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参政论者

1913年6月8日，妇女参政论者埃米莉·怀尔丁·戴维森（Emily Wilding Davison) 冲进埃普索姆德比赛马比赛的赛道，拽住乔治五世的缰绳，被正在全速奔跑的赛马撞翻，四天后死亡。此事一出，举世哗然。英国女权运动影响力最大的领袖之一，埃米琳·潘科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称她是“我们当中最勇敢的战士之一。”这起蓄意的公众事件是对1906年自由党重新上台执政以及首相阿斯奎斯的傲慢态度的回应，在国际社会上博得了足够多的关注。

埃米莉·怀尔丁·戴维森（Emily Wilding Davison)

英国的女权运动，最早可追溯到布尔战争时埃米莉·霍布豪斯（Emily Hobhouse)创立的“南非妇女儿童救难基金会”，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民间女性对国内政坛产生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影响。霍布豪斯在南非与总督米尔纳周旋、在国内与劳合·乔治发表反战演说，她甚至还在南非结识了当时是个律师的莫罕达斯·甘地，并为后者的非暴力信条深深折服。不过，论及英国史上最伟大的女权领袖，潘科赫斯特家族是一座绕不开的大山。

潘科赫斯特一家：埃米琳·潘科赫斯特（左）、克里斯特布尔·潘科赫斯特（中）、西尔维娅·潘科赫斯特（右）

作为家族的领袖和核心人物，埃米琳·潘科赫斯特1858年在曼彻斯特出生，40岁那年成为寡妇。她的丈夫去世后，潘科赫斯特发觉自己突然要孤身面对还不完的债款还有嗷嗷待哺的四个孩子，她靠在曼彻斯特某工人社区作生死登记员谋生，而这份工作使她接触到了许多可怜的妇女，这在她的脑海中埋下了平权的种子。她在后来的自传中写道：“我开始思考为妇女争取投票权，这不仅是权利，更是迫切需要。”1903年埃米琳创立了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并规定只有妇女才能获准入会。

埃米琳·潘科赫斯特有两个同样使当局烦恼的女儿，大女儿克里斯特布尔·潘科赫斯特（Christabel Pankhurst）一直是母亲的忠诚盟友，她的气质同母亲一般高雅，并策划了WSPU的一系列暴力活动。妹妹西尔维娅·潘科赫斯特（Sylvia Pankhurst）在政见上则与姐姐和母亲很不合，她不仅反感母亲的暴力行动，还在后来的一战中彻底与母亲决裂。潘科赫斯特家族在公开场合通常身着WSPU主题颜色的服装：绿色、紫色和白色混杂的裙子，这几种颜色分别代表了纯洁、希望与尊严——妇女联盟的美好理想。战前，规模更大的妇女权益团体——比如，夏洛特·德斯帕德（有意思的是，这位反战者、社会主义者和妇女参政论者同时也是一战前期英国远征军总司令约翰·弗伦奇爵士的姐姐）支持的名为“ILP”的左翼独立工党——通过更大规模地参与英国政治运动为妇女争取了更大的长期效益，但热衷于激进暴动的潘科赫斯特一家拒绝与其合作，主要原因是WSPU不支持任何党派的男性议会候选人。为了与之分庭抗礼，德斯帕德在1907年9月组成了“妇女自由联盟”，并于次年在全国发展了53个支部。

仅仅到目前为止，女权运动和欧洲的和平事业看起来都过于顺利。西尔维娅1906年与独立工党的领袖詹姆斯·基尔·哈迪（James Keir Hardie）坠入爱河。此前，哈迪1904年在阿姆斯特丹出席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他目睹了俄国与日本代表的拥抱，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此时日俄战争激战正酣。后来的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哈迪在法国人让·饶勒斯的支持下提议，一旦全面战争爆发，所有国家的工人们应立即宣布罢工。第二国际拥有超过30个会员国，每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欧洲各地的工人都会涌上街头举行游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一直是议会第一大党，其党员中的女性占比之大曾令基尔·哈迪咋舌。在美国，乘“红色特快”列车进行巡回演说的尤金·V.德布斯赢得了90万张选票。下一次全面战争貌似离世界还很远，让·饶勒斯口中“自由地散步、歌唱与展开沉思”的乌托邦看起来触手可及。

詹姆斯·基尔·哈迪（James Keir Hardie）

当1914年的初夏降临，加夫里洛·普林西普——俄国无政府主义和弗里德里希·尼采的狂热追随者——扣下了手枪扳机，打中了斐迪南大公的颈动脉。他没能预见的是，他也打中了欧洲由爱德华七世小心翼翼维持的外交平衡。和平主义者嗅到了空气中令人不安的味道，他们做出了开战前最后一次挣扎。布鲁塞尔的“民众之家”迎来了哈迪、饶勒斯、德国的罗莎·卢森堡和其他国家的社会党同志。7月28日奥匈帝国宣战当晚，饶勒斯在愤怒的比利时工人面前挽着德国社民党主席胡戈·哈泽（Hugo Haase）的胳膊怒吼，七千多名民众涌向街头，他们高唱《国际歌》，“向战争开战！”的口号回荡在布鲁塞尔的大街小巷。

他们没能阻止战争。

德皇七月底正式宣战，同日法国下达动员令，尼古拉二世也已经下达战争动员……和平主义的泡沫破灭了，引用几段历史学家芭芭拉·图奇曼对开战前夕几乎是涌动的狂热情绪的描写：

在比利时，阿尔贝国王发表过斗志昂扬的演说后，“街头巷尾热情高涨，如痴似狂。一向为人瞧不起的军队现在成了英雄。人们高呼：打到德国佬！处死杀人犯！比利时独立万岁！”；在巴黎，林荫大道上行进的志愿军纷纷打出自己的横幅“卢森堡人绝不做德国人！”“罗马尼亚忠于自己的拉丁裔母亲！”“意大利的自由是法国人的鲜血换来的！”“西班牙和法国亲如姊妹！”“英国人愿为法兰西而战！”“希腊人热爱法兰西！”“巴黎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斯拉夫民族和法兰西站在一起！”“拉丁美洲人誓死捍卫拉丁美洲文化的母亲！”“阿尔萨斯人打回老家去！”；在柏林，帝国国会议员们齐聚一堂，德皇站在首相边“提高嗓门宣布：从今日起，我不承认党派，只承认德国人！然后要求各党派领袖，如果同意他的意见，就上前握他的手。……所有领袖都从命不误，与此同时，在场的其他人爆发出一阵欣喜若狂的欢呼声。”

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

基尔·哈迪仍然没有放弃，他在周末的反战集会上吼道：“你们与德国人无冤无仇！德国工人与他们的法国同志也无冤无仇……有人告诉我说，是国际条约让我们不得不宣战。条约又是谁起草的？条约里根本没有人民的意见！”他可能要失望了。前几周还宣称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的德国社民党作了表率：111位参与战争贷款投票的社民党代表中仅有14人投了反对票；法国当局原本还在担心反战者掀起的和平主义运动会威胁预备役人员质量，结果只有1.5%的人没有出现，法国政府起草的颠覆分子名单上有80%都进了部队服役；在另一场哈迪参与的集会上，人数远比反战者多的人群高唱《不列颠万岁》，最终集会被迫解散。

向战争低头的不止他们。开战后不久，埃米琳·潘科赫斯特和克里斯特布尔·潘科赫斯特在政治态度上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她们仍然呼吁妇女平权，却也在号召年轻人走向战场。埃米琳向WSPU下令：终止一切活动；新一期的《妇女参政论者》取消发行；潘科赫斯特母女甚至开始发行军国主义杂志《不列颠尼亚》。她们的种种有利于战局的行为博得了当局的青睐，最终还拨专款给她们用以组织活动。就是在这时，仍在积极反战的西尔维娅彻底与母亲和姐姐切断了联络。在听过一次母亲为战争造势的演讲后，西尔维娅沮丧地写道“我心情悲痛地听着她的讲话，然后下定决心，一定要加紧为和平事业著书立言。”她用行动印证了她的许诺：超过一百名英国妇女在西尔维娅的组织下向德奥两国的妇女寄出联名信，信中提到“让我们不要忘记那些曾将我们紧密联结在一起的痛苦过去……我们必须一起推动和平的到来……在这令人悲痛的时刻，我们就是你的姐妹。”

欧洲不乏像西尔维娅和哈迪一样不忘初心的和平主义者：饶勒斯险些被沙文主义者砸死；罗莎·卢森堡在国内不停地组织和平集会；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为玛格丽特·霍布豪斯写了代笔信《我要上诉》，控诉战争的无理和愚蠢；埃米莉·霍布豪斯参加了1916年在瑞士召开的民间和平会议，她甚至孤身会见了德国外交大臣戈特利布·冯·贾高，幻想着自己在布尔战争时的胜利能够重现；艾丽丝·惠尔登被污蔑锒铛入狱后呼出绝唱：“世界就是我的国。”沙俄的临时政府被推翻后，欢欣鼓舞的伯特兰·罗素写道：“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念，这个国家正有一千多人身陷囹圄……如今，那些在世界一片黑暗之时被迫开始战斗的人已经意识到……这个世界再也不像过去那样黑暗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获得的新的喜悦与希望，狱中的他们也感受得到。”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这种种过后，埃米琳·潘科赫斯特和她的大女儿就真的不可理喻吗——并不见得。她们或许怂恿了数十万英国青年奔赴战场，但她们的女权事业从未停息，在获得政府默许后，英国的女权事业可以称得上是急转直上。劳合·乔治曾派遣克里斯特布尔·潘科赫斯特前往革命后的俄国。在彼得格勒，克里斯特布尔见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女军长及其带领的女兵团，时年25周岁的玛丽亚·波琪卡丽娃（Maria Bochkareva）组建了“黑寡妇营”，这支部队曾成功占领数座德军战壕。时至今日，我们不免反问，如果没有潘科赫斯特母女突然转向战争的决心，英国政府能在战争结束后宽宏大量地赋予妇女投票权吗？如果没有潘科赫斯特和政府取得的国际声誉，战后德、奥、法、美还能在短时间内赋予女性普选权吗？这些答案都是不可知的。但唯一肯定的是，时至今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仍然还只是个理想，偏见和迫害从未消除。和平从来都只是泡沫。

1928年的一天——这一年大战中的英军指挥官道格拉斯·黑格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埃米琳·潘科赫斯特的棺椁被超过10000名她的追随者包围，她死在了自己的家乡。

克里斯特布尔·潘科赫斯特在战后来到了美国，并将余生都投入到了宗教工作中，最终于1958年在圣莫妮卡去世。

西尔维娅·潘科赫斯特余生在埃塞俄比亚度过，她被海尔·塞拉西一世授予了各式勋章，并最终于1960年在亚的斯亚贝巴去世。

在看Suffragette之前，带着以往观看这些基于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电影的经验，我期待着一样震撼而煽情的体验，尤其是关于女性血与泪的抗争，单是在宣传片中听到那句War is the only language men listen to，就已经让我热血无比，整个人都燃了起来。 然而，看完影片之后，诚如很多影评人所说，就反映英国妇女争取参政权的这段历史来说，这部影片有些过于平淡，节奏散乱，结局过于草率，总有许多可以挑剔之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真是没来由莫名地，在电影院里，我几乎从头哭到了结尾，真是无比尴尬。 我还是由衷地喜欢这部影片的，因为它超越了我对一部关于抗命的影片的想象，这个故事对我而言启发性，远远多于抗争性。 它所讲说的主题，不是关于20世纪的初的女权主义者是怎样争取参政权利的，而是身为女性，为什么我们要去争取参政的权利。 所以我喜欢从Maud这个角色切入，一个普通平凡女工的蜕变之旅，其意义远大于歌颂一些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 Carey在这部影片中再次奉献了精湛而层次分明的演技，自然地演绎出了Maud这个角色成长的心路历程。听证会的一幕，交代了Maud的来龙去脉，她压抑麻木的人生，是千千万万低层劳工女性的写照，经济上、劳动力上乃至在性上被男性和资方剥削。虽然谈起洗衣女工的短暂寿命和职业病、谈论起早亡的母亲和自己多舛的童年，Maud已经能够以一贯顺从的态度淡然处之；在辛劳一天之后，和丈夫儿子居于斗室之中，享受简朴而安静的天伦之乐，她的笑容显得那么温顺而知足，人生本该是苦难重重，能有这样一个幸福的家庭让自己安歇，还有什么可以不满的呢？然而，当洗衣厂老板在她耳边低语的时候，她仍会整个人都紧绷起来感到不适，在看到老板侵犯女童工的时候，她还是会吓到心悸而无法自处。带着好奇心去听证会，被赶鸭子上架发言的时候，Maud说“I thought there might be another way of living this life”，她强调自己并不是Suffragette，是啊，那时她不懂什么选举权，也不懂什么抗争的意义，更对激进的行动没有兴趣，她只不过是好奇，想看一看，在除了承认生来接受压迫与剥削，除了顺从和认命，人生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是否只有美满的家庭和妻子母亲的身份才是一个女性唯一可以得到安慰的地方。Maud觉得，这样的想象是无害的温和的，并不违背她作为一个顺从的妻子、母亲和女工应有的顺从的美德，然而很多时候，改变正是始于希望。 随着和女权主义者们浅尝辄止的往来越来越深入，Maud总是疑惑犹豫的表情变得冷静坚毅起来，她开始思考。当她只是做出了一点小小的尝试，便遭遇到体制的打压，社会的隔离排斥和丈夫的怒气，似乎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起来反对她。男权就像是一只沉睡的巨兽，只有当你激怒了这只巨兽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只有当你企图越过牢笼的范围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牢笼的存在。Maud的生活被扰乱，是因为她扰乱了这个世界的秩序，而社会以各种惩罚来警告她：你要是敢乱说乱动，秩序乱了，你现在过的好日子都没有了。很多时候，“你现在过的好日子都没有了”，正是体制和政权最有效的恐吓。然而丈夫将之赶出家门，拒绝让她见儿子，反而只激起了她的决心和意志，因为她看到了体制之恶，她看到当她只做出一点点小小的尝试，这个秩序有多么害怕。她不再拒绝Suffragette这个身份，而选择拥抱它。当男权社会以Suffragette称呼那些扰事的女权分子时，是对她们的污名，将她们边缘到社会之外，那时Maud拒绝承认，是承认自己在男权秩序之下，并无意对这种秩序造成破坏，因此她不愿承担污名；而当她主动接受这个身份，她不是承担男权对之所进行的污名和丑化，而是否认男权秩序对女性的主权，她赋权於自己，决定去参与定义她所想要的秩序，推翻男性定义女性在社会中地位的秩序。因此，她说“I'm worth no more, no less than you.” 最后让Maud彻底走向最激烈的行动的，是她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她的动机并非出于向男权社会剥夺其母亲权利的复仇，正是丈夫拒绝让她见儿子，甚至可以自作主张将儿子送给他人，让Maud彻底看清在这个男权社会底下，女性连出于天性的权利都被剥夺。她不能夺回儿子，不能见自己的儿子，是因为法律没有赋予其监护自己孩子的权利，而为何她没有这样的权利，是因为制定法律的是男性，而女性的声音被彻底排除在外。为什么选举权如此重要，为何女性首先要争取政治权利，正是因为政治权利才能保证她们参与到决定和保障自己在社会方方面面的其他权利的过程中去，才能真正让她们自主地，而非哀求得，被赏赐得，被奖励得another way of living this life。 与其说Maud是被女权主义者们的说教与呼声所说服，被她们的激情与热血所打动，不如说，大胆想象自己生活的可能，她是在勇敢地探索肯定自己的身份，努力向这个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自然而然地走向了觉醒的这一步。 Maud从刚参与suffragette就遭遇重重阻力，许多人说，不明白她何以能对信念如此坚定，牺牲奉献至此，影片中没有讲什么令人慷慨激昂大道理，没有体现运动的何等高尚和热血澎湃，Maud的信念完全是从她平凡的生活出发，她相信自己是个好妻子，一个好母亲。当这个社会质疑指责她作为好妻子，好母亲的身份，并以此要挟她放弃的时候，她没有屈从于社会对她的定义——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就是完全顺服自己的丈夫，在丈夫不满的时候为了家庭的和谐而放弃自我的女人，她相信，自己是个好妻子好母亲，是因为她是自己儿子的妈妈，是因为她清楚地明白自己对孩子的爱是何等深，是不可否认的。所以，如果社会因着种种规范而挑战她的爱，她不会放弃什么去乞得社会对她的母爱的认可——这只能说明，这个社会对家庭的限制，对母爱的定义，对女性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规范，是不正确的，是需要被修正的。因此，她要参与到选举权的斗争中去，去修正社会对母亲和妻子身份的偏见与辖制。 政治参与和权利争取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伟大理想，选举权，不过是我们能以自己希望的方式生活的基石，去自由地爱，并让自己的爱被认可；去自由地生活，并让自己的自由被尊重。正是为了幸福而自由地平凡而平等地生活，这些牺牲和付出才值得。 为什么关于抗争的影片一定要拍得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才可以反映抗争者的伟大和高尚呢？在这部影片中，抗争之美，在于这是平凡之中活出的高尚人生。我相信政治参与的意义正在于此，女性孜孜不倦对自己社会地位的斗争的意义，也在于此。 这部影片如果说对今日的我们有所启发的话，也许不过就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乐于平淡生活的恬静女性，都应该知道，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政治并不是“男人的玩意”，没有了政治参与，我们的一切都将失去保障。一百年前，一个母亲必须为了自己理所当然的母爱而炸邮筒扔石块，如果今日的我们，出于“女性的限制”和“趣味的不同”而从社会议题和政治讨论中退场，那么，她们用血和泪争取来的一切，都将会化为乌有。即便手中握有选票，我们还是会惊讶地发现，有一天，我们说自己是谁已经不再作数，而必须由社会来告诉我们，女人应当是怎样的。 很可悲的是，这一切好像已经开始发生。 抗争之路是漫漫而悠长的，绝非一劳永逸。选举权，只是一个起点。

英国14年交出了pride，15年交出了suffragette. 感觉好像很难想象，女性获得选举权不过百年来的事情而已。（片尾字幕显示：最早的是新西兰1893，美国在1920，英国在1928）更令我震惊的是，在影片描绘的1912年，尚没有选举权的妇女们，还没有对自己孩子的权利。（In 1925, the law recognised a mother's rights over her children.）

现在的网络环境里有些话题永远无法好好谈论，总是无休无止的党同伐异。当我们谈论女权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了解，到现在这个程度，前人已经付出了什么吧。

一些记下来的台词：

"You want me to respect the law, then make the law respectable."

"It's deeds, not words that will get us the vote."

"The finest eloquence is that which gets things done."

"I would rather be a rabel then a slave."

"I'm worth no more, no less than you."

"We break the windows. We burn things. 'Cause war is the only language men listen to."

"We are in every home. We're half the human race. You can't stop us all. And we will win."

电影里那个支持妻子，帮助女权运动的男士太令人敬佩了。这世上多的是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比如小本演的那个丈夫，我实在也骂不出口，他也是做了多数人会做的选择，不显得奇怪的选择。

记得之前去NY City Museum，有一个展厅专门记录的是平权运动，从同工同酬、黑人、女性、到LGBT，那些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的斗争。 不知道多少年后我们的教材里也会有这样一章。

题外话。 编剧Abi好像很喜欢女性视角哪。当时追着这部路透，想着我们Bel和Freddie又演同一部啦还是差不多的时代背景，结果并没有对手戏XDD 用的梅姨演女权组织首领也是挺合适…梅姨还演了她编剧的铁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