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

第6届#法罗岛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第1个放映日为大家带来《追捕聂鲁达》，下面为大家带来前线逃亡者迷离虚幻的诗意评价了！

Pincent：

具备叙事性的同时具备文学性和诗意，对创作者与被创作者、主角与配角、虚构与写实的处理以及警探的视角堪称精妙，追捕的过程也是追随，在雪山终于合体，残酷又美丽。视听轻度迷幻，大量环绕镜头运动。

薛Tony：

虚虚实实，好迷幻。

日烦夜烦：

虚实之间的文学性电影，某种程度上有着法国新浪潮和前苏联诗电影的气质。故事不是最重要的，结构和叙述本身才是最重要的。迷离而诗意。

淡水河边：

很有诗意，非传统传记片立意也不错，但是这个剧本上很多点都有问题，角色塑造也感觉不太够吧，一个人物传记对于聂鲁达的介绍和描述感觉差一点。

了却烟硝：

真的是浪费时间，看完这部电影我真的是感到一阵眩晕。

开头说政治就不太友好了，中间追捕开始还终于有了那么点样子（然而各种巧合依然很无聊），到最后强行拔高到个人身份的认知真的很让人莫名其妙。

导演如果想讲一个追捕的故事那就好好讲，别牵扯到什么哲学性的东西，不仅显得不伦不类，大家也不会买账。

fire_storm：

拉美的光怪之域，一出荒诞的追捕，大量逆光摄影在柔和滤镜下赏心悦目。聂鲁达的一生是被文学政治和女人填充的，本片进行了颇有层次的剖析，诗人、政客，直到自由意志与自我认知。

Her Majesty：

调色颇似美颜相机。如果写成小说应该很精彩了，因为足够浪漫，且故事带有文学性。

法罗岛岛主：

想用梦幻的色调渲染浪漫艺术气息，奈何这粉扑扑的滤镜实在太过少女，就差没嗲兮兮地高歌一曲《我是女生》，实难和沉重的历史过往以及自我身份的认同两个极其严肃的话题联系到一起。

滤镜用力过猛全盘崩塌，常出现在东亚东南亚恐怖片中，最终效果是让电影看起来无比廉价。

结局着实感动了一下。

大大大大大白猫：

也许吸引导演拍这部片的并不是聂鲁达这个人而是从聂鲁达身上抽象出来的“诗性精神”，但是后半段彻底泄了气。建议导演多看几遍《邮差》。

我略知她一二：

我曾孤单如隧道。群鸟飞离我身，而夜以其强大的侵袭攻占了我。为了存活，我锻造你如一件武器，如我弓上之箭，如我弹弓里的石头。但报复的时刻已到临，而我爱你。

“爱是这么短，遗忘是这么长。”向诗人致敬，诗人永生，今夜我能写出最悲伤的诗句，明天我也能离开最伤心的城池。我倾听着辽阔的夜，失去她后更加辽阔的夜，诗句一字字跌落在了我的心中。

“我喜欢你沉默的时候，因为你仿佛不在。”

斯诺-纳什维尔：

Oscar和Neruda这两个角色刚好代表了两个群体：一边是在政权压制下幸存下来的艺术创造者，他们仍有着话语权；另一边则是独裁统治之下不公正判决的执行者。电影讲述着两人从未停歇的猫鼠游戏，两人都试图用对方的幻想来验证自己的政治立场，最终以创造者一方的胜利结束这场游戏，而执行者一方迎来属于他的结局。

#FIFF6#DAY1的主竞赛单元场刊评分稍后会在广播中为大家释出，请大家拭目以待了。

聂鲁达在《诗歌总集》“逃亡者”（1948）的开篇诗章：

在深沉的夜晚，在整个的生活，

眼泪滴在纸上，换着各种衣裳，

这些压抑的日子里，我行走，

我是警察追捕的逃亡者。

在明净的时刻，

在寂寞的繁星之下，

我穿过城市，森林，村落，港口，

从一个人的家门口走向另一个人的家门，

从一个人的手转向另一个人的手……

我有幸于1985年购得翻译大家王央乐翻译的《诗歌总集》（上海文艺版），自此已被翻得不成形，书页存有微虫蚊迹，见证了那些流逝岁月的循环四季。尤其是其中的《马克丘·毕克丘之巅》，在最初的几年，我甚至能背下来。从《大地上的灯》《背叛的沙子》到他致敬惠特曼所写的《伐木者醒来吧》这一系列长诗，由此形成了聂鲁达独创性的语言。

聂鲁达的诗汪洋恣肆，比喻极为奇特，诗句清澈、磅礴又瑰丽，想象力可谓无可比拟，难有人及。诗的天空对于他来说，是无界的，永恒的。当然，读到这样赏心悦目的诗，这要归功于王央乐的翻译，我以为就西班牙语诗歌翻译来说，还无人可以超越。他所译的《西班牙现代诗选》（湖南人民版），也是我常看常新的诗集。

无疑，聂鲁达是一个现实主义诗人，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诗人。就象他自己说的“一个诗人若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就是一个死的诗人，一个诗人若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死的诗人，一个诗人仅仅不合情理，就只有他自己和他所爱的人看得懂，那十分可悲。一个诗人完全合情合理，甚至笨如牡蛎也看得懂，那也非常可悲。”

执导过《神父俱乐部》（见我影评）的帕布罗·拉雷恩的这部《追捕聂鲁达》（2016），用警督佩鲁·索尼奥的画外音，截取了聂鲁达1948年1月后这一年的逃亡的历程，用一种喜感的方式再现了诗人那段逃亡过程及其不堪心灵史。但除了逃亡事件本身，其它倒不能视作聂鲁达的真实传记，电影本身即是一种理想化的艺术性再创造。

影片一开始就有聂鲁达朗诵他二十年前写的情诗《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至此，在拉美大地上，可以说他的影响力无远弗届，无人能及。虽然博尔赫斯对他多有微词，但他依然我行我素，犹如一盏耸立于拉美大地上的明灯。

另一部表现聂鲁达逃亡历程的电影，是由迈克尔·雷德福执导的《邮差》（1994），呈现他逃亡后前往意大利南部的小岛生活，故事主旨却是讲述他作为鼓动者，给单相思的邮差狠狠地励志了一把，让他写诗给那位美丽姑娘，终让邮差抱得美人归。但这个故事本身则是杜撰的。因为聂鲁达真正逃亡的历史则主要是在他的祖国智利。

另外，对于影片《追捕聂鲁达》中聂鲁达的扮演者显然不能要求过高，要是与法国著名演员菲利普·诺瓦雷在《邮差》中的嬉皮类比，否则就让我们难以入戏。菲利普·诺瓦雷的演绎可谓最经典化的作为诗人的聂鲁达，形神兼备，达至一个化境。

在这有必要回顾一下诗人的简史：1948年1月6日，聂鲁达在议院发表演说，后来以《我控诉》为题出版，2月3日，智利最高法院下令取消聂鲁达的议员资格，2月5日，下逮捕令，聂鲁达转入地下，写作《诗歌总集》。直到1949年2月24日，在南方横越安第斯山，才得以秘密离开智利，前往巴黎后，又至苏联等国。聂鲁达曾于1951、1954、1957年三次访问过中国，与诗人艾青多有交集。1971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1973年9月23日在圣地亚哥去世。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聂鲁达的诗是伟大的，政治上则是幼稚的天真的，这个必须得厘清。当他反抗一个独裁时，这无可挑剔，但身为共产党员的他，却期望在智利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点很雷人。也许他对于苏联所发生的一切人祸还浑然不知，他不知道斯大林已于三十年代进行了残酷的大清洗、乌克兰发生了大饥饿，无数的知识分子遭受迫害远放于萨哈林岛……显然，诗人只是沉浸于自己的激情想象之中。

当他被追捕开始时，他让友人向资本主义自由世界诸如毕加索等30个名人大咖发出求救信本身，即说明了他所反对和拥护的乃是一种愚不可及的悖论，殊不知如他的政治主张，往往是打倒了一个独裁又扶起来了一个新独裁。从他逃亡过后前往欧亚社会主义国家那些浮光掠影的游历，说他是政治幼稚病也不为过。

当然，影片不会讨论这些，只是诠释巴勃罗·聂鲁达作为一个杰出诗人的号召力，在智利这块土地受欢迎的程度，以至于追捕他的警察头目佩鲁·索尼奥也终被聂鲁达深深的慑服和感化。在安弟斯雪山他呼唤着聂鲁达的名字，响彻群山，这预示着追捕他的失败以及独裁制度的没落。

任何情境下的聂鲁达都是乐观豁达的。即便在逃亡过程中，他还在逛妓院跟他诗中所说的姐妹们嗨皮同乐。追捕中，他可以抱着街头的行乞者，他甚至给警察留下小说《动物园里的女人》来戏弄警督佩鲁·索尼奥。但佩鲁索·尼奥是一个热爱艺术和诗歌的人。他带着300个警察追击聂鲁达及其党羽。他的父亲是智利前警察局长，子承父业，赴汤蹈火，也是其职责所在。

但当他追捕到聂鲁达呆过的妓院，他却说他是妓女的儿子。这其实是整个南美堕落的被殖民历史的不雅形象。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对此描述更是比比皆是。聂鲁达跟女干部在用餐时的对话颇有意谓。如果他被逮住，他将在牢里呆上541天。但他诗里的人民都在帮助他，哪怕从荷兰请来的妻子玛丽娅在电台上的声明，也是一反常态的支持他，他不再是她口中的骗子和花花公子，而是一个非常诚实和热爱生活的人。身边的佩鲁·索尼奥自责毁于跟她的劈腿。

走到哪，哪里就是他的人民，因为巴勃罗·聂鲁达就是拉美人民的代言人。苏联作家爱伦堡回忆聂鲁达曾说过“人们会说：此人过去和现在都很走运。这不说明任何问题。聂鲁达从未选择轻松的道路，但在艰苦的道路上，当人们在他的周围颓废、啼哭、诅咒自己的命运时，他看到的不是卑贱，而是高尚，不是牛蒡，而是玫瑰----他生就这样的眼睛和心灵。”

也许爱伦堡受时代的局限，对于聂鲁达有点理想化了。可贵的是，相伴聂鲁达二十年的女友迪莉娅则是他的坚定支持者，这位阿根廷的女人给了他无尽的慰藉。片中正是迪莉娅跟佩鲁·索尼奥的倾谈，才得以转变他的思想，对于聂鲁达有了更深的认识。虽然她深知他的确是一个花花公子和爱逛妓院的男人，甚至当面取笑他喜欢“性交、犯罪和暴力”。但她始终爱他，并以他为荣。

何谓人格分裂？当她跟聂鲁达说让我们造人吧，他却不能进入状态，说要出去散步，其实他是跑到妓院寻欢作乐。所以我说他反对的正是他所需要的，这正是这些社会主义者犯幼稚病和矛盾的地方。毕竟聂鲁达是人不是神，这正是影片可取的地方。

影片的艺术化真实不同于生活中的真实。当他斥责身边的保卫者时，他的眼神透露出独裁者的特质。这告诉我们，如果不能真正建立一个保障人权、自由的民主制度，他所高扬的理想极可能是埋葬他的坟墓。还是那句话，靠有能耐的人不如靠好的制度。

片中他最后的逃亡印迹，攀爬于纯净又高耸的安第斯雪山，苍鹰见证了群山沉默，汹涌而来的是人民的呼声。就诗人的整个人生来说，他的理想印迹是单纯的，饱满的，也是茫然的。

正如他在“逃亡者”一诗中最后所写的：

我的声音里有纯洁的力量，

能够穿透寂静，

死亡，牺牲，阴影，冰雪，

突然掩盖住种子。

人民好似被埋葬。

但是玉米回到了大地上。

它的无坚不摧的红色的手

冲破了沉默。

从死亡中，我们再生。

激情澎湃的诗人，政治幼稚病的巴勃罗·聂鲁达，逃亡过后的他完全脱离了一个伟大诗人的轨道，行走于世界反美的大联盟中，思想越来越苍白，只是到他晚年才有所思考，这是混沌的不清晰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反抗本身的伟大，更不会妨碍我们对于他的诗歌的热爱和高赞。他说过“我来自空白的页，正寻找墨的黑。”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一个能把世情看得如此通透的胡适之，谁不是这样懵懂地走着路，又有几人能看得清前方的光明大道呢。

2017、4、16

先说一句，这部电影最初是为了学西语看的。真的是很好的学习材料，语言足够诗意，适合反复听。

影片的看点很显然不在于情节，因为这是已发生的历史，大家都知道聂鲁达成功逃到了法国。看点在于影片通过警察的视角，不断去寻找聂鲁达名流史册，他的诗歌被人传唱的原因——这样一个参议员，声称自己是共产党人，实际上远离人民，为利用这场逃亡留名青史，不惜让他的同志们冒险，而且并不知道如何建立一个人民做主的国家；这样一个浪子，抛弃妻女，寻花觅柳，但是女人们都渴望他的怀抱。

聂鲁达的意义在于他是一个诗人，他为人民作诗，鼓舞人民追求理想的社会。

"¿Por qué lo hizo todo esto? Por su pueblo. El poeta les dio las palabras para que aquellos pueden contar su vida. Su vida dura. Y estas palabras les dieron sentido a sus sueños terribles. Por eso lo hizo. "

在追捕的过程中，警察也寻到了自己的身份。他是警察局长和妓女的儿子，这个身份实在尴尬。他就像历史之流里随便的一个人，他的存在不值得被记忆，因此对于后世，他不曾存在，仿佛一个“虚构的配角”。但是他终于找到了他自己存在的意义，他属于人民，也属于创造的历史的人民。

“Yo era de papel, y ahora soy de sangre”

是聂鲁达书写了警察，还是人民书写了聂鲁达

不止两三位珠玉在前的大批评家们强调了聂鲁达的”幼稚“，论据是他对所谓”斯大林主义“的态度；另外就是强调电影里“没有什么政治，把聂鲁达换成一个摇滚明星也一样”云云。这只能再一次证明德里克对中国的“后革命氛围”的准确刻画。后革命的认识装置足以把所有大写的革命都给过滤在大脑之外，不仅可以用来改写中国历史，而且还保证脑袋里装了这种安全阀的人可以把一切“政治”与“政治”的对抗压抑进潜意识，表现为“政治”与“远离政治”的张力。

电影文本的核心其实就是“叙事”。第一层叙事是聂鲁达如何叙述警官，这是显而易见的；结果是警官被“抓捕”了，被叙事彻底改写了，他最后一方面承认自己是“人民的儿子”而不是“警长的儿子”，一方面欣慰于自己被承认是故事里和聂鲁达一样的“主角”而非配角，含笑而去。另一面是“党”以及党所象征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何叙述聂鲁达。看起来，党员、人民和毕加索代表的国际左翼文化运动都只是聂鲁达诗歌的读者，是聂鲁达和警官猫鼠游戏的观众，尽管是明显倾向聂鲁达一方的观众。聂鲁达写诗，传到他们手里，他们阅读，感动，聊以慰安自己。但其实，聂鲁达才是这对关系中被动的一方。这不仅是说，整个逃亡过程离不开党组织的谋划、安排乃至牺牲，也不仅是说，逃亡中聂鲁达一再受到人民的掩护（在妓院、在照相馆、在南部阿劳坎地区原住民的农场里），而是说，影片中，男妓、青年党员、中年女党员，以及国际左翼文化舞台上的毕加索，他们都对聂鲁达进行了“叙述”，就像聂鲁达对警察做的那样。聂鲁达在电影里一再要求自己不要僭越为“主角”；一方面他确实有着强烈的这一自我戏剧化的冲动，他扮演阿拉伯的劳伦斯，他追求逃亡过程的戏剧性；另一方面，他的这种倾向随时被党的声音打断，不论是聚会上中年女党员对他特殊地位的揭露，还是保护他的明显有印第安血统的年轻党员说”你只是想要盛大的逃亡“，虽然他在当时都好像只是开个玩笑或沉默，但之后却都立刻改变了自己的行动策略和路线。

所以，警官最后的含笑而去，其实依然是一种”误认“，他以为得到了聂鲁达的承认，承认为”主角“，其实在这部电影里，没有”主角“或主人公，也就是说，没有英雄（都是“hero”）；因为真正的“英雄”，是党和它团结的人民。让聂鲁达有力量的，不是他的诗本身，而是能静静地听他读诗的那“一万名工人”。而只是追逐着聂鲁达，想得到他的承认，当然也就不可能真的抓住他。这是一种布莱希特式的翻转，重要的是，请看这场追捕的“观众们”在做出怎样的选择！他们应该知道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