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

记录历史其实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阿摩司.奥兹说：事实往往对真相产生威胁。因为任何一个人的记忆都难以是完整的、完全可信和可以被证明的。即使是当事人出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对于事件的还原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偏颇和遗漏。 这几年，看过太多讲述民国风云和往事的影视作品。民国是乱世，也是各方势力互相渗透的年代，有着传奇故事必不可少的时代背景，但是真正能讲好、讲出新意的作品实在是少之又少。《1931，刺杀宋子文》，算是难得的民国片精品。

从影片中看出，剧组显然搜集到了所有能搜集到历史资料和细节，抽丝剥茧后从中进行了精心筛选和编排。影片选用了一位亲历者唐腴胪以第一人称口吻来进行叙述，甚至导演本人也多作为与历史对话的一种“角色符号”融入其中，从现实和历史的多种维度来还原历史故事，以一种主观视角平静而坦然地态度阐述整个事件的背景和细节。

这部电影类似古典小说中“章回体”的叙事模式，每个历史人物和事件环环相扣，又相互铺陈，引人入胜。在大的历史事件描述上举重若轻，在人物性格和表现上雕刻生动，既体现记录电影客观真实的要求，又展现出一部扣人心弦的故事片必不可少的悬念氛围。

好作品还是值得去电影院细细体会。

以一个“能够知道过去未来的灵魂”来讲述事件的来龙去脉，揭露真相，角度是新了，但因为不合理而反而显得失真，让人出戏。假如用秘书的遗孀来讲述显然更适合。然后这个片子还跳出来用一个后人女孩来讲述，来了段“讲述中的讲述”，实在是多此一举。

以“真人演绎”还原历史真相，比之只有相关的文字、图片等资料的记录整理好看很多。《玄奘大师》等都是这样做的。

当年历史书没有提及重光葵因为亲华而被日本鹰派找汉奸常玉清执行刺杀。两股杀手针对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不同目标，这个设定很有意思，最近的国产片《最长一枪》很明显就参考借用了这个案例。

庐山暗杀老蒋，因为胡乱丢弃的火腿失败，如果成功了，中国的历史将会怎样？

说起纪录片，人们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这类作品。作为一名纪录片爱好者，我个人涉猎的纪录片范围相对要更广一些。但是，韩晶导演即将上映的电影《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还是给我带来了全然不同的体验。

韩晶导演一直以来坚持以情景重现手法，向观众真切地展示历史事件的发生缘由、经过和结果。大型纪录片《科举》、《大辛亥》、《金融风波1948》等作品，都具有其一贯的风格烙印。

事实上，纪录片业界乃至影视圈内，对于韩导的这种艺术表现手法，都存有争议。支持者认为，纪录片引入情景重现，能细致刻画事件始末，设置悬念，增加张力，一改传统纪录片沉闷乏味的感觉，给观者带来良好的观影体验。但批评者则认为，通过表演者的肢体表演进行重现，这和一部剧情片又有什么区别呢？

经过几年的蛰伏，韩导带着她的新片《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来对她的拥趸和异议者进行了一次集体回应。

《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讲述的是1931年宋子文在上海北站遇刺但侥幸逃过一劫的历史事件。故事本身并不复杂，但这部电影竟然别出心裁，从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角度——整起刺杀事件中被忽略的一名亲历者的主观口吻，完成了全片的叙述。

可以说，这是一次非常大胆的尝试。亲历者唐秘书，以全知者视角，冷静而不无感触地回忆了整起刺杀案的来龙去脉，以及大时代里小人物的生死。通过亲历者的口吻，刻画一起事关自身的暗杀，更好地抓住了观众的眼球，也大大提升了电影的观影体验。

除了亲历者唐秘书的回忆，导演本人在电影中的探寻，也使影片从单一维度的历史叙事，走向了更深沉的多维度感怀。

在观看《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之后，我斗胆揣测，韩导的艺术论敌们会提出更加强烈的抗议。但我却不吝为影片和韩导的艺术追求，提供一点我自己的辩护。

严格地来说，《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电影。所谓“纪录电影”，重点在于“纪录”，追求的是“真实”。“直接电影”，算是将这一理念推到极致的流派；而比“直接电影”稍微温和一点的“真实电影”，虽然也会人为“促成”某些事件，但对“真实”的追求依然苛刻。

而与之相反的“剧情电影”，则完全仰赖创作者天马行空的虚构和想象，来展开剧情。

如果要给这部《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一个恰当的位置，它应该是介于“真实电影”和“剧情电影”之间的一个跨界作品。韩导定义它为“非虚构电影”，并非没有道理。“非虚构电影”的外延要比纪实片宽泛，只对事件的真实性有要求，对表现手法则无限制。像《国王的演讲》、《血战钢锯岭》，包括最近热映的《绿皮书》、《波西米亚狂想曲》，都可归类为非虚构电影。

但是，我本人更倾向于把《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称为“回忆电影”。之所以称之为“回忆电影”，一来是因为电影本身是以回忆的形式呈现给观众的，二来“回忆”和“纪录”不同，“回忆”必然夹杂个人的情感。

在《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中，情感的倾注可以分为两大层面。

其一，是故事叙述者个人的情感倾注。影片非常注重宋子文的身边红人唐秘书对当时的人和事的态度，比如对宋子文的尊重，对新婚爱人的难舍，对田中隆吉的鄙夷等等。或许有人会质疑，影片的表达是否过于情绪化？但从观者的角度来看，这种真情流露，反而让事件和人物更显丰满。

其二，导演本人的情感倾注，也让《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成为一部风格鲜明的大银幕作品。影片大致分为四个章节，有节奏地呈现事件全貌。每个章节之间，韩导通过真切的感怀，将一位女性导演的所思所想所执所念，全然倾注到作品中，其能量密度之大，情感指数之高，是一般纪录电影所不具备的。如果把传统纪录电影比作学术论文，那么《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就是交响诗。

韩导并非拍不出充斥着历史学家娓娓道来的纪录电影，但她选择在形式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自己。在这部电影里，她甚至把宋子文的外孙冯英翰、王亚樵的嫡孙王家柱饱含情感的追述，以及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专家的论述，放在了电影片尾的彩蛋部分，而并没有去铺张运用这些珍贵资源，充分彰显了创作者冷静而克制的内心定力。

总之，这是一次勇敢的尝试。期待韩晶导演在“回忆电影”的道路上，为我们带来更多惊喜，也为中国的纪录片界再输新血！

2019年5月于上海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

“我看到了更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纪录片《刺杀宋子文》漫谈 汤惟杰 “死去的人，是我”—— 纪录片《刺杀宋子文》的叙述语调颇为奇异，在这场谋杀案中饮弹殒命的唐腴庐，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如同向导，引领80多年之后的我们——当代观众——穿越时间的屏障，重新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之前，我们也许知道，在1931年的中国政治天平上，T. V. Soong（宋子文），是南京蒋介石的“财神”，作为财政部长，他为蒋的政治军事布局谋划经济基础和资金保障。 我们当然也知道宋氏家族特有的影响力，宋子文和他大名鼎鼎的姐夫和妹夫们共同书写了半部中国现代史。 然而，可能至此我们方才知道，1931年7月23日早晨7点08分在上海北站响起的那一阵密集的枪声，源自三个方向：在行刺的广东反蒋势力和“斧头帮”王亚樵组合，以及作为刺杀目标的宋子文及背后的南京蒋介石政府之外，原来还有来自日本军部的一方和它在上海的代表——特工首领田中隆吉，他们意欲驱遣上海帮会的常玉清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为其侵华行动制造借口。 我们更难知晓，在这一系列惊天密谋的棋局上，曾经有过几个棋子，甚至道具，几乎改变了历史的走向：王亚樵手下的“小泥鳅”发现了常玉清也向日本人买过烟幕弹，南京—上海夜车上唤醒重光葵的列车员，列车到站后突然打不开的车厢门锁，以及，“我”——唐腴庐那天身着的白色上装。 这片中，诸多碎片化的“偶然”叫人牵肠挂肚，“就差那一点点”——是的，就是那一点点，原本历史的车辙可能就会拐向另一条轨迹。 显然，导演在片种上玩起了“脱轨”花样，跟制式化的“记录电影”不同，《刺杀宋子文》大量使用扮演式情景再现，甚而被误伤致死的机要秘书唐腴庐成了聚焦叙述者，现实与可能的事态互相穿插，导演本人作为另一个声音也参与了叙述…… 无疑，《刺杀宋子文》采取了一种颇为后设的历史视野，那就是，承认作为本片主题的“历史”只有借助叙述才能接触；我们关于历史的经验与关于它的叙述密不可分；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只有被叙述才能被领会。因而，叙述人“我”——死者唐腴庐，不过是这重历史理解的极致化的表达。“我看到了更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作为观者，我感兴趣的是，由死者/幽灵引领我们进入历史的场景，这个《神曲》或《埃涅阿斯纪》式的设置，体现的是“诗（此刻电影是它的样式）”和“史”之间的辩证，最终，导向了如何追求“真”这一纷争已久的主题。 历史地描绘过去并不意味着“照它本来的样子”去认识它，而是意味着捕获一种记忆，本雅明在他的《历史哲学论纲》中这样说到。而《刺杀宋子文》的有意思之点就在于，它并不急于、甚至不意图去建立一个随时被“偶然”的小石子击垮的因果链叙述，它颇为享受对这些“偶然”小石子的摆布，在蒸汽车头前行和后退的牵扯中，在子弹壳落下和弹起的反复中，在被刺者倒地/定格/倒带/再倒地的循环里，1931年7月23日上午北站的“刺杀”被镜头悬置为一个结构，一个结晶体，它名叫“历史”。

飞砂风中转——1931刺杀宋子文之迷

一部电影，开场就写了那些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大事件。而这次的故事却发生在和这些人与事相比，相对微小的人和事。用剧中人的话来说：“惊涛骇浪的大时代里，我们只是沙尘”。

蒋宋孔陈

相对于“赵钱孙李”，中国人也许更熟悉“蒋宋孔陈”。而作为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姐姐妹妹里有宋家三姐妹的宋子文，用烜赫一时来形容都不为过。但就是这样的人，在一九三一年的上海北站，惊遭刺杀。更令人讽刺的是，从被刺杀的起因而言，他不过是刺杀蒋介石不果的替代品。而觉得通过这次刺杀可以严重打击蒋介石的国民党人，大概也不会想到其实就在不久之前，蒋介石因为宋子文卡住钱款不放甚至抽了对方的耳光。

而在同一个站台上，险些被刺杀的另外一个人是当时的日本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重光葵。这个最后被称作“跛子外长”的重光葵后来历任日本驻中国大使。伪满洲国副总理、驻苏联、英国大使、外务大臣，1945年9月2日代表日本政府与梅津美治郎一起签署日本投降书。而不久之前，回到日本的前任上海总领事佐芬利贞男在箱根已经离奇地被自杀。作为惊弓之鸟的他，再怎么脑洞大开，恐怕都不会想到自己的危险竟然会来自同为日本人的“魔法军人”田中隆吉。

在奥林匹克山上喧嚣的诸神，透过光鲜的外表，也和普通人那样“人在风暴中，无奈的打转”。相对于宿命而言，灰尘又何来大小之分。

无论大小，他们都坐上了那列火车，他们都穿了奶糕白西装。除了一个人。

奶白西装

而在这些大人物中，有个人穿着和宋子文同款的奶糕白西装。这个人就是当时宋子文的秘书唐腴庐。唐腴庐的父亲唐乃安是清政府获得“庚子赔款”资助的首批留洋学生，也是中国第一个留学的西医；相对于唐腴庐，他的妹妹，和陆小曼并称为“北陆南唐”的唐瑛也许更为著名。甚至唐腴庐被刺之后的余波之一，都是作为唐瑛追求者的宋子文彻底被拒之门外。就电影而言，有种猜测是宋子文隐约得知自己可能被刺，那么从头到脚如同宋子文复刻打扮的唐腴庐真的仅仅是“误中副车”？要知道宋子文在事后的回忆里，也提到：自己听到枪声的第一反应就是脱去特别醒目的帽子。秘书的臀部，大腿和后背多处中枪，自己却毫发无伤。

不知道唐腴庐那个烧了一桌子好菜的妻子，会不会对着到处是洞的奶糕白西装发呆。她会不会想：你为什么要穿那件西装？

而平时也是喜欢穿奶糕白西装的重光葵，由于一个误把苏州站当作真如站的列车员对他提前打扰，心烦意乱下竟然换了别的衣服并提前下车。余生不短，从此和奶糕白西装应该就此“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假如站台上中枪的是宋子文，天下岂不大乱；而如果此时倒在血泊之中，九一八事件也许会更早爆发。那么，假如倒在血泊中的不是唐腴庐，是不是所有人竟然会有所遗憾？当然，历史从来没有假如。假如，这世上本没有奶糕白西装。

两声枪响

相对于被乘务员打扰而逃过一劫的重光葵，因为一个叫做小泥鳅的“斧头帮”小喽啰，斧头帮帮主王亚樵的军师郑抱真差一点可以变成那个真正改变历史的人。站台上打响第一枪的人就是郑抱真，但本意示警的枪声却变成了催命的集结号。在那个车站上，硝烟散尽，所有的人都在目瞪口呆，又或者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大功告成。这就像历史最喜欢开的玩笑，总有人会觉得对那段事件负责，乃至对那段时间负责。子在川上曰，这种负责竟然也是不舍昼夜地在持续发酵。

郑保真于次年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参与策划轰炸日军旗舰出云号、炸死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这一次还把之前的漏网之鱼重光葵炸断了一条腿。他的确让枪声在历史的长廊里再度响起。那么午夜梦回，北站上空的那两声枪响，是否真的会成为记忆中的一抹涟漪。毕竟，记忆太靠不住了。

壹仟大洋

“我们需要储存一些记忆，不是因为时间太久，是因为我们太健忘了！“这句电影里的台词让人想起但尼生写过：当权者忘却了死去的国王。历史上，宋子文曾经奖赏事后破案的戴笠伍仟元。而电影中给唐腴庐遗孀送去慰问金壹仟元的竟然是刺客王亚樵。也许，这时候宋子文更多的在为自己无法追求唐瑛而惋惜，又或许，相对于威名赫赫的宋子文和重光葵，微不足道的唐腴庐“只不过”是失去了他的生命。

卡尔维诺说过：“生命差点不能成其为生命，我们差点做不成我们自己”。历史自然不会忘记宋子文和重光葵，而适逢其会的唐腴庐更应该被记住，即便是作为一粒灰尘，即便是作为一朵浪花。

好在有这样一部电影，我们才知道即便如沙尘般的微小生命，才是汇聚成大时代的真正原因。

看了纪录影片<1931刺杀宋子文>，感慨有三： 一，吊诡的历史让人瞠目结舌。 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对中国抗战史有过了解的人大概都知道，日本侵华战争是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的，更多的人不知道在57天之前的1931年7月23日，还在中国上海发生过一起触目惊心的“北站血案”。 这起血案的刺杀目标是民国大名鼎鼎的财政部长，蒋介石的妻兄、民国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 许多读者观众大概都熟悉，“虚构”是文学戏剧影视作品的艺术手段之一，而“真实”是纪录片的灵魂。那些可以虚构的艺术门类，将一个故事编的多么奇诡、奇葩，读者观众都不会挑眼，观众欣赏的是作品的艺术手法，体悟的是人生百味就够了，但<刺杀宋子文>这个纪录片的复杂和一个接一个的巧合，悬念不断又扑朔迷离，在观影过程中，笔者多次下意识地发出：“这巧合也太多了”的质疑。然而，在影片结束后，影片最后告诉我，导演告诉我，历史学家告诉我，影片中的人物后代告诉我：就是真实的历史，历史的真实！于是，笔者惯性的欣赏审看影视剧的审美经验短暂的崩塌了，大脑里情不自禁的蹦出几个字：历史才是最好的悬念大师！ 二、陌生的表现手段 作为一部纪录影片，该片的表现手段陌生又新鲜。导演摒弃了以往纪录片制作时，比如大量选取老照片，老场景和后期做旧等等手段，采取了以人物再现（演员出演历史人物），场景服化道再现等现代影视手法，再现了几十年前的波诡风云。 传统纪录影片给人的观影感受是，间离、回顾、审视、反思等效果，而该影片这些新表现手法的借鉴，给笔者的观影感受是：虽然是历史，却有种身临其境的带入感，会瞬间的产生与人物同呼吸共命运的亲近感和关切感。 笔者以为，触动读者观众的七情六欲，是一切文学艺术家的本源动力。 笔者通常在判断一部文学影视等艺术作品是否有意义，有价值时，作品是否有新鲜的表达，新鲜深刻的思考，是否有感官的冲击，来作为审美坐标。 显然该纪录片的导演，不走寻常路的表达，勇于探索尝试的精神，是值得为其击掌点赞的，况且古今中外文化艺术史里，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经典案例也比比皆是，这似乎也是人类文明进步，文化艺术发展变化的不灭规律。 三、离奇吊诡的历史故事给人的启示 笔者喜欢历史，常常被历史沉淀淘洗后的厚重博大精髓深深震撼，被历史人物不同的命运而唏嘘不已。该纪录片选取了这个当年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作为素材，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吊诡之极，奇诡之极，奇上叠奇的真实的历史故事。 这本来是一个由日本军人精心策划，欲给侵华寻找借口，又要嫁祸于中国，交由上海大名鼎鼎的斧头帮来实施的暗杀事件，却因为一个个看起来很偶然的小错位，使该刺的没刺，不该刺的，刺死了，也使日军侵略中国的行动错后了40多天，似乎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拨弄着一切…… 狭义上讲，宿命，是指人的一生，先天注定，带有迷信色彩。而命运却是可以改变的。该片偏偏是拿这个太多的巧合叠加，又不带虚构的历史事实，来告诉我们宿命和命运，这两个命题的纠缠状态。宿命和命运谁在先？谁在后？谁在其中？谁在之外？让我纠结不好评判的是它们是纠缠在一起，混沌在一起快了，它将我以往的许多认知带入重新思考，就仿佛物理学界发现的量子纠缠（不知这样比喻恰当否？），也让笔者感到意识形态领域里这两个命题的纠缠，这或许是该纪录片的另一种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