爱尔兰共和军囚犯抗议示威事件。从纯粹的政治角度来讲，这起政府与反政府共和军的对抗是镇压者与反抗者之间的对抗，是争夺政治话语权的“对话”。而发生在“H监区”则意味这种“对话”从一开始就不是平等的，尊严也便不复存在了。
 
影片是从著名的“毯子抗议”和“不清洗”事件讲起的。这两起事件的起因，是英国当局拒不承认爱尔兰共和军人士的政治犯身份，而把他们当做一般的刑事犯或恐怖分子看待。“毯子抗议”是这些囚徒对自我身份认证的首次回应，因为根据《日内瓦公约》，政治犯享受一些权利，比如可以不穿囚服，他们拥有更自由的囚徒生活。因此，为了取暖，他们将毛毯裹在身体上，表达一种抗议。据《卫报》报道，这些囚徒中有的人在四年时间里没有穿过衣服只是裹着毯子。然而“毯子抗议”显然没有奏效，1978年，“毯子抗议”升级为“不清洗”示威，囚犯们拒绝洗漱，决绝清理毛发，拒绝使用马桶，将排泄物涂抹在墙壁上，将尿液排放到监狱的走廊。影片中，我们看到污秽不堪的囚房里，逼仄、压抑，满地沾粘着粪便尿液和腐烂的食物，还有不时爬出来的，蠕动着的蛆。
 
这两起事件是缺乏身份认同的北爱共和军囚犯对当局的抗议和示威，是一种用身体表达政治意愿的途径。
 
身体的表达，在监狱外可以是语言抨击，也可以是示街游行，也可以是“打、砸、抢”之类的暴力活动，隐藏在这些形形色色的行为活动背后的是思想，是意愿，是利益的诉求。我认为这是一种对话，是一种在不同主体利益下的对话，哪里有不同的声音，有话语的分裂、碰撞和交切，哪里就有的对话，是无法被目击的思想的运动。一般而言，“任何对话都必须起自‘他者’的出现”，而“他者”不仅指他人，还包括异己化得自我（我们用身体表达的是自我的本性吗？）。因此，对话的基础是“异化的自我”和“自我”的意愿同时的满足，我们既不能放弃自己的生存依据，又要在思想斗争中固守立场。
 
然而监狱内的身体表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丧失自身意志完整性的对话，是建立在自我物质基础沦丧之上的，是将自己置身于物质与精神腹背受敌、攻守无据的境地。这显然是非理性却又无可奈何之举，在当局看来，它无异于是又一次的暴力挑衅。政府对于这种身体表达的形式，从一开始就定性了，于是这种“对话”只能以失败结束，而且过程极其惨烈。影片中反复出现的狱卒肿胀的关节的特写，囚犯们头部的、眼角的皮开肉绽的镜头都是冲突无法避免的表现。而狱卒清洗墙面和走廊地面两个镜头，则表明身体表达并不奏效，这些身体的表达只会成为历史的笑柄，伤痕会被历史抹平。
 
在这种情况下，囚犯们只能谋求更为极端的身体语言——绝食。也就是完全放弃“对话”的基础，完全放弃自我的存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重新得到一种“对话”的平等，不用顾及自我的存在，而只寻求异化的自我精神的满足。影片中，导演用长达17分钟的长镜头介绍男主角博比·桑斯和牧师的对话，探讨的是绝食这种身体表达的可行性，对话中有着桑斯和牧师对宗教、对信仰、生命尊严的讨论，话语中的抗争意志和自我存在价值的表达是令人警醒的。1981年3月1日开始，桑斯开始绝食，成为这次运动中绝食者第一个死亡的。4月，他被选为英国下议院议员，在贝尔法斯特有十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为了纪念这位英雄，巴黎和德黑兰均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条街道，法国政府为此还抵制了查尔斯王子的婚礼。应该说，撒切尔夫人在北爱冲突的立场是异常坚定的，但最终在博比·桑斯的绝食的身体抒写下进退两难，至今，北爱依然冲突不断，今年3月，北爱尔兰又发生了刺杀英国士兵的冲突，身体的“对话”仍在继续。
 
然而影片导演麦克奎恩（Steve McQueen）并不关心政治，他的立场既不占在当局一方，也不站在博比·桑斯一方。影片开始的半个小时，影像顿足于狱警琐碎的生活场景，表现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细节，当他不知所谓的被枪杀时，观众只有唏嘘和怜悯，没有对刽子手的憎恶和对其死的大快人心；而后，桑斯用几乎疯狂的形式抗争，肮脏、充满恶臭气息的房间并不能让观众亲近，即使是与牧师对话的长镜头，固定机位表示一种中立、一种冷酷、一种拒绝任何意识形态的习惯性注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激进分子的飞扬跋扈和一个革命者赴死的信誓旦旦。麦克奎恩自己说，“作为西印度移民，我对北爱问题没有任何看法……我只对没有被历史记录下来的细节感兴趣”，这便是本片拍摄的基调——影片结尾的字幕上说，桑斯在绝食66天后死亡，而有16名狱警在“毯子”和“不清洗”抗议中死亡。这场“对话”的是非对错没有评论、没有注解。
 
导演麦克奎恩所擅长的是运用凝滞、沉稳的影像语言表达一种强悍有力的生理震撼，这可能源于他的影像艺术家的身份。影片的前一个小时几乎没有对话，似乎回归到默片时代的单纯与沉着，导演专注于影像叙事而拒绝任何别的声音加入，专注单一形式的纵深发展而拒绝平民化的横向拓展，这是电影工作者对电影技法的戏谑，对艺术创作的执着。在影片中，我们能看到他所强调的是影像本身所表达的含义，以及影像串连所表达的，一种呼之欲出的意境，一种从琐碎中层层剥离的人性思考。
 
整个影片对监狱的描写是令人窒息的，监狱中的恶臭气味似乎能透过镜头传到每个人的鼻孔里，这构成了影片《饥饿》独特的影像景观。影像景观取代了情节叙事，它是本片在叙述手法上的重要突破，让影片贴上了极其类型化和私人化的标签。另外，麦克奎恩可能深受布列松、巴赞的影响，对特写对长镜头有着特殊的迷恋，影片的冷静、压抑与阴沉是布列松式的，而长镜头的无休止运用，则表现巴赞的影像哲学，“唯有冷眼旁观的镜头才能够还世界以纯真的面貌”。影片最后的二十分钟，深刻、严肃的记录了绝食后身体发生的种种变化。这是影片给观众的一个大大的惊叹号：胸腔的骨架、头两侧陷下去的坑，萎缩的肌肉、干瘪的皮肤，呼吸的艰难、目光的游离……身体的语言，生命的凋谢，惨不忍睹！

此片很好。
虽然我对英国政治问题，北爱尔兰问题真的不熟。

片中插了撒切尔夫人的一段话，没有政治谋杀，政治犯罪，政治暴力。
只有谋杀，犯罪，暴力。（原谅我原文记不清了，大意是这样。）

想说的是，撒切尔夫人真的不是一般人。对于政治犯，立场的否定，就是对他们自己最大的侮辱。
一个政治犯，拼死拼活，所争的是什么？就是他们的主义，他们的政治，他们的理想和坚持。

可是，当他们所坚持的东西，什么也不是，对手连给他们正名的机会都不给。就如同一场闹剧了。

撒切尔真厉害。

Hunger本身是一部很好的片子。视角和手法都是大胆而成功的冒险，充满了艺术的美。Fassy以及各位演员的演绎相当出彩。但是这是一部好片子不等于我就赞同它的主题，就像我讨厌撒切尔却不等于我否认她说的每一句话一样。很遗憾地，对于那些叫喊着“斗士”“战士”之类的人们，我表示，这片子里引用的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两句话，我基本完全赞同。

在片子开头，撒切尔的那句陈述可谓一针见血：没有所谓的政治谋杀，政治爆炸和政治暴力，只有犯罪谋杀，犯罪爆炸和犯罪暴力。记得去年本拉登被击毙之时，网上也是一片莫名其妙的哀叹之声。人们哀叹本拉登是为信念而战斗的斗士，是飞蛾扑火的英雄，是给帝国主义迎头痛击的勇士。

真他妈的放屁。

本拉登的作为，是无疑的恐怖主义。他本人，是应当人人得而诛之的恐怖分子。若是斗士，就算在阿富汗的连绵山麓里伏击美军，也是正当的。但是拿着飞机撞大楼，让千万个家庭家破人亡，对不起，你这是懦夫，是混帐把戏。是的你们扩大了影响，在网站上宣布对911负责的那天起，全人类都知道了Al Qaeda和Bin Laden这两个名字，也不免有些傻逼跟在屁股后面摇旗呐喊替极端主义招魂。拜托，极端主义就是极端主义，在台下的时候说信仰谈美德谁不会啊，但是一上台，便是纳粹之类。人们总说，一个人富裕之后会做什么，当看他贫贱之时不做什么。对于组织，道理大体相仿。

其实Bobby Sands和他的IRA，也没好到哪里去。IRA是百分百的恐怖组织无疑，谋杀政要，制造爆炸，所求也是一个博眼球。但是他们觉得自己的理念是高尚的，信仰是值得敬佩的，口口声声为了自由，组织里的成员也不乏所谓勇气和毅力。但倘若入狱确实出于犯罪，特别又是谋杀和恐怖主义这种滔天大罪，那不好意思，你就是罪犯，不是政治犯，也不是良心犯。

人之间的理念存在差距是完全正常的事情，但现代社会的优势在于，任何人都有机会用合理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理念。在理念产生差距的时候，可以谈判，可以争论，但不是杀死与你意见不合的人，炸死他们全家。印度的独立远远早过1981年，甘地也并非死于英国人之手。而先于北爱，爱尔兰的独立，其实也是通过谈判得来。IRA作为北爱少数天主教徒中的极端分子，屠杀的大多都是他们看作所谓“叛徒”的爱尔兰人，并直接导致了UDA的出现。所以他们的宏大理想，在他们令人唾弃的做法的熏染下，不过一滩狗屎罢了。

我时常感叹甘地的伟大远见，实不负圣雄之名。甘地清楚的意识到，任何建立在暴力之上的东西都是不可能长久的。倘若印度也是镰刀锄头地来一场，且不说牺牲巨大，估计也会像我朝一样，落入王侯将相肃清异己的再次恶性循环里。

争论和谈判是一件冗长而痛苦的事情，而最痛苦的一点是，真正的谈判必定伴随着妥协，伴随着意识到自己一部分意见错误荒谬和对方一部分意见合理正确的过程。而在我看来，承认自己的错误，所需要的勇气，远远超过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谬误所需要的。为它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但相比暴力抹杀反对者的做法，它得来的每一分成就，都更为踏实。IRA屠杀亲英北爱人的做法，跟英国人当年屠杀爱尔兰独立人士的做法没什么两样；Bobby Sands妄图用自残一蹴而就的行为，跟狱卒殴打犯人的暴行其实一丘之貉。而无论是谁，Sands，Thatcher，或者更多的妄想躲避谈判的麻烦和痛苦，采取其他可笑的方式来逼迫对手就范的人，根本就不是什么战士，不过狂妄偏执，而又孤注一掷的赌徒罢了。

翻譯、整理／SAMMAX

　　《飢餓》(Hunger)可能是今年最具震撼力的電影，用寂靜的步調展現劇烈的抗爭，17分鐘大膽的長鏡頭，加上那個驚人的溶接，身為影像藝術家的Steve McQueen漂亮地展現出他的才華。如果你曾錯過了《日日夜夜》(Day Night Day Night)，那就絕對不可放過《飢餓》！附帶一提，Steve McQueen曾說他有受到新浪潮與安迪沃荷(Andy Warhol)影片的影響。

S&S：爲什麼你會想要說這麼一個關於Bobby Sands和愛爾蘭共和軍絕食抗爭的故事？

SM：這件事發生在1981年，對當時11歲的我造成了很大的影響，是我人生中的一個轉捩點。從那時候開始，當我從窗戶望出去，世界已經不是它看起來的那個樣子了，我開始看到一些裂痕。絕食抗爭是種思想也是種理想；而人是會因此而生或死的。我對這種層級的激情和信念非常有興趣。

S&S：你的研究調查包含了哪些？

SM：我的調查工作從五年前開始，第一件事就是閱讀。在我腦海中已經有關於這件事的想法、記憶，當我研究的越多，我就發現它越迷人。第一次去Belfast的時候我們遇見了很多人，包括了Sands的親戚，而且不論是親皇派或是共和軍他們都非常慷慨大方，但是同時你可以感覺到有股理想主義的暗流。最後我無法擺脫的就是那裡的人們，他們有可能會是我的母親、我的父親、我的姊妹，他們不是外國人、不是外來者。

S&S：你的共同編劇，劇作家Enda Walsh是怎麼加入的？

SM：有時候和別人腦力激盪一下是不錯的，我知道我想和個愛爾蘭作家一起合作，所以我們也面試了幾個，很多人對這個題材都很害怕，但Enda不太一樣，他比較古怪。在拍這片之前我甚至是都不看劇本的，而Enda加入前，我本來是想讓電影完全沉默，一句對白都沒有。

S&S：你對Enda Walsh作了怎樣的簡報？

SM：我對Enda說的就是，我希望影片的開頭能像一股溪流，讓你能夠隨著流水悠游，感受你所在的環境。然後突然之間出現一陣激流，擾亂、打斷了你的現實。在第三部分則是一道瀑布，一種失去重力的感覺，直直往下落。這就是我對這部片的看法。

S&S：那在這樣的前提下，劇本是怎麼發展出來的？

SM：我們在愛爾蘭花了一個激烈又沉重的星期和獄官們談話，之後Enda寫了初稿。接下來就像是在鑿大理石，你知道什麼是你不想要的，但是你還需要個東西；就算只是個桌上的廢物也沒關係，來鑿穿它。後來我想到了Monty Python(譯註1)裡面的滑稽行走，然後這又讓我想到了「例行公事」，這時我才明瞭這整件事其實都是關於一種習慣、慣例。像是在開頭，獄官離開他的房子，看起來多麼平常。在《飢餓》裡面的例行公事是比那些，例如，侯孝賢電影裡的要嚴酷、荒謬許多，因為《飢餓》有著滿多的暴力，而這些暴力都是例行公事。

S&S：在拜訪過發生絕食抗爭的Maze監獄之後，你的想法有受到什麼影響嗎？

SM：雖然說他們不會讓我們在那裡拍攝，不過這反而很棒，因為監獄的制式會把你的攝影機也制式化了；制式會帶給你制式。事實上，敘事片有時候會感覺比較簡單，因為你已經有了樣版，形式都擺好在那裡。接下來就是要看你怎麼去改變或是破壞形式，擾亂形式會讓它更有趣。而我試著在做的是在藝術的範疇，這是不一樣的，你必須要創造新語言、新形式。

S&S：你之前從來都沒跟演員合作過嗎？

SM：我曾經和阿姆斯特丹電影學校的演員合作過，而那次經驗真的非常有幫助，讓我發現了我喜歡演員。你需要做的就是和演員他們一樣冒險。我會說：「看，我在這裡可冒了一切風險。」，當他們知道這點後，他們會想要和你並駕齊驅，甚至會嘗試超越你。我試著讓他們迷失，就像神智昏亂的苦行僧；他們這樣做以便能更接近上帝。有時你必須要跳脫桎梏，這就是我要他們做的，這樣才可以更接近真實。

S&S：有一場Sands和牧師的戲，這一幕將近二十分鐘，大多是從側面用固定的機位拍攝；這很冒險嗎？

SM：我並不贊同。我身邊的人都嚇到了，製片也是。他們說我們需要一些正反拍鏡頭。你知道嗎，這就是爲什麼那些人會拍出那麼多爛片的原因，他們應該做的就是放手一搏。在拍攝的中間時，我曾說：「你們知道嗎？我覺得好無聊。我們已經拍到了，走吧。」。因為我們都是在爭執吵架、對抗Channel 4 (譯註2)什麼的。那天最後我們是臨晨四點半收工回家。真是他媽的太棒了，我們拍到了，那時我知道我們拍到了。

S&S：這場戲是一次就拍好的嗎？

SM：總共我們拍了四次，用了兩捲二十分鐘的膠捲。對我來說，這場戲比洛史泰格(Rod Steiger)和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譯註3)還要好，因為這是生命在一個危險關頭；要生還是要死。這場戲並不是即興的，全都寫在劇本裡，但那些話就像是從他們口中自然吐出來的，像爵士一樣。這場戲的氣氛是很緊張的，但是身為一個演員，你要到哪去找這樣一個情境讓你可以說到「終極」？

S&S：你爲什麼會想要在Belfast拍攝？

SM：發生在攝影機之後的事就跟發生在攝影機之前的一樣重要，因為所有那些在攝影機之後的人多少都與這些事件有關。有股來自記憶的力量、有種過去的味道飄散在當下。有一個演員的母親曾帶東西進去過Maze監獄，另一個演員的父親曾被關在裡面，還有一個的叔叔是裡面的獄官。每個人都有某些東西在這個故事裡，這在拍攝現場整個感覺是很棒的。

S&S：令人驚奇的是，在片中有許多不同的觀點。

SM：我把自己看作是個獄官，也把自己看作抗爭的人。如果你從別人的角度來思考的話，很明顯的他們每個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糟糕的是整個背景不是人本身；你只是必須做去做你必須做的。我們都是人，每天我們都做錯了什麼，我們並不是清白的，你我都是這個遊戲的一部分。

S&S：你讓觀眾有很多空間可以進入這部影片。

SM：影像能講的就是這多了，不可能面面俱到。你必須做的就是開啟人們想像或是心靈中的某個東西來完成一部片，而那個東西是什麼我並不知道。

S&S：你是在何時又是怎麼跟電影接觸的？

SM：當我在Goldsmith大學的時候有個瑞士女友，她喜歡電影也帶我去看了很多影片，在那之前我根本沒去看過電影，因為在我生長的地方，人們會覺得你一個人去看電影是在耍酷然後取笑你。一九八○年代晚期和九○年代初期是段美妙的時光，當時我們有很棒的地方，像是Riverside和Scala劇場，我的電影就是在那學的。在那邊我看到法國、義大利、台灣的人們是怎麼陷入熱戀的，羅馬尼亞人又是怎麼吃早餐的。這真的很令人吃驚，因為可以學到的東西是如此的豐富。

S&S：你爲什麼等到現在才拍你的第一部劇情長片？

SM：我二十三歲的時候就想拍第一部片了，可是我必須先等十五年。當我離開藝術學校的時候我不知道哪裡可以讓我拍片，我不能在英國拍，所以我申請去了紐約大學，但我只待了三個半月，我討厭那裡於是就又回來了。我對他們拍片的方式沒有任何期待，他們不讓我把攝影機丟到空中再接起來，因為這不合常規。

S&S：從你五年前有這個想法之後，這部影片又有了進一步的政治共鳴。

SM：奇怪的是，像這樣的故事不斷地在發生，過去和現在都存在。很多人看這部片會覺得這種事是發生在很遙遠的國家，不知道其實這就發生在自家後院。這是個被掃到地毯下的故事，已經過了二十七年，是該有人把地毯掀起來讓大家看看是怎麼一回事。

S&S：你會再拍其他的電影嗎？

SM：我現在還沒有任何想法。我並不著急。別人給了我很多劇本，看這些劇本感覺就跟相親沒兩樣。如果我拍了下一部；這就像戀愛一樣，你不知道會在何時又是怎麼發生的。


譯註1：英國著名喜劇表演團體，於1969到1974年製播了四季電視影集，1975推出影史經典《聖盃傳奇》(Monty Python and the Holy Grail)，影響了後來許多喜劇作品，知名導演Terry Gilliam也曾是其中一員。

譯註2：英國頗具影響力的公共電視台第四頻道，為本片的出資者。

譯註3：這裡指的應該是《岸上風雲》(On the Waterfront)裡兩人的對手戲。

詹姆斯•乔伊斯、萨缪尔•巴克利•贝克特、萧伯纳、威廉•巴特勒•叶芝、西默斯•希尼。以上五位都是爱尔兰人，其中有四位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随便拎出一个都是世界文学史上的重镇。爱尔兰除盛产文豪外，也盛产斗士。叶芝的那首传唱世界的情诗《当你老了》就是献给一位热衷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女性。而《饥饿》中绝食而死的博比•桑兹也是这些斗士中的一员。


《血腥星期天》《迈可•柯林斯》（又译傲气盖天）《风吹稻浪》等片也涉及北爱问题，不过表现的是街头的斗争，而《饥饿》表现的是狱中的斗争，由拼刀枪到拼意志，提供了新的视角。该片不但题材另类，技术上也不乏实验性的手法。整部影片，由躁动到平静，由群像到个人，节奏跌宕，动静得宜，这种张弛有度的叙事依赖于影片出色的摄影。《饥饿》的导演史蒂夫•麦奎因曾经在纽约大学读书，呆了三个半月就主动退学了，据他自己说他离开的原因是：我对他们拍片的方式没有任何期待，他们不让我把摄影机丢到空中再接起来，因为这不合常规。长镜头和手持摄影，都是摄影的常规技术，不过麦奎因对这些常见手段进行了极端的运用，十分出格的打破了常规。在《饥饿》中，麦奎因通过密集的、超长的长镜头和歇斯底里的手持摄影完成了他的技术冒险，玩摄影机玩出了一尊嘎纳金摄影奖。


而《饥饿》的剧中人物也有属于他们的“完成”，为宣示他们的政治立场并赢得作为人的尊严，博比•桑兹和他的狱友们先是发动“不冲洗”运动，继而集体绝食，通过一死来完成他们的抗争。对于绝食，很多人只会有这样简单的概念：一个人把自己饿死了，至于具体的情形则不甚了了。《饥饿》对博比•桑兹长达66天的绝食以科普式的忠实进行了呈现，在这漫长的感官炼狱中，绝食的人要经受肌肉萎缩、肠胃穿孔、吐酸水、呕血、便血、生疮致全身烂出白骨、听觉衰退出现重听、视觉受损出现的失焦虚焦等一系列生理折磨，导演以极度写实的、代入感极强的镜头令人对绝食有了感性的、切身的认识，令观众在感同身受的同时对主角肃然起敬。


当然，《饥饿》不是科普教学片，它的意蕴远不止于科学。导演在自然主义般的写实中，为博比们的抗争、受难赋予了一种神圣感。在“不冲洗”运动中，镜头对监狱牢房的墙壁上用粪便涂抹出的圆形图案给了一个比较长的特写，这个涂鸦犹如渊深的宇宙，其中有万千星系旋转，令人观之眩晕，这个图案使得逼仄牢房的空间得到无限放大，博比们的抗争似乎和整个宇宙的运行都发生了联系，他们的自污带有某种神圣意味，另外，这又和东方禅宗的“道在屎溺”暗通款曲。梅尔•吉布森的《耶稣受难记》诉诸非人的肉体虐待，令人不忍观之，而《饥饿》里的自我受难虽然平静，但冲击力并不亚于前者，并且博比的绝食也带有殉道的意味。受难往往能使人具有神性，甘地因绝食而成为圣雄，耶稣因受难而成为神，而博比在狱中当选为国会议员成为了民族英雄。博比绝食中，一个反对派来看他，他挣扎站起又摔倒，后来被反对派横抱出来，犹如从十字架下来的耶稣，这个场景对受难神圣感的展现更是明显。博比绝食而死，是为了家国大义，在导演看来这不亚于宗教领袖完成了一次圣迹。


《失乐园》里，久木和凛子并没有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但他们却执意赴死，他们的纯爱受到了世俗的打扰和亵渎，他们以死来完成他们的爱，给爱一个凄美的句号，犹如樱花在盛极之时凋零，他们不想看到红尘翻腾后他们的爱千疮百孔，只剩下一个无言的省略号。死于极乐的久木、凛子和死于极痛的博比•桑兹具有某种同质性，小时候淹死过受伤小驹子的博比对生命有自己的看法，他也在并不是非死不可的情形下选择了死亡，为了终结无休止的虐待折磨、谈判博弈，他和同伴们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他们的抗争，给这场运动奏出最强音，迫使英国政府改变了监狱政策。不过英国人也颇有fair play精神，如果博比遇到的是希特勒、波尔布特政府，会被直接扔出去喂野狗或者强制喂食，而英国政府尊重博比的选择，还派了医生监护，让博比完成了他的“完成”。《饥饿》的导演是英国人，投资方是英国公司，而主角则忠于历史的用了爱尔兰演员，这部看似给自己国家抹黑的电影，反而透露出英国人正视历史的勇气与度量，和绝食而死的斗士们一样，他们也有值得钦佩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