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酷祭典

2019年夏，奉俊昊导演站在戛纳电影节的颁奖台上，感谢法国导演夏布洛尔的《冷酷祭典》，坦言这部杰作启发了《寄生虫》。1995年的《冷酷祭典》，讲一场发生在法国乡间别墅的灭门案。女佣苏菲和邮递员让娜，两人在新年夜各持猎枪，杀了别墅主人一家四口。

夏布洛尔是法国新浪潮运动主将之一，《冷酷祭典》是其代表作。与早期影片不同，这个故事并不建立在现实基础上，它的戏剧前提集合了诸多假定：人烟稀少的乡间，审慎有礼的中产家庭，带着女儿的离异男主人和带着儿子的离异女主人重组的四口之家，相互尊重又审慎冷漠，他们聘请了一位尽责却偏执的女佣，她患有阅读障碍不能读写，用谎言和逃避去掩盖这一缺陷以维持她的自尊。原本相安无事，但是孤独无依的女佣结识了小镇的邮递员让娜并成为密友，两人竟然都各自背负着谋杀血亲的凶嫌，而邮递员又始终敌视着别墅男主人并且偷拆其邮件。为保住秘密，苏菲要挟雇主的女儿，最终秘密曝光遭到解雇；让娜一贯嘲讽捐物者的伪善，一次过激的挑衅之后，她也被教会剥夺了义工身份。新年前夜，雇主一家看电视上的歌剧转播，她俩就趁机恶作剧，恣意给主家制造麻烦，越闹越大。终于，恶作剧的两人与家主遭遇，情绪支配下，正拿着雇主猎枪玩闹的苏菲，扣动扳机，随后两人顺着玩闹的势头杀了一家人。转瞬间断了四条人命，手段狠辣，却波澜不惊，直至终局，两人对罪行尚不自知。

故事的起点有强烈的虚构感，但是高潮段落和结局都落在现实逻辑，她俩的辣手并不突兀，甚至引人深思。毕竟是新浪潮一代，保持住了他们当初最为动人的创作观念——现实中的人其行为的不可预期。

《寄生虫》则尽力规避假定性，以预谋来代替巧合，寄生的贪念不断膨胀，连锁诡计之后，全家人竟然都寄生在一个主家，随后遭遇到了寄生得更加名副其实的“前辈”。在人物关系方面，则抽离了现实可能性，彻底以寓言故事的方式建构，两个底层家庭费尽心机争夺寄生在一个上层家庭的权利，构成不稳定结构，随时会崩塌，家庭之间陷入你死我活的境地。奉俊昊的阶级寓言，借助家庭，使观众在情感认同上容易共鸣，节省了诸多假定前提衍生的认同成本，先天的情感羁绊，比《雪国列车》更严密精确。

概括来看，两个故事都是佣人弑主，但展开发现是迥异的两个立意。《冷酷祭典》的女佣苏菲被家主亨利剥夺了交友的自由、被大小姐米兰达揭开了事关尊严的秘密、被教会神父收回了行善的机会以及挑剔富人的权利……这一连串的压制积累了杀意，自尊不停被抽离，最后当苏菲意识到自己“能杀”，她就扣动了扳机。《冷酷祭典》里女主角的杀意并不是被触发的，而是瞬间觉醒，本能在意识前。本能发现自己手里有枪，顺势一扣，就像《七武士》里的村民扎死了强盗，对方倒下后，他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可以杀死强盗，那些他一直视如恶鬼的强盗。

《寄生虫》的司机在故事一开始就已经认了自己在底层的事实，他对自尊久已陌生，杀人是因为更具体的事件刺激。身上的穷人气味被雇主嫌弃、承载一家人的温馨蜗居被大水淹毁，杀人之后的精神压力，还要被迫加班扮演印第安强盗供富人阶级取乐……这一切并没有升级，只是不断加码，把弹簧拉到头以后，最后再加上一个外力。最终触发的事件是女儿的死，以及他被剥夺了抢救女儿的权利。奉俊昊的剧作理性，是把所有能够积累杀意的事件按照逻辑渐次摆出来，杀人者的杀意清楚明白，无需观众费思量。

《冷酷祭典》是尊严被践踏以后的暴力反抗，而《寄生虫》早就抛弃了尊严，在温暖的家庭里，父亲早就没有了尊严，他们要的是活下去。这里必须指出，因文明程度和社会的伦理属性不同，《冷酷祭典》在环境上也很难真正启发到《寄生虫》——苏菲弑主、让娜挑衅捐赠者，并没有所谓的“僭越”，在故事里的法国，苏菲和雇主之间是平等的雇佣关系。让娜一贯挑衅权威，轻率地嘲弄中产的伪善。嘲弄有产者，被反复强调，几乎成为让娜的标志行为。让娜崇拜的影星保罗纽曼，曾是好莱坞“反叛”形象的代表，比如《铁窗喋血》。让娜的嘲弄，是一种自尊的夸示。嘲弄中产阶级，在《寄生虫》里几乎不可见。《寄生虫》里的两个家庭都认命，安于阶级地位，哪怕有可能跳出底层，都难免陶醉于片刻安逸的懒惰本性。《寄生虫》始终强调的是阶级固化之后，“赖活”成为生存习性，这一前提带有极强的假设意味，充满寓言特征。

奉俊昊导演在法国领奖，感谢法国导演前辈，是真正受到了启发？还是出于东方礼数客套了一把？不得而知。

夏布洛尔并未明确赋予苏菲和让娜杀意，一连串的遭遇铺排好，并没有在当场给出刺激事件，见面说两句就开枪了，其他家庭成员连说话都省了直接干掉。《冷酷祭典》里，苏菲枪击亨利以后，潜台词大概是“原来还可以这样，接着干！”

苏菲只是单纯地维护自尊，哪怕被解雇也没想报复主家，更谈不上杀人。夏布洛尔没赋予苏菲“想杀”的心理过程，只是直接让苏菲拿着枪意识到自己能杀，瞬间的认知，爆发出毁灭力量，在好莱坞的叙事传统之外。角色因处境变化而激发心态变异，瞬间情绪爆发，形成更具现实感的戏剧性。

邮递员让娜也没被赋予杀意。因为意外，让娜永远失去了女儿，其他人又让她失去了辩解的可能，把她视为杀害至亲的恶毒母亲。无从诉说的她，被派到一个陌生的小镇，邮政系统帮她远离流言，也同时放逐了她。让娜在教会做义工，帮忙挑拣受捐衣物，每当这个时候，她都是放肆而快乐的，因为她能够借此机会去挑剔那些以慷慨自居的人们，嘲讽他们的伪善，令她获得了某种意义的平等，一直以来被人污名化的她得以宣泄。然而这最后的出口也被教会封死了。即便如此，她也顶多是要陪着苏菲去拿行礼顺便在亨利的别墅恶搞一把出出气而已。当苏菲意识到可以杀人之后，让娜也跟着开枪了，最后她直接死于车祸，被神父所乘的车撞死，更具讽刺意味。她唯一拿走的“赃物”是那台录音机，播放着她和苏菲的“罪行”记录，又一次被“代言”，她永远丧失了自述心路历程的机会。

苏菲和让娜，同样背负着杀害至亲的流言，等到两人真正杀人的时候，却都后知后觉，这是夏布洛尔辛辣的主题先行。

太多故事喜欢先铺垫“想杀”，进而布局了阴谋，主角的犯罪计划能否按部就班执行成为叙事动力，拉上观众做了共犯。希区柯克的风格化悬疑故事、黑色电影中奔向宿命的犯罪，再到当代犯罪电影，故事里的角色似乎本能就是要犯罪，并且都具有犯罪自觉，并且每人的犯罪天赋都不低，观众更是乐此不疲。比如《天才雷普利》，观众在认同了男主角之后开始担心他能否成功杀人，不自觉就被操纵了意识。

以前不懂为什么《冷血》的地位无可取代？后知后觉，发现作者从真实人物真实事件中带领我们发现了杀人者的犯罪冲动，尽管他们一开始也是“想杀”，但是，与刻意营造的戏剧性不同，他们杀人之后没有变化，回归空洞的日常，似乎杀人只是个插曲，剥离了戏剧性，不假思索地杀人，令人不寒而栗。

《冷酷祭典》里，苏菲从一登场就被人告诉要做什么、怎样做，从一家辗转到另一家，她刻板地执行着自己的习惯。甚至连“反抗”，也要被人告知怎么做。雇主家的女儿米兰达是家里最主张民主平等的人，她一直在提醒苏菲不能逆来顺受。邮递员让娜更是，她始终在为苏菲鸣不平，提醒她被剥削的时间和自由，似乎被资本家欺负的人是她自己。这些人的提醒，让苏菲逐渐有了反抗的行为，她因为读写障碍而缺乏主动认知能力，是被身边人“启蒙”了的反抗意识。即便如此，依然不足以推导出苏菲杀人这个血腥结果。

米兰达因为无聊而拉上苏菲玩儿游戏，是传统的问答整蛊游戏。游戏，是消弭阶级差异的平等行为，米兰达一直试图对苏菲平等相待，可这游戏有个前提——识字，这就让苏菲失去了玩家资格，她在游戏中暴露了自己一直苦心掩盖的事实，伤痕累累的自尊被暴露，再没有遮蔽。米兰达识破苏菲的借口，瞬间确定了苏菲一直隐瞒自己的缺陷。她的“知道”原本是一种体恤，在这里反而加重了不平等。因为她的知道源于她受过高等教育，她学过见过听过，才会有这个判断。接着，米兰达以“知道分子”的口吻教导苏菲：有很多跟你一样的人，只要方法得当就能学会，我可以教你，爸爸也可以送你去巴黎学……这一切的善意关切，彻底否定了苏菲所做的一切努力：她从得知自己的缺陷，到面对它，进而背负着它被身边人歧视，步履维艰，隐藏着自己，努力适应社会。米兰达始终在强调“你可以被改造”，而从未想过苏菲的处境，对有缺陷的人持改造态度而非接纳，暴露了她居高临下的立场。

苏菲情绪失控，以揭短的方式骂米兰是荡妇，并要挟对方保守秘密。心智如孩童般单纯——你的不光彩我也知道，咱俩谁也别说。没想到，米兰达输得起，她可以让自己怀孕的秘密被曝光，之后不受损失。但是苏菲，可怜的苏菲，她的秘密暴露了，她就什么都没了。苏菲的这一行为被雇主亨利（米兰达的父亲）判定为“敲诈”，这个指控本身带有悬殊的差异，因为敲诈一方注定比被敲诈一方贫弱，这一指控隐含了悬殊的阶级立场。

隐瞒自己不能读写这件事对于苏菲有多重要？导演在后面给了参照。即便面对她唯一的朋友和依靠——让娜，苏菲也没说。直至死亡，让娜都不知道苏菲不识字。让娜自称喜爱阅读，并且擅自从苏菲雇主家拿走《茫茫黑夜漫游》，她有令苏菲羡慕的能力。借走的书，被刻意强调，让娜说她妈妈的名字跟书作者塞利纳同名，也暗示了导演对弱者犯罪的思辨认知。

《冷酷祭典》以现实的手法写足了犯罪情境。行凶者对自己的杀意不自知，是夏布洛尔的妙笔。更可贵的是，尽管夏布洛尔是主题先行，依然把苏菲和让娜刻画为具体的无限接近真实状态的“人”，而非“角色”。让娜和苏菲在成为好友的那一刻，彼此感受到平等，萌生出女性之间独有的理解和接纳。她们都约略拼凑出彼此的阴暗过往，由挑衅到调侃，平等相待。夏布洛尔对弱者的关怀，春雨润物般，不着痕迹，令人敬佩而感伤。

看完《冷酷祭奠》，順便看了看別人的評論。幾乎都提到阶级差异的問題，富人的偽善自私，窮人的粗野和冷酷等等。但我覺得，這些並不是問題的根源。

閱讀Alfred Alder的个体心理學後，我終於走出二十多年的認識誤區。一直以來，我認為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其問題在於階級，在於贫富分化。可能我們長期以來受的教育都是關於階級性，從古到今，動不動將問題歸咎於階級。但階級是什麼？各種解釋其實都應該迴歸到“人是什麼？”，“為什麼人和人都不一樣”。

個體差異導致人類社會永遠沒可能不存在差異，而差異會產生階級。消滅階級，是沒可能的，高舉消灭阶级的政黨從來沒有成功過，這不過是一個欺騙愚昧者的空口号。消滅階級，會產生更多的腐敗，更多的矛盾。人與人的差異是應該被容忍和尊重，而集體性的人與人差異，也就是階級差異，應該儘量縮小而不是消滅。

回到電影《冷酷祭奠》，為何兩個女人殺了主人一家？是窮人與富人之間的矛盾麽？我覺得並不全是。我覺得這些所謂矛盾，只是起觸發和加劇的作用而已。假如將階級矛盾作為主因去推敲殺人的動機，是很牽強的，例如蘇菲並沒有受太大的虧待，珍對富人一家的仇恨來源於當年她應聘模特失敗，很是牽強。

以個體心理學出發，我試著分析原因是來源於人的自卑和自戀的困局。自卑，產生極度自戀--人不願意面對自己人生的問題，不願意承擔自己該負的責任，從而覺得世界虧待了自己，責任在於別人，他人即地獄，自己是委屈的受難者。這使到人只看到他人的惡（例如富人的自私偽善等等），而看不到他人的好（例如別人的寬容，稱讚，願意提供幫助）。

蘇菲，她最大的問題是閱讀障礙，而她不願意面對這個問題，將自身缺陷當作敵人。於是任何觸及她的閱讀障礙，都是她的敵人。她從未想過要去克服（並不是不可克服），而是逃避，說謊，甚至不顧一切去威脅知道實情的人（聯想到《朗讀者》里為了不讓愛人和單位知道她的缺陷，選擇消失，後來成為納粹一份子）。Alferd Alber說，那些克服自己缺陷的人，往往會比平常人更加成功，例如耳聾的貝多芬。而逃避自己問題的人，最容易產生犯罪。從此可以看到，從一個人對待自己缺陷的態度和行動，是可以看出人的意志。

另外一位殺人者珍，她的仇恨是來自己失敗的生活。第一，她被人拋棄，愛情失敗，我覺得愛情失敗，她自己並不是沒有責任（性格問題，還有沒有保護好自己而懷孕）。第二，她沒有照顧好自己的女兒，女兒燒死（或燙死），有可能是無意過失，但作為母親，她並不是完全沒有責任。但是她不願意承認和面對是自己害死了孩子，於是用玩世不恭的外表掩飾內心的悲傷和自責，甚至刻意引起別人反感和憤怒而在心理上獲得“他人都虧待我”的類似受虐快感。她將自己塑造成揭露虛偽的救世主角色。她不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於是引誘更多人犯罪，自己也不得好下場。犯罪者的邏輯，于別人看，是沒有邏輯的，但如果從犯罪者本身出發，是存在邏輯的。這種邏輯性不能跟個體分離而用所謂“正常人的邏輯”（Common sense)分析。

自卑-自戀的囚徒困局（inferior-superior paradox) 不是某一個人群特有的問題，而是人類普遍的特徵，或者稱之為“人性”，只不过所謂“弱势群体”遇到的衝突更多，更容易激發不可逆轉的破壞。我們取笑中產階級的偽善，但某種程度上，偽善有效保護人不做出過激的行為。自私，每個人都有，並不因為中產階級，富人階級才特別的自私，像珍和蘇菲也是自私，大家都希望呆在自己的安全圈裏。

在我看来，Sophie的阅读困难症，让她被整个符号系统拒斥在外。运用语言的能力，在影片中被电视机这样一个象征切成两半，一边是“通俗”的听说，一边是“高等”的读写（可以看到以父亲为代表的老派中产阶级的态度，是何等的抗拒analphabète）。Sophie是“不懂规矩”的。但是跟皇帝的新衣中的小孩不同的是，她的主体性似乎想拉着她的“愚蠢”一起躲起来。那个小孩能够直言：可是他没穿衣服啊？Sophie则用大量重复的：Je ne sais pas（我不知道）这种主体性行动来隐藏她的“愚蠢”。

另一方面，当Melinda对她说：“您有阅读困难症”的刹那，对于Sophie，这并不是一种揭露引起的羞愧，而是敞开了一扇通往空虚的大门。以往用来抵挡“语言焦虑”的东西被打碎了，她不得不直面深渊。《寄生虫》中的臭味跟这个很像，但在前者中是完全阶级性的。

而Jeanne则是完完全全的反面。她读书识字，甚至认识les liviere夫人的过往，以至于她从内而外，从无意识的语言到表象，都对所谓中产阶级乃至社会生产出的表象有清醒的认识。她认识到，主宰文明世界的力量——世俗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宗教的天主教，本质上是分裂的，也就是说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场域”。比如说，在去为穷人募集衣物的路上，她发现（其实之前一场清理衣物的时候就发现了）有很多衣服是破的，于是她当场就把那些衣服扔在那里——在中产阶级那里当然很不礼貌，但背后却是他们对待穷人的意识形态背后恶心的分裂。再者，就是被神父训斥一段，很明显教会不希望中产阶级——这些衣食父母难过，因此只好让穷人或者这些义工难过。岂不是又一种可笑的分裂？

最后一段反抗，或者说祭典，在我看来对Sophie是完全无意识的，对Jeanne来说则是完全的符号层面的反抗，像扯碎衣服，把罐子当成阳具向床上泼洒巧克力等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Jeanne被赶过来的les liviere先生威胁才开始变化。关于这种变化，一方面，Sophie的阅读困难症被揭露，一道与现存符号体系断裂的天堑已经形成——门已经不存在了，没有什么好遮掩的了；另一方面，实际上Sophie和Jeanne之间形成了一个小的“谋杀共同体”。联结和维持这个共同体的，不是语言符号，而是一种陈述，对各自凶杀指控的陈述。当Jeanne被威胁时，Sophie几乎是毫不迟疑地开了枪。这也再一次证明了Sophie对“外面”的符号秩序一无所知。最后les liviere一家都死了，两人对着书开了两枪，摧毁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