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教室

图片报有个文章，大概看了一下。

1956年底，斯大林施塔特（今艾森许滕施塔特）一所高中毕业班的15名男生和一名女生集体逃到西德，引起轰动，被当成英雄欢迎，随后安置在法兰克福附近。1958年，他们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再次登上各大报头版，西德外长亲自致贺。后来差不多所有人都上了大学。

目前同学中最活跃的人叫科勒（Karsten Köhler），是当时的班长，大概是片子里THEO的原型。他把电影看了三遍，满意之余也指出，当时全班同学比电影里团结多了——那个告密的人是不存在的，大家真是硬抗到最后。摊牌也确实如电影高潮所展现——面对教育局的大领导，他站起来说，我们大家一起干的。

科勒成了某个制药集团的地区总裁，有两个孩子。两德统一后他搬回了东德，算是衣锦还乡。他是同班同学中惟一目前住在东德的人。

片子里THEO的哥们儿库特，原型应该是Dietrich Garstka。此人第一个逃到西德，比大家早了一星期。毕业后他上了大学，当了老师，最后成了埃森一所高校的系主任。2006年他把当年这事写成了书。2017年，影片拍摄期间，他联系了当年的几个同学，为年轻演员充当历史顾问和表演指导。2018年，电影在柏林电影节放映后两个月，他因病逝世。

逃到西德之后，其中12名同学的合影

电影的前半段节奏是真的很棒，事件的发生、人物的交代以及风暴的来临，一种政治惊悚感很快就呈现了出来；但是到了后半段，在库特质问他父亲是不是供出了Eric 的父亲时，整体节凑明显开始乱了，叙事群体庞大以及叙事要素涉及太过广泛的问题一下子就藏不住了。在主叙事背景之下，又涉及了爱情、友情、亲情、背叛、信仰和忠诚等等一系列议题，并且这种议题的呈现是部分片段呈现出来的，很多都是作为一个结果点到为止。莱娜这个角色给我的感觉是剧情需要一个女主角儿设定的，他的存在只是在证明1 两人的友情多么坚定 2 提奥的做事态度发生了转变；但是这对主要戏剧冲突的影响并不大。本来是想打四星，但是看完回味了一下觉得这部片子真的有很多难能可贵的地方，即便是放在经典电影的范畴内比较也不过分。

提奥和库特这两个男主所代表的对待沉默事件的态度推动着事件向前发展，一个是激进，是事件的领头人；一个是圆滑，是矛盾到来时团体内的调和者；电影两代人都涉及到了背叛、告密和暴乱，提奥的父亲参加了53年的暴乱，埃里克和库特的父亲都是告密者的身份。教室的沉默事件把两代人拉上了大银幕，同时据此重述着以前的故事。提奥的父亲参加过暴乱，后被下放到农业合作社，所以再次涉及到政治事件时他教儿子明哲保身，不要重蹈他的覆辙；库特父亲的事电影没讲完，只是提了一嘴，可以猜想的是库特父亲和埃里克父亲都在集中营待过，苏联人进来时库特父亲把埃里克父亲给告了有了高升的机会；而埃里克的父亲以前在红色前线待过，被俘进入集中营后因为自己的软弱为了保身卖了自己的同伴；历史的车轮很快转了一轮回，他们的孩子到了和他们相同的节骨眼上，埃里克选择了做告密者，并且做了两次告密者，第一次说出了电台的位置，因为自己的父亲是反抗纳粹的英雄，而现在他也要为自己的信仰做一些事；第二次是供出了库特，原因是不想让自己父亲是告密者的事情登上报纸。库特在家人的逼迫下没有选择让埃里克做替罪羊，而是潜逃西德做实自己领头人的身份来让大家得到开脱。提奥本来有充足的理由带领大家把罪名全部按在库特头上从而都能参加毕业考试，一是库特走前自己告诉他让他帮忙，二是他父亲苦劝他不要逞强，但是他选择的还是自己的意愿，发出自己的声音，然后收到了制裁。

埃里克的做法与他父亲无异，提奥虽然违背了自己父亲的意愿但是选择的也是他父亲之前暴动时的做法，库特完全站在了自己父亲的对立面。前一者和后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没有听到客观的声音，没有真正听到与见识到匈牙利事件的惨象。这里很明显导演在表达自由的空气对于人的重要性，提奥、库特还有收听广播的同学们意识到了，也感受到了，见识到了苏联统治下的暴政，他们最后选择逃去西德也是在于认清了这一切之后对于这个国家彻底的失望，他们都说要去西德参加考试读高中不仅是不想表达与自己不同的声音，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认清了在这个国家即便读完高中进入大学学习也没有什么多余的意义，正应了给他们放电台的那个老人所问的：“你们有没有想清楚过自己要这个高中文凭有什么用”，他们理解到，也就不在乎了，所以在做后选择了站出来。

所以，自由究竟是什么？在这里，自由就是不被胁迫，不被威胁，不因为发出不同的声音而被制裁，也不因为没有唱同一支歌而被指责。

二战后在东德人们以政治风气充斥着对二战后快速复盘后人人自危的敏感时期，人们对自己的出身具有强烈的荣辱之心，艾力克的父亲曾是抗击纳粹的民主战士，但是被俘后成为了叛徒，艾力克的母亲瞒着他这件事，只是告诉他父亲是光荣的战士，他活在父亲的荣耀中，也因此在这种荣耀中感受到了权力给予自己的优越感，这种荣耀感成为联系他与社会制度的纽带，他对于自己在班级里与秩序的维护有着一种天然的自觉性。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当严峻的极权主义用强硬的方式禁止学生收听西德的电台，包括做出一点违反课堂秩序的事情便出动秘密警察和教育部长对学生进行审查，用威胁学生逼问和打压的方式让他们承认错误，若没有形式上的表示，则开学学籍退学之余也不会再有资格在东德取得毕业证，这预示着他们讲一辈子在无产阶级生活中不得轻松，成为钢铁厂工人，像他们父辈那样，将再没有机会实现阶级跨越，成为一个老师或者别的什么。

人们对自己的出身有着极强的荣辱感，这种风气带来的是对一个人的荣耀的搜索，人们之间互相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异或历史过往而产生歧视或者鄙视的敏感。正是在这种极端追求荣耀的环境中，艾力克看起来是一个积极维护秩序的亲热分子，但是当秘密警察为了调查这次沉默事件的发起人时，用公开父亲曾是叛徒来威胁他出卖班级里的人，他们作为新的年轻的集合体变成了一个整体，因为他们年轻、无助被秩序打压，出卖任何一个人都意味着失去尊严，但是艾力克父亲给予他的荣耀深深的影响了他的精神世界，失去父亲的荣耀意味着他信念的崩塌，在这种时候他选择了出卖班集体，与此同时也意味着他失去了尊严，在这样讲人逼到绝境的时候，他想哭着对班里的人道歉，却看见老师依然用那套吼骂的方式让他不要在课上说话，他被这种极权主义的纳粹暴力逼到忍无可忍，老师凶狠的吼骂与纳粹的疯狂极端有何不同？但这就是苏联扶持下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需要的铁腕手段。于是艾力克拿起了枪对向了老师。

他是这个故事里最极端的一个人，长期生活在对荣耀的追求中，哪怕他的荣耀是建立在父亲是反纳粹的光荣革命分子，因为这份对荣耀的追求使他成为了一个维护眼前的秩序，习惯于出卖班级同学的人，而班里的同学所追求和坚定的只是象征着正义的自由，他们只是去听了西德的电台，但是他们不是为了听西德电台而去听，他们想知道的事匈牙利战争的真相，他们为死去的平民默哀，为俄罗斯将死亡人数虚假报道而产生的不满，是对正义的捍卫。

所以他成为这个故事里第一个被逼到使用暴力的人，在一开始确实一个积极的维护秩序的人，不仅如此，他维护秩序，维护父亲的荣耀，反对纳粹。但是他维护的那个秩序站在了反对纳粹的名义上却做着纳粹行径，但是他视而不见，为了自己的荣耀和强烈的归属感和优越感，他只认识着名义上的正确，而对真正的暴力纳粹熟视无睹。并在自己的信念崩塌的时候，第一个成为了使用暴力的人，他使用暴力所面向的对象恰恰是他曾经所维护的秩序。

一个将父亲作为反纳粹光荣分子作为荣耀的后代，当其父辈活在反纳粹的阵营时，后代却因为活在父辈反纳粹的荣光里而间接的导致其成为了纳粹，荣光使一切曾经对抗暴力的人成为了暴力，这是多么大的讽刺。人们追求的不再是站在暴力的对面，而变成了为了站在暴力对面而成为另一种冠以“光荣（和平）”之名的暴力，这就是意识形态对立带来暴力市场。人们的暴行是为了暴力而产生的对立，而不是为了和平产生的对立。

真理在这些人物与故事对立的逻辑中层层遮掩，人们因为身处的虚荣与软弱自私的虚以委蛇变成了暴力的使者，这一切如此悲哀。

造成艾力克暴力的除了环境中人们对虚名的狂热，对所谓“正确”与“错误”的一方的执着与划分，还有自身的软弱以及自私的被伤害后无法自控的自我维护，他维护一切他认为对的，而无法理解这个世界上其他人认为对的，这就是纳粹的雏形，依然是纳粹活在每个人身上。纳粹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习惯于吼骂学生的老师，习惯于咆哮的作为议员的父亲。政党究竟以什么话术和名头作为形容自己主张的方式都变得不重要，都是伪装，暴行就是暴行，纳粹就是纳粹，不会因为暴行被叫做“自由民主”而让人感受不到，熟视无睹的人们只是在欺骗自己，在忍耐。

如果人们对每个人的所谓“出身”都不报以求真的态度，恨将歧视投注到下一代身上，来治愈自己的痛苦，只会产生与此前相同的暴力。

片子中的父辈都是靠着出卖从前所在阵营而活了下去，有的甚至当上了新政权的重要官员，而他们的后代也成为了出卖自身所在秩序的人，只是他们所在秩序正是从前的纳粹缩影。父辈出卖正义成为纳粹后有通过种种手段变成了新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但无论在什么阵营，其始终站在纳粹那一方，而父亲的理由也不过是想要活下去，软弱让他们在时代中如鱼得水的看起来活成了荣耀的样子，而其实其内心却早已破碎不堪。他的后代成为了社会秩序中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但是却做出了他不敢承担的对正义的坚持和责任。纳粹父亲的暴力吼叫式教育养出了一个正义的儿子。而生活在父亲是反纳粹战士的荣光里的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的儿子，却变成了第一个纳粹。这又是一处矛盾与真理的对话。

东德在社会主义大哥的管理下成为了一片风声鹤唳的紧张风气的社会环境，人们忍辱负重，被处处管制、监督、审查。暴权还在继续，继续打压着无数的工人与工人的儿子，而上流阶级通过出卖自己的灵魂化为暴力的使者在这个社会活得既体面又光鲜亮丽，他们怒吼自己的儿子，并终将远离自己的儿子。东德的课堂上还尚有用沉默来反抗的学生一代，我们的知识分子都在做什么呢？都逃亡西德了吗？我们有西德可以让我们逃吗？我们只有自己，烂在自己肚子里吧，烂在荣光里，烂在让东德再此伟大的东德梦里。荣光就是最温柔的刽子手。

想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无意识下去最差的班，逃课和老师吵架，处分和老师的拳打脚踢，多么真实。我们现在还能做什么？我们能为我们的“东德”做什么？我感到羞愧。我们生活的环境和东德太像了，但是我们的批判呢我们的反思呢？人们且还在附庸。唉。

1956年，两位高中生提奥和库特在去西柏林看电影的路上见到了匈牙利十月起义的新闻报道。为了对起义的死者表示悼念，他们和同班同学们决定，一起在课堂上无视老师，突发沉默一分钟。然而这短短的一分钟彻底改变了班上同学的命运，许多人从此被东德安全局视为眼中钉，加以监视和迫害。在 班级被强行解散后，他们却决心在西德重新结集，不过是以作为逃亡者的新身份。

看到一半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教育部的人那么想要那个名字，一个名字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抗议示威是集体活动，在大家都统一措辞默哀是为了悼念死去的球星后，学校也给予了ta们处罚。但是政府一直逼迫着ta们交代出领头的人的名字，如此执着，就好像他们不在乎是谁这么做的，它应该是一种统治艺术，重点处罚领头从而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如果只是给予处分和批评，则显得轻飘飘，如果一下子开除掉全班同学，必然会引发强烈的不满，所以他们用了很多不道德的方法试图瓦解班级内部的信任。在官僚机构一边，除了校长之外，其实没人在乎ta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者指出ta们的错误，用教化的方式恢复他们的信仰，但是信仰让步于利益和政治效果，即便是以反革命的口号去惩罚学生，他们只是以政治效果作为事件处理的衡量标准，感到讽刺的是，故事发展到高潮，领头人的名字在教育部官僚中如同走马灯花般一换再换恰好论证了这一点。其背后映射的是普适性的现象。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谐，它们不是蛇群中的宝石，也不是象牙塔上的黑色神像，而是屠龙者的长矛，刺向恶龙的身躯流淌着澎湃的热血，遗憾缠斗已久，分不清谁是屠龙者，谁是恶龙了。像这种片子难免触碰到体制优劣的问题，我不懂这个。或许导演心存价值输出，但我选择避开。与其陷入帽子颜色的窠臼，不如就平常心看待。这是个人与体制的对抗，西德在影片中不应该是西式民主的象征，在我眼里，当ta们起身表明态度和挣扎后坐上前往西德的列车时，是作为个体对忠诚、团结、担责的信仰冲破了体制的束缚。而那份信仰是我们每个人曾对世界的承诺，可能懵懂、不够思辨、不明事理，但最起码，真相、团结、平等等等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价值根基，不应当被嘲笑。以此我向ta们示以我的尊敬。

凭借历史写就的文化基因，反极权主题的政治片得以超越国界，成为了能唤起人类最大程度共鸣的一类电影作品。“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世界上鲜有未曾遭受强权压迫的角落，身在物我难分的暧昧里，冷静的思辨也难免被镀上一抹桃红色的春光。如果这会影响到观众对影片建立在严肃思考基础上的考评，那这现象本身就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写照。

反观电影，用真实历史做背景的也好，纯属虚构的也罢，大多数以宣扬某种政治观念（而不仅仅满足于“政治正确”）为存在意义的作品的确会自带具有煽动性的英雄主义色彩，纳粹出品的《意志的胜利》是这样，反纳粹的后来者照样如此。不可否认，反极权影片宣扬了善的普世价值者，而究竟什么是“善”，不同的影片又从不同层面或角度给出了各自的答案，其中有一些无疑会比同类型影片更加接近本质。

德国影片《沉默的教室》（2018）讲述了一个发生在50年代冷战初期、改编自真实事件的故事，通过展现一个高中毕业班一次小小的心血来潮所引发的一连串后果，以揭示刚刚脱离法西斯极权统治的东德，是如何迅速滑向另一个阴影之下的。事情源于学生们通过西方电台听闻匈牙利十月事件遭到苏军武装干预，造成大批平民起义者流血，于是决定在课堂上为死难者默哀2分钟。这次发声对社会而言微不足道，也并未直接改写历史进程，然而当事学生却为此遭到了从学校到教育局直至国家教育部一次比一次严厉的审查，最终全体被打上“反革命”的标签开除出校，在这个国家里再无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围绕着一个“小”事件的逐步升级，影片非常细腻地表现出了权力的层层叠加，如同一只手在慢慢扼紧观众的喉咙，让我们和片中主人公感到同样的窒息。

随着情节的推进，当纪念体育明星这一辩解被彻底无视时，当审讯者一次又一次公然要求学生出卖同伴时，当青年们的父母亲人遭到国家威胁时，我们清楚地看到，这权力一方面在所及之处无有匹敌且无处不在，另一方面，它又是内化的，通过对所有人施加有罪推定消灭任何反对的意识。在它的控制范围里，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福柯所表述的全景监狱中接受制度性的规训，最终被塑造成权力体系中的某个位置的零件。

在这个发出抗议的班级中，有不只一个学生表明自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但显然，这与他们同情匈牙利的民族运动和受害平民无关，也与东德官方对他们采取的态度无关。在此，影片显现出了高明之处。它无意比较意识形态的高下，而是在更根本的层面上试图推演权力使人异化的运作方式。对于无论何种性质的政治实体，这一来自历史的经验都不啻为一个警告——不只因为恶果会让人民与国家成为对立面，更因为它将引发人类对自由、善良、忠诚等等精神的背叛。

正是从人性角度出发，影片给了学生中的“反派”埃里克一个“守护父亲在自己心目中英雄形象”的动机，并且最终让他在富有象征意味的教堂场景中实现了自我救赎。在深层叙事上，影片说人性非恶，那些尚未被权力体制征召的人拥有敢于向强权说“不”的自由灵魂。由此，影片中的青年成为了具有隐喻义的一种身份，而他们的父亲以被规训者的面目示人，沉默的，却在最后时刻的暗示孩子离开的母亲则代表了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面对历史的一个至暗时刻，“长大成人”的母题被这样叙述。影片开始于一辆从氤氲雾气中缓缓驶向观众的列车，结束于阳光映上逃亡青年的脸庞，它通篇和叙事同样规整的镜头语言分明在说，往昔纵不可追，来日尚可期。

片尾对原型事件的补充说明止于大多数逃亡学生在西德通过了毕业考试，未言及其他。就事论事使影片成功避免了坠入具体历史问题的漩涡，大而化之的寓言性概述却也让它趋向简单化和理想化。虽然不应该求全责备，但高而不深，确是《沉默的教室》的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