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避免的战争

    电影《无法避免的战争》是印度电影中的一个另类。我们通常看到的印度电影都充满了歌舞，充满了娱乐气息，或者给人以虚假的希望。即使是以揭露社会问题为主的电影，最后也得留下一个光明的尾巴。而《无法避免的战争》则远离了这些很“印度”的电影传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整个社会把穷人和弱势群体当作垃圾一样抛弃的时候，能够避免他们对这个社会的反叛吗?当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选择反叛的话，毫无疑问，这个社会将走向崩溃。因此，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并不局限于印度，放眼全球，从早已存在多年的尼泊尔游击队、菲律宾游击队及印度毛派游击队，到前两年风靡全球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我们似乎早应看出一些什么了，这个世界上的99%与其余的1%的对决看起来已无法避免。

    《无法避免的战争》以讲故事的方式介绍了印度毛派游击队的故事。显然，被印度政府划为恐怖组织的毛派游击队的故事不可能通过一般的途径获得，它必需通过一些特殊的线索。这些线索包括被捕的游击队员，或者是和游击队有过接触的群众，或者是那些曾经到游击队去卧过地的体制内人士，例如记者、警察。显然，前两者即使有更丰富的经历，但由于通常缺少把整个故事完整讲述出来的能力，因而并不能成为这类故事的理想讲述者，反倒是那些经历比较浅显的卧底，倒很有可能是讲这类故事的最佳人选。《无法避免的战争》的主角就是一个毛派游击队的卧底，在电影中，这个卧底虽然死了，但我们可以感觉得到，电影中的这个故事其实正是由一个卧底带来的，他可能是个警察、可能是个记者、也有可能就是这部电影的编剧者自己。理解这一点，对我们理解讲述这个故事的人的那些未曾言明的心情，是很有帮助的。

    电影中的这个卧底名叫卡比尔，他本来是一个电子工程师，出身贫寒，在他的一个富裕同学的资助下完成的大学学业。这个角色的定位，决定了他一方面对底层老百姓充满同情，但同时在另方面，又对上层阶级的善心充满幻想。从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他属于中间阶级。影片一开始先讲了他被上层社会“开除”的故事：由于他为地位低微的同事打抱不平，被从警察局清除出去。接着又讲述了他自谋职业出现了困境，频临破产的情况，因此，他不得不来投靠曾资助他的富裕同学安迪汗。这时，他得知了他的这个老同学正为得不到毛派游击队的准确情报而苦恼。报恩的心理混合着投机的心理，使卡比尔在这时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决心为了他的老朋友到毛派游击队去做卧底。中间阶层的吃苦耐劳，向来都是中间阶层跻身上流社会的重要砝码，这一点在卡比尔这个角色上体现地非常清楚。安迪汗许诺卡比尔，一旦把南迪格的“匪徒”剿灭干净，一定为卡比尔做很好的安排。在影片中，卡比尔对此显然没做任何拒绝的表示。这说明安迪汗的许诺正是他一开始就衷心期盼的。

    事情一开始也算顺利，卡比尔如愿打入了毛派游击队，并逐渐提供了很多准确的情报。但由于毛派游击队是一个有信仰的、讲求平等的组织，在这样的组织的熏陶下，卡比尔对游击队的同志们越来越有感情了，尤其是对一个女游击队长，他似乎对她是产生了隐隐约约的爱情。这使他到后来每给警方提供一次情报，内心都要多经受一次煎熬。这种煎熬终于在他必需在两个朋友之间做一个选择的时候达到了一个极点。在一次袭击南迪格警察局的行动中，卡比尔看到那个非常信任他的游击队司令拉乔，其实也算是卡比尔的一个新朋友，正举枪瞄准他的老朋友安迪汗，卡比尔为保护安迪汗，开枪把拉乔打伤。这虽然保护了安迪汗，却导致了拉乔的被捕，从而造成游击队的重大损失。这使卡比尔第一次有了犯罪的感觉。当珠希(那个女游击队长)在问他独自一个人在想什么的时候，卡比尔躲开了珠希关切的目光。

    由于拉乔被捕，南迪格地区的游击队组织遭受重创，阻碍大资本家们到这个地区投资的主要障碍似乎已得以扫清。剩下的就是那230多个村庄的拆迁问题了，但这基本是不用多考虑的，因为对付手无寸铁的村民，只要稍稍动用警察部队，或者当地的黑社会组织，就像碾死蚂蚁一样，可以轻易让这230多个村庄从地图上消失。资本家与官僚们弹冠相庆。曾经有一个说法，说是印度之所以没有中国这样的强拆，是因为印度尊重私有产权。在这部电影里我们看到，与中国国内几乎一模一样的强拆，在印度也发生了。就像一个美国的学者说的，制度充其量只是一种力量的均衡的体现，当某一方力量有能力打破这个均衡的时候，它绝对会首先破坏这个制度。所以，不要以为有了所谓尊重私有产权的制度，它就会脱离野蛮。

    卡比尔带着一种赎罪的心情要求安迪汗阻止大资本家在这一地区的投资。卡比尔之所以会这样请求，是因为他在去做卧底前，抱的是一种亲政府的观点，他本来相信政府无论如何是会把这些老百姓管起来的。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政府对强拆与强征听之任之，对流离失所的人民也是不闻不问。相反，倒是毛派游击队倾其所有来救助这些苦难的百姓。这使他做卧底的基本的道义底线已经不成立了，但他做这个卧底还有最后一条情义的底线，它就是安迪汗对他的“友情”。他指望安迪汗能看在他们友情的份上，能阻止曼汉塔集团在这一地区的投资，从而使当地百姓免受灾殃。然而，卡比尔得到的却是安迪汗毫无体谅的坚辞拒绝。事情到此，卡比尔在内心里已经完全站到了游击队一边。因为顾惜友情，卡比尔建议安迪汗离开南迪格地区，以免到时候不小心伤害到他。但安迪汗却当着卡比尔的面，痛斥他说，他帮助卡比尔现在被证实了是养了一条毒蛇。至此，两人基本完全决裂。但对卡比尔个人来说，他似乎并没有深刻体会安迪汗对他的那一番辱骂的真正含义，到他临死，似乎还觉得他和安迪汗之间存在着“友情”。

    由于卡比尔的反水，游击队虽然在一开始遭受了重创，但从这时起，危险却少了很多。在卡比尔的帮助下，游击队迅速改善了局面。最后虽然卡比尔也牺牲了，但影片却暗示，游击队经过这样的挫折，队伍却不断壮大了。因为，卡比尔其实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着千千万万和卡比尔有相同情况的印度的中间阶级。资本主义的不断的垄断化，会不断地把卡比尔这样的人抛到社会的边缘，就像《共产党宣言》中说的那样，资本主义在自己培育自己的掘墓人。从《无法避免的战争》的这个片名，我们似乎也能感受到某种东西的无法避免的灭亡的命运。

    印度社会能让这部有浓厚革命意识的电影公开上映，的确体现了印度社会的相对宽容。这事要搁到中国，几乎是绝对不可能的。前些年还听到有学者说，为防止有人模仿，甚至连《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样的名著也应该列为禁书。更不要说早就实行的所谓“菜刀实名制”了。印度之所以敢公开面对这个问题，是不是仅仅说明了他们的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到不能不面对的程度而已?相反，中国也就是有些零星群体性事件而已，情况好像是比印度要好很多呢?事情也许完全不能这么看。

片子开头有一幕政府和曼汉塔集团召开新闻发布会才场景：政府的官员认为穷人之所以暴力反抗是因为贫穷，而贫穷是因为经济不发展，所以发展经济似乎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措施。这不只是电影里印度政府的逻辑，恐怕也是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政府的逻辑。但问题是经济发展真的使穷人的权利得到保障了吗？经济发展真的实现社会公平了吗？经济发展真的使政治更加民主了吗？
如果做一些实证的调查会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贫穷国家，经济发展和公平、正义、平等、民主这些价值并没有多少实际的关联。这一点在电影里也有表现，安迪到南迪格地区调研，他看到基本废弃的警察局，问办公人员如何处理案件？办公人员说这里基本没有什么犯罪，即使犯罪也通过人民法院解决。这说明一个安定、公平甚至和谐的社会环境并不绝对依靠一个不断发展的经济作保障。
而且民众并不接受政府的经济开发计划，那些计划非但没有带给民众更幸福的生活，反而让他们的处境更加不利。如果这样，那些为了“每个家庭都应该幸福的生活”的政府就应该放弃经济开发计划。可是他们丝毫不为民众的诉求所动，依然坚决执行既定的经济发展计划。曼汉塔集团更是不惜雇佣私人武装，使用违法犯罪的手段逼迫穷人离开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难道这也是为了穷人的利益？
到这里，我们似乎明白，经济发展到底是谁的目标？经济发展到底与谁有利？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穷人的生活，还是为了富人牟利？
穷人为何反抗，难道不是因为深刻的压迫吗？

印度共产主义运动视野中的印共(毛)
作者:王静
　　印共90年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分裂的历史，浓厚的宗派主义斗争倾向严重削弱了印共的实力，使之难以形成合力取得革命的胜利。如今印度三支最有影响力的共产主义力量分别是：印共、印共(马)和印共(毛)。前两支共产党主张走议会斗争道路，并在印度三个邦执政多年，2010年由于处理邦内开发区农民和垄断集团利益不当而落选;印共(毛)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和数量可观的民兵，主张效仿中国革命发动人民战争武装夺取政权，最终在印度实现社会主义。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印共毛主义运动是20世纪70年代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延续，但与前几波共产主义运动相比较，这一波运动的领导者通过总结几十年农民运动的经验教训，借鉴国情相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坚定地选择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在这波运动中表现出了更为坚决的斗争性，策略上也更为成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印度共产主义历史扫描：印度共产党的分裂再分裂

  　印度共产党90年的斗争历史是一部不断分裂的历史。究其根本原因，是党在前期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指导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体系，党内也缺乏权威的领导核心来凝聚全印度的共产主义力量。围绕对印度社会和国大党政权性质的判断，以及走苏联革命道路还是追随中国革命道路等一系列重大革命战略问题，印共内部进行了长期争论，印共在意识形态上的长期分裂逐渐演变成一个又一个组织上的分裂，分化出不同的共产党派别，极大地削弱了印度共产党的实力。

　　1.印度共产党1964年的分裂

　　早在1946-1947年间，印度共产党内部就拥护还是反对尼赫鲁政府，拥护还是反对印度资产阶级进行了长时间辩论。长期路线争论和内部斗争为印度共产党埋下了分裂的种子。从印度独立到印度共产党分裂前夕，印共共召开了5次代表大会，几乎每一次代表大会都以更激烈的争吵和分歧将印度共产党推向分裂。

　　1962年中印边界发生军事冲突和中苏论战全面爆发，使党内发生强大震荡。1962-1964年印共内部发生了激烈争夺权力的斗争和分裂行动，这种权力斗争以两派分别召开“印共七大”达到顶峰。1964年印度共产党发生了第一次组织上的分裂，两派共产党力量分别以“印度共产党”的名义在加尔各答和孟买召开印共“七大”。两派代表人分别为P.孙达拉雅和S.A.丹吉。孙达拉雅派认为国大党是大资产阶级代表，主张由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发动实行反帝反封反大资产阶级的“人民民主革命”;丹吉派则推行追随国大党的政策，认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大党是印度正在进行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孙达拉雅派和丹吉派都认为自己一派是真正的共产党，并分别沿用“印度共产党”的名称。但1965年2月，在参加喀拉拉邦举行的中期选举时，由于选举委员会只承认丹吉派为正式的印度共产党，孙达拉雅派被迫更名为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2.印度共产党(马)1969年的分裂

 

　　在国际共运大分裂大整合的背景下，印度共产党(马)从印度共产党中分裂出来没多久，内部也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党内一部分人受到了喀拉拉邦议会选举成功的极大鼓舞主张通过走议会道路实现“人民民主革命”。而日益加剧的印度社会矛盾，以及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形势，特别是欧洲的“新左派”造反运动及来自中国的因素让另一部分人感到革命形势已经来临。印共(马)与印共分裂之后，国大党政府对印共(马)进行政治迫害，严酷的外部环境使得印共(马)党内矛盾暂时得到缓解，但随着纳萨尔巴里农民武装斗争的爆发，党内激进派开始跃跃欲试。1967年11月，一些邦的激进分子在加尔各答成立了“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其目的是协调全国革命派的活动并筹备建立一个自己的政党组织。印共(马)政治局派出P.孙达拉雅和M.巴萨瓦潘奈亚去安得拉邦，争取党员群众回到党的正式路线上来，但这次努力失败了。接下来，印共(马)中央试图通过清洗党内安得拉、喀拉拉、西孟加拉等邦的激进分子，稳固路线方向。这种做法将党推向了进一步分裂。

 

　　1969年4月22日，激进派组建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告成立，查鲁•马宗达任书记。这支由印共(马)内部激进派组成的共产党成为印度政治舞台上第三支共产党力量。印共、印共(马)和印共(马列)分别为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右翼、中左翼和极左翼代表。印共和印共(马)在后来的议会道路中取得了一些成就，而印共(马列)则坚决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尽管印共(马列)后来仍处于分裂之中，但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格局和意识形态格局已基本奠定。印共(马列)在纳萨尔巴里起义失败后转为零散小股斗争，后由2004年从其中分裂出来的实力最强的两个分支合并成立的印共(毛)所代替。

 

　　3.印共(马列)20世纪70年代的分裂及80年代印共毛主义运动的兴起

 

　　纳萨尔巴里农民起义以印共(马列)领袖查鲁•马宗达被捕病死狱中为转折点走向低潮。印共(马列)对印度农村武装斗争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就又陷入新的分裂。整个20世纪70年代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印共(马列)分散在各处的武装要么停止斗争，要么缩小斗争范围转入地下，整个组织处于涣散状态。尽管纳萨尔巴里运动失败了，但农村的武装反抗斗争并未停止，小规模武装冲突绵延不断，纳萨尔巴里之火在比哈尔邦和安得拉邦继续燃烧。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印度农民武装斗争渐成回潮之势。比哈尔邦的毛主义共产党中心(MCC)、印度共产党(马列解放派)，以及安得拉邦的人民战争集团(PWG)是诸多武装斗争派别中影响力最大的三支，这三支均是印共(马列)分裂后留下的武装力量。

 

　　2004年9月21日，印度毛主义共产党中心和印共(马列)(人民战争集团)在印度中部的森林地区正式合并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合并后的毛派组织实力大增，迅速从比哈尔邦和安得拉邦向邻近各邦渗透。“据官方资料，到2003年4月，已有9个邦的53个县出现了毛派武装活动。而在一年半后的2004年9月，这个数字已经骤增至12个邦的125个县。2006年4月2日，内政部秘书杜加尔对13个受纳萨尔侵扰的政府官员说，在全国602个县中，出现毛派武装的已达到125个县。”

 

　　二、历史对比：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三次武装斗争高潮

 

　　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出现过3次大的农民武装斗争，这3次武装斗争将印度共产主义运动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对比这3次运动，可以看到印度共产党武装斗争在曲折中逐渐成熟。

 

　　1.20世纪40年代末的特仑甘纳农民武装斗争

 

　　1946年7月，印度海德拉巴土邦特仑甘纳地区爆发了农民武装起义。这场斗争声势浩大，在印度现代史上极为罕见。“这场武装斗争的怒潮席卷该地区的3千个村庄，在人口接近3百万、面积约1万6千平方英里的广大范围内，推翻了尼扎姆反动政权，建立了人民政权，没收了地主的1百万英亩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在其全盛时期，斗争曾扩展到特仑甘纳地区和安得拉邦地区的7个县，人口达1千2百万。”

 

　　印度政府对于农民起义进行了军事镇压，与此同时，国大党还派出“共同繁荣”领导人维诺巴•巴维进行所谓“献地运动”，在农民中进行反共宣传和绥靖运动。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很大变化，而领导这次起义的大安得拉邦共产党内部，以及印共党中央对起义性质的认识发生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武装斗争路线。主张接受英国共产党建议停止武装斗争的一派和主张继续武装斗争一派争执不下，于是决定请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威信最高的苏联共产党做出裁定。印共派出代表团赴莫斯科仅得到了斯大林模糊的指示：“看来斗争再坚持下去(即在1951年上半年)是有困难;对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不能保卫这个斗争表示遗憾，但是，坚持斗争还是停止斗争这个问题，只能由印共中央作出最后决定。”

 

　　在进行了三年艰苦保卫所争得土地的抵抗斗争之后，1951年10月21日，印共宣布停止武装斗争。就这样反对尼扎姆的解放斗争没有能够转化为反对印度国家政府的解放斗争，印共没能抓住时机将特仑甘纳武装斗争转化为全国范围的反对印度国家政府的解放斗争。农民不仅失去了几乎所有从土邦贵族手中抢夺的土地，而且大批共产党干部和参与斗争的群众遭到屠杀。

 

　　这次斗争由于大安得拉邦共产党的介入和领导改变了最初原始、自发的斗争面貌，取得了重大成绩。但起义失败后，大批党员群众被杀害，革命果实丧失，大安得拉邦共产党乃至整个印度共产党内部也分裂成为两个阵营，政治上、思想上的分裂遍及全党。这种分裂状况延续到1963年，并随着党内斗争的加剧而升级，最终发生了1964年组织上的分裂。

 

　　2.20世纪60年代的纳萨尔巴里农民起义

 

　　印度独立后，代表印度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利益的国大党进行了一场并不彻底的土地改革。印度农村原有的柴明达尔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被保护下来。首先，他们保留了大量的自留地转化为新地主;其次，他们获得了巨额的补偿金。而农村中其他有势力的地主和富农则正式转化为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新地主。本质上，这是利益在上级阶层中间的调整和分配，一部分土地从大地主手中转移到中小地主手中。土改的受损者是农村的下层阶级，即广大的雇农、分成农和失地农民。因此，印度土改后的农村无地雇农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迅速增长。据估计，1951年为2752万，1961年增至3148万，1971年增至4557万，1981年增至5600万。比起中国的土地革命，印度土改无疑是失败的。这就是印度农民起义再次爆发的社会土壤。

 

　　1967年5月，在西孟加拉邦北部大吉岭县纳萨尔巴里地区又爆发了一场农民起义。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范围内的革命高潮鼓舞了大批印度革命青年，他们将这场起义看作印度农民武装斗争重新开始的信号。纳萨尔巴里地区位于尼泊尔和东巴基斯坦之间一条狭长的边境地区，是东北部各邦通向下游平原地区的唯一走廊。如此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发生“亲华”的武装叛乱令已经陷入政治和经济困境的印度中央政府极为恐慌。时任印度首席部长兼内政部长的阿乔伊•穆克吉马上派出1500名警察协助地方治安部队围剿起义者。仅两个月的时间，政府逮捕了1300人，其中包括此次起义的大多数高级领导人。这场起义迅速被镇压下去，革命的剩余力量转入地下斗争。但起义并没有真正被扑灭，纳萨尔巴里起义的影响力仍在延伸。由于印共(马)中途收回了对纳萨尔巴里运动的支持，并在印度中央政府围剿起义时采取了默许的态度，1967年9月，几个邦发生了脱党事件。统称为纳萨尔巴里派的革命党人在安得拉邦和西孟加拉邦大批地退出了印共(马)。纳萨尔巴里派在加尔各答成立了“全印协调委员会”，为组建新党做准备。此后，在喀拉拉、北方、旁遮普和泰米尔纳杜邦等都出现了纳萨尔巴里派。1968年安得拉邦的卡库兰山区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农民起义。1969年，全国许多地区爆发了农民斗争。这场起义还得到了许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响应。

 

　　1969年4月22日，印共(马列)成立了，查鲁•马宗达任该党书记。该党拒绝接受彻头彻尾的“议会制度的骗局”，赞成“通过人民革命战争……立即革命”。党的基本任务是“通过武装的土地革命，解放农村地区，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解放城市，从而在全国完成革命”。据估计，印共(马列)在全国有2-3万名党员，并在大学生和城市中等阶级中吸收了活动分子。印共(马列)一成立，就被中国承认为印度唯一真正的革命力量。查鲁•马宗达在1970年1月的《解放》月刊上撰文指出，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印度革命的道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不仅完全适用于印度，而且是印度人民获得解放的必由之路” 。1972年，轰轰烈烈的纳萨尔巴里运动转入低潮，但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影响此后在印度绵延了几十年。

 

　　3.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印共(毛)运动

 

　　20世纪70年代，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印共(马列)支离破碎，有的派别销声匿迹，有的则悄然成长壮大起来。1993年4月11日的《印度时报》登载了一条消息：“极左分子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又时显回潮趋势”。到了2004年，在印度军方看来纳萨尔巴里分子已经成长为“比克什米尔或东北地区局势更危险”的“国家主要威胁”。

 

　　在这场新兴的农民武装斗争中，比哈尔邦和安得拉邦成为斗争的中心。自20世纪90年代起，这两个地区不断掀起武装斗争高潮。比哈尔邦是印度最穷困的邦之一，该邦种姓压迫严重，贫困人口数量巨大。在比哈尔邦活跃着两支毛派武装力量：毛主义共产党中心和马列解放派。而安得拉邦素有革命传统，在印度独立前后一直是农民武装斗争的根据地。安得拉邦共产党不仅领导了早期特仑甘纳农民起义，在后来的纳萨尔巴里运动中也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1980年4月安得拉邦成立的印共(马列)(人民战争集团)，其领导人K.西塔拉玛亚领导过斯里卡库兰武装起义。

 

　　这两个邦的毛派组织在邦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解放区和平行政权，影响逐步扩展到临近各邦。比哈尔邦的毛派地下斗争策略包括：“斗地主的方式是以武力威胁，迫使地主减少应收租子的50%，其中一半留给佃农，另外一半分给穷人。至于那些地主过去据以横行霸道的私人武装，也被迫向他们交出武器;斗贪官污吏的方式是，首先在群众中了解官吏的劣迹，然后用武力迫使官吏交出贪污所得的25-30%。大部分用于救济贫苦农民，少部分用于地下武装开支。此外还对工程项目和工商企业收取10%的‘税费’;治理地方的方式是建立人民法庭。按农村传统社会的传统方式公审各种犯罪，有立竿见影之效。在其他地区非常严重的对妇女的暴力和犯罪，在毛派控制区大幅下降。” 而安得拉邦人民战争集团在“全邦大部分农村地区开展武装活动，并在城市地区建立各种从事公开活动的外围组织。该集团以重新分配土地为目标，曾经多次召开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1990年曾在厄仑加尔县召开过一次有10万人参加的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的大会” 。

 

　　为了扩大影响，团结力量，比哈尔邦的毛主义共产党中心和安得拉邦的人民战争集团分别在1981年和20世纪90年代初期两次尝试统一，但未获成功。2001-2002年，双方终于和谈成功，并于 2004年合并为印共(毛)。

 

　　新世纪以来，印共(毛)武装力量加速兴起的一个背景是苏联解体后，印度政府加速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印度独立以来的国家性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甚至保留了大量的封建主义残余，但是由于印度国内存在广泛的贫困人口和强大的左翼力量，印度国大党在早期一直宣称走民主社会主义式的第三条道路。尽管许多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无法真正落实，但是国大党早期的左倾姿态或多或少是对印度国内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一种威慑和制约。从1991年开始，这种局面发生了逆转。1989-1991年之间，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巨大的混乱，苏联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1991年7月初，拉奥政府宣布新经济政策，标志着印度国内右翼资产阶级主张的新自由主义理念正式获得统治地位。印度实现新自由主义改革后，其GDP有所提高，但是普通人民大众的生活却越来越贫困。而官商勾结盘剥农民的“圈地运动”，征地法和《经济特区法案》沦为地方政府与商人勾结起来进行寻租的工具，致使大批无地农民和原著民流离失所。印度旧有的沉疴加上新自由主义的毒药，是新一轮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的社会土壤。

 

　　2006年9月，时任印度总理的辛格接受采访时曾披露印度首富圈地真相：“在达德里征地给农民的价是每英亩150卢比，同样的地未作任何开发就由瑞莱恩斯集团(又译信实集团，印度首富穆凯什名下的私人公司)公司定价为5700卢比，而且瑞莱恩斯还以这个价格作为资产抵押，从银行贷出了一大笔钱。”针对印度兴起的征地狂潮，这位印度总理恐惧地说：“主要的农业用地有将近10万英亩被北方邦政府拿走，另外10万英亩则被各邦瓜分……另外你们若想从西部农村圈地，如在哈里亚纳邦或旁遮普邦，大约会有20-25%的无地劳动者不能维持生计，你把他们的地没收了，他们去哪里谋生?……人民流离失所，谁能阻挡毛主义的兴起?……在奥里萨邦的卡林加纳加尔已经遍布反圈地的人民运动，一年来公路全部被堵死，越来越多的普通群众被逼上梁山，他们汇入了毛泽东主义的洪流。……发展成这幅鬼模样，要不是我这一大把年纪，身体也不行，我早就是一名毛泽东主义者了。”

 

　　印度的大规模新自由主义圈地计划遭到了印共(毛)的极力反抗。而印度大力引进外资、积极让跨国公司跑马圈地的很多地区，恰恰是相对贫穷落后及印共(毛)活跃的地区。2007年2月1日的《印共(毛)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则激烈抨击印度政府的圈地行为：“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的政策正在向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进攻，他们卑劣地想把劳动者的手脚捆绑住，以便于大财阀的巧取豪夺。劳动合同期被缩短，工资被冻结，被自愿退休，随意的解雇，强制征兵，敌视劳动者的法庭裁决，事实上的禁止罢工等等政策导致整个工人阶级深陷于贫穷的苦难。农村的穷困使得大批的劳动力外出寻找出路，他们是城市无根的浮萍，他们处于半饥饿的状态，他们在各地漂泊，维持着仅够糊口的艰难生计。当前庞大的移民政策正在导致土著部族、森林地区的原住民进一步边缘化。采矿或修建水坝等工程如韩国浦项钢铁项目、卡林加纳加项目;又如在奥里萨邦、恰蒂斯加尔邦的查尔贡和饶加特开发矾土矿藏;在北方邦开发矾土矿藏的波拉瓦瑞亚工程;又如大规模的开发铁矿，还如在贾坎德邦的铀计划，凡此种种表明印度农村面临着强拆强迁的悲惨命运。印共(毛)九大号召所有森林地区的居民对于大规模的移民政策进行抵制，保卫他们的土地与森林，坚决不允许强盗与劫匪从他们手里夺走。300个计划内的经济特区事实上就是建立了300块外国领土，这些外国领土劫掠我们大量的良田，这些外国领土里充斥了无数国内外的政治骗子。与此相配套的是市中心成了精英阶级的私宅，它铺就了财阀们的零售渠道，这一切都是以残忍的毁灭与无情的驱逐为代价的，他们摧毁贫民窟，甚至那些永久性房屋也遭到铲除。印共(毛)九大号召人民尽一切可能捍卫土地与房屋，坚决打退这些毁灭性的野蛮的‘资本游牧部落’。”

 

　　三、2004年印共(毛)成立以来的武装斗争现状

 

　　2004年以来印共(毛)斗争取得史无前例的进展，印度共产主义武装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合并后的印共(毛)发展迅速，其活动范围扩展到大半个印度。印共(毛)在印度乃至南亚地区建立起两条红色走廊：一条在印度境内;另一条几乎覆盖整个南亚地区。截至2009年，印度境内的红色走廊贯穿印度28个邦中的22个，印共(毛)控制着印度1/3的土地和人民。印共(毛)希图在奥利萨邦、中央邦和安得拉邦之间的横跨5个邦的丹达卡冉亚森林地区建立根据地。早在2001年7月，尼泊尔、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不丹等国的十几个毛主义政党成立了“南亚毛派协调委员会”，这几个国家中活跃的毛派武装力量定期召开大会，协调行动。他们相互支援，在整个南亚建立起一条“红色通道”。

 

　　2007年印共(毛)九大的召开标志着毛主义共产党中心和人民战争集团两股革命洪流合并的完成，党的团结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次大会通过了五个文件：《高举马列毛的红色旗帜》、《党纲》、《党章》、《印度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对目前国际国内形势的政治解决办法》。印共(毛)《党章》规定：印共(毛)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处于地下状态。党的短期目标是，通过长期人民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为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终极目标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继续革命，实现共产主义，将地球上人剥削人的制度消除。大会再次确定“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将纳萨尔巴里运动兴起以来的持久人民战争作为印度的革命道路”。党近期的任务是“推进人民战争，将人民游击解放军转变为人民解放军;游击战转化为运动战;游击区转为根据地”等。印共(毛)九大是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里程碑，大会的成功标志着两党合并的真正完成。

 

　　军事实力是印共(毛)最可观的优势力量。比起历史上的印度共产党，这支第四代印度共产党拥有一支成型、有规模的军队，其武装斗争基本扩展至印度全境。这支军队组织发动人民战争，得到了老百姓的广泛拥护和支持，印度政府竭尽全力进行围剿也无法触动其根本。印共(毛)的人民游击解放军成立于2000年12月21日，其前身是印共(马列)(人民战争集团)的“人民游击军”。2004年两党合并时更名为“人民游击解放军”，其下一步目标是发展成为“人民解放军”。人民游击解放军的标志是镰刀和斧头，中间横着一把枪。人民游击解放军领袖楠巴拉(Nambala)[化名为巴萨瓦拉朱(Basava raju)]表示，该军队的建立是为了“粉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官僚资本主义的控制”，即“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军队存在的意义是“通过武装力量推翻政权” 。“人民游击解放军必须与群众融合，成为其生活和希望的一部分。在此意义上，人民游击解放军是战无不胜的。” 毛派领导人拉奥曾经表示，毛派要在2025年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人民游击解放军在人民群众中不断壮大，包括社会的各个阶层。人民游击解放军由三个部分组成：主要力量——野战排、次要力量——游击班、基本力量——民兵。民兵是由这样的人组成，即有各自的生活和职业，两周参加一次军事训练，民兵是人民游击军的基础。2007年恰蒂斯加尔邦巴斯塔地区的一名警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民兵已经通过地下武装游击队的训练，获得专业知识埋藏和引爆地雷。可以估计，仅在巴斯塔一个地区，民兵力量就可以达到3万人，是该地区警察数量的5倍。如今，毛派已经废弃了橄榄色军服，和当地老百姓混在一起，辨别其身份十分困难。“情报部门记录只有300个毛派分子的名字，有相片的不足资料的1/3” 。而让村民给警察提供毛派的消息，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近年来，印共(毛)人民游击解放军发动的大型行动有：2004年2月6日，袭击奥利萨邦的戈拉布德(Koraput)，清空了一个藏有528件武器的武器库;2005年11月13日，印共(毛)游击解放军和地下工作人员在比哈尔邦的贾纳巴德县实施越狱行动，900多名犯人越狱，包括大批毛派战士和领导;2006年3月26日，奥里萨邦的R.乌达亚及里(R. Udayagiri)遭到袭击，警察局的17辆汽车被劫掠;2008年2月15日，奥利萨邦那讷亚格尔军械库100件武器——包括手枪、汽车、AK系列步枪、印度轻型武器步枪以及轻机枪，以及价值20万卢比的弹药被劫掠;2010年4月6日，恰蒂斯加尔邦的丹特瓦达地区，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号称世界上最大的准军事安全部队)和恰蒂斯加尔邦警察围剿毛派不成，反遭伏击，80多名官兵丧生。

 

　　除了在偏远地区的军事打击之外，印共(毛)也非常重视城市工作。印共(毛)《党纲》规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阶段，我们要夺取敌人的要塞——大城市，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要在城市里执行有明确目标的导向性工作。”而总结前两轮农民运动失败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没有得到城市的策应。印共(毛)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城市工作策略和扎实的城市工作基础。印共(毛)《党纲》所规定的城市秘密斗争准备包括：首先，建立一个巨大的和广泛延展的地下党网络，将工人阶级和其他若干学生及知识分子的组织包括在内。同时也必须发起政治运动。第二，必须建立一个秘密军事组织网络，条件成熟前要避免暴露，以保存力量。只有通过这样目标导向性的工作，才能不断地积聚、加强和继续巩固党的力量，因此，要在群众中进行政治组织和军事准备。

 

　　然而，2007年团结大会的召开激怒了印度政府，印度政府发动了更为严酷的行动。2009年印度政府发动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的、全国范围的、最严重的、迷惑人的、中心主义的，至今仍然在不断加深的” 清剿毛主义的“绿色狩猎行动”。政府投入大量警察和准军事部队同地方武装联合清剿毛派分子。军事进攻集中在毛派实力最强的农村地区和游击区，特别是丹达卡冉亚地区、贾坎德-比哈尔、贾坎德-奥里萨、特仑甘纳、拉奥格(Lalgah)、查蒂斯加邦等地区。在查蒂斯加邦、贾坎德和奥里萨邦政府又投入了25，000名兵力的准军事部队，而之前已经投入35，000名兵力的准军事部队，并动用了防弹车、扫雷仪、空军直升机、无人侦察机等军事装备。印度情报部门积极开展信息心理战、情报战加以配合，这无疑是一场全方位战争。中央后备警察部队、边境安全部队以及臭名昭著的娜迦大队已经诉诸暴力破坏遥远的森林村庄。用印度著名女作家、英语世界最重要的布克文学奖得主阿兰达蒂•罗伊的话讲：“这支特殊的警察部队用灰狗、眼镜蛇、蝎子这样的类似图腾的词命名，这不过是发了一张血洗森林的通行证。”

 

　　面对这样的进攻，印共(毛)的损失异常严重。“政府军对领导层的杀害到达难以想象的程度。这些损失，在数量和严酷的程度上，自2009年5月以来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2004-2010年，印共(毛)牺牲了1，500名烈士;仅2009年5月-2010年7月一年间，就牺牲了300名烈士。其中包括8名最高领导同志(包括有40年党龄、在信息舆论战线做出卓越贡献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阿萨德同志)以及10位邦领导同志被捕或被政府军杀害。” 2011年11月24日，印共(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常委会委员金尚吉同志遇害。金尚吉曾经对印度西部和北部地区人民战争有很大贡献，此外对推动两党合并功勋卓著。此后，毛派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为期一周的示威、集会、游行、罢工和封锁道路抗议。

 

　　据《印度快报》2012年4月7日报道：继印度先前抛出超级大订单采购126架中型多用途战斗机之后，印度计划再次招标采购超过75架多用途直升机。这一项目预计耗资将超过40亿美元，也将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多用途直升机招标项目。印度有关媒体5月22日披露，在过去三年里，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边防军、国家安全卫队等部队进口了超过2.9万支AK-47步枪。印度以上大规模军购主要针对印共(毛)武装力量。印度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举全国之力，不惜动用最先进的武器和特种部队，将印共(毛)作为国内安全的最大威胁加以剿灭。从2009年印度政府发动“绿色狩猎行动”至今，印共(毛)一直处于危险时期。接下来，印共(毛)的发展有三种走向：第一，有生力量被歼灭，进而走向衰落，分散成小股，在边远地区从事小股武装斗争;第二，继续保持战略僵持，主要力量得以保存，进入长期拉锯战阶段;第三，应对危机得当，化危机为转机，迅猛发展，甚至夺取全国胜利。其中，第二种走向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四、小 结

 

　　在印度，由于社会主义革命一直未完成，所以其历史遗留任务，如扫除农村封建残余、消灭种姓制度、实现民族解放、发展生产力等，便一直没有完成，其社会便一直存在爆发革命的土壤。进入21世纪后，印度又深深地卷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极大地伤害了下层人民的利益，这就是21世纪印度社会主义运动率先兴起的背景。

 

　　印度近代以来一直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第一是完成土地革命，迅速提高工农大众的生活水平，发展农业满足人民大众的基本生存需求。第二是建立自主型的以内需为主导的工业体系，满足人民大众的进一步发展需求。历史已经证明，在印度，依靠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依靠从西方引进的议会民主制度及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无法完成这两大任务。印共及印共(马)等主张走议会道路的共产主义力量，也没有有效地推进上述任务。因此印共(毛)推动的武装斗争和农民起义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回应历史的需要。

 

　　印共(毛)的武装斗争并非印度统治阶级污蔑的少数极端知识分子鼓动起来的左翼“恐怖主义”运动，而是植根于人民大众的正义的革命。除了获得底层民众的大力支持这个原因外，我们无法解释这一独特现象：自20世纪90年代国际共运陷入低潮以来，印共(毛)丧失一切外部支援后面临印度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仍然继续发展壮大。纵观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从20世纪50年代的特仑甘纳到70年代的纳萨尔巴里运动，再到80年代中期以来的印共毛主义运动，武装斗争的浪潮一波高过一波，呈现不断升级的趋势。印共(毛)如今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力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印共(毛)效法中国革命的道路，其“人民战争”的经验运用较之20世纪70年代也更为成熟，但印度政府当前高精尖武器的运用，全国范围的剿灭行动给印共(毛)带来很大的压力和威胁。印共(毛)及其武装力量已经成为印度执政阶层的最大的敌人，双方博弈的最终结局如何，将直接影响印度乃至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