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拍电影的速度真的很快，而且质量也很高。

2018年圣诞档才上映了《骡子》，2019年圣诞档又有了新片《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上映。

影片改编自真实事件，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时，身为保安的理查德·朱维尔在公园发现了炸弹。

虽然炸弹还是爆炸了，但是由于理查德和警察们在此之前尽可能疏散了人群，从而减少了伤亡。

然而理查德还没当几天英雄，就被怀疑是爆炸案的主谋。

人们说他自导自演了这场拯救百姓的戏码，由罪犯摇身一变成了英雄。

“成为爆炸案的嫌疑人”是怎样一种体验，远远比我们想象中残酷得多。

因为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人们过度解读，在人们眼中你的一切正常的行为都是你的伪装，你的一切“不正常”的行为都是你的犯罪证据。

你和母亲一起住，那你一定心理不正常。

你不可能在报警后及时回到公园，所以你一定有同伙。

所以你和大卫是同性恋情侣，你和他一起策划了这场爆炸案。

还有大卫小时候为了炸鼹鼠制作过土制炸弹，理查德好几年没缴税了，理查德曾经假扮警察被逮捕，在学校当保安时经常被投诉，家里有手榴弹，哪怕它是空心的，甚至保留了公园里的椅子碎片作为纪念……种种迹象都被认为是理查德就是罪犯的证据。

理查德根本解释不清楚，因为FBI已经认定他是罪犯，无论他说什么FBI都不会相信。

或者说，无论理查德说什么都不是FBI想听的，FBI唯一想听的就是“是的，炸弹就是我做的”。

只要理查德不说这句话，FBI就绝不放过他。

FBI会翻出八百年前的陈年往事，会编造理查德根本没有做过的事，但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证据。一切都是他们的推测和猜想。

他们没有证据，也不是根据证据来查案，而是根据结论来反推证据。

比如现在的结论是理查德就是罪犯，而事实上理查德现在是一名保安，他很想做一名警察，所以他策划这起拯救百姓的英雄行为很符合逻辑。

但是这种“先假设他是罪犯，然后反推他的作案动机”是很不科学的，而且也是不符合规定的。

唯一符合规定的做法，就是讲证据。

如果你没有证据，就应该把他放了，没有权力叫他签一些对他不利的文件，也没有权力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套路他。

其实FBI怀疑理查德是正常的流程，在案情水落石出之前，任何人都可能是爆炸案的主谋。

那么事情闹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FBI怀疑理查德后，也许会暗中调查理查德，最后发现罪犯不是理查德，就会排除理查德的嫌疑，将怀疑的对象转向其它人，直到抓到真凶为止。

但是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变数：肖探员违反规定泄露了机密，随后媒体又发布了FBI怀疑理查德是罪犯的文章。

这就让事情变得复杂了。

既然媒体已经大肆宣传FBI怀疑理查德是罪犯，假如最终结果理查德不是罪犯，就会显得FBI办案能力太差，所以FBI不愿向人们承认他们没有任何证据，也不肯宣布他们不会起诉理查德，一定要逼理查德承认他根本没做过的事。

所以这就是一个“执法人员违反规定，媒体人抛弃专业素养，结果无辜百姓为他们的错误买单”的故事。

FBI唯一考虑的事是假如理查德不是罪犯，人们会怎么看待FBI。

他们只在乎颜面，不在乎这么做会对理查德和他母亲产生怎样的影响。

而媒体根本不在乎真相，他们只在乎报纸的销量和热度。

之前他们跟风说理查德是英雄，现在又跟风说他是罪犯，甚至直接问他“你的同伙是谁”，仿佛理查德就是罪犯的事已经实锤了。

当肖探员把局里的机密泄露给凯西后，凯西立马就将它刊登在了报纸上。报纸的销量就是一切，至于理查德和母亲会面临什么关她屁事。

眼看报纸刊登这则新闻，她高兴得哈哈大笑，仿佛今天是她的生日一般。同事们也纷纷向她鼓掌，仿佛她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

这不是恐怖片，但是这一幕却比任何一部恐怖片更加恐怖。因为鬼不可怕，人比鬼可怕多了。

凯西在新闻中写道FBI“怀疑”理查德，如果下一家媒体再这么写就没有噱头了，所以之后的媒体为了博眼球不断造谣传谣、添油加醋，传到最后“怀疑”变为了“实锤”，人人都认定理查德就是罪犯。

包括理查德的母亲很喜欢的新闻节目主持人汤姆·布罗考也是如此，今天他可以跟风赞扬你，明天他也可以跟风诋毁你。

在收视率和金钱面前，真相和良心一文不值。

88天后，FBI写给理查德一封信，宣布不再怀疑理查德。

这个时候餐厅里只剩下理查德、布莱恩特、肖探员，媒体去哪儿了呢？

首先，这件事已经过了整整88天，早已没有了热度，媒体早就去追更新的新闻了。

这种现象在20年后的今天也没有任何改变。

那些轰动一时的热点事件，有哪一个是有后续进展的？

全都是不出三五天就会被新的热点事件覆盖，于是旧的那件就不了了之了。

其次，媒体知道“一个人成为英雄”远远没有“英雄就是罪犯”更具话题性。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前者可能只有1万阅读量，后者则可能是10万+。

相比于英雄被捧上神坛，人们更喜欢看到英雄跌落神坛。

相比于英雄的诞生，人们更喜欢看到英雄的毁灭。

而且谣言永远比辟谣更具话题性。谣言往往有很高的阅读量，辟谣却没多少人看。

经常会遇到长辈被朋友圈的谣言文章所欺骗，花高价去买根本没有任何用的保健品。如果你去给他们科普，阻止他们购买，他们还觉得你在害他们。

所以当媒体宣布FBI怀疑理查德的时候，理查德家门口的记者比三天前他刚成为英雄的时候多了十倍。

而当FBI宣布不再怀疑理查德的时候，他和布莱恩特身边却没有记者了。

也许第89天，第90天，第91天……邻居、同事、好友还会对理查德进行指责、侮辱，因为没有几家媒体发布理查德洗清冤名的新闻，他们不知道自己错怪理查德了。

当理查德被冤枉的时候，当他最想清静的时候，无数记者在他家门前围得水泄不通。

而当他恢复声誉，重新由犯罪嫌疑人变为英雄的时候，当他最需要人们的道歉的时候，人们却消失了。

正如《让子弹飞》中，他剖开自己的肚子，证明自己只吃了一碗凉粉的时候，看热闹的人们却散了。

你挖开身体，把血淋淋的真相展示给大家，才发现人们并不在乎真相，都是看热闹的。

凯西被布莱恩特批评后，并没有坚信自己是对的，而是去走了那条公园到电话亭的路，发现自己错怪了理查德。

理查德的母亲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凯西也留下了悔恨的眼泪。

导演还是太善良了，他最后还是给凯西安排了一个良心发现的剧情。

但是我们都知道，当一名媒体人尝到人血馒头的甜头后，可能再也不愿回去吃粗茶淡饭了。

正如FBI已经宣布不再怀疑理查德，肖探员却说他仍然怀疑理查德，仍然觉得他有一个同伙……

FBI审问理查德的时候，肖探员提的问题让人后背发凉：

如果不是你放的炸弹，你怎么知道要到塔的另一层，从而躲过炸弹的袭击？

发生了爆炸案，所有人都对遇难者表示同情，也对幸存者感到幸运。

而肖探员竟然质问理查德为什么能够幸免于难。

正如前面所说，当你成为了爆炸案的嫌疑人，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人们过度解读。

理查德和母亲住在一起是错的，有一个小时候制作过土制炸弹的朋友是错的，收藏椅子碎片是错的……甚至连在爆炸案中活下来都是错的。

所以理查德才会做梦梦见自己当时没有离开炸弹，而是抱住炸弹，以生命为代价保护人们。

有时候他甚至会想，他不应该在爆炸案中活下来，他应该因公殉职，这样人们就不会怀疑他、质问他了。

理查德和母亲没有在爆炸案中受伤，却成为了第113个和第114个受害者。而事实上，他们本该是及时发现炸弹、减小伤亡的英雄。

“如果不是你放的炸弹，你怎么知道要到塔的另一层，从而躲过炸弹的袭击？”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

13年前，也有一个法官用同样的问题，伤透了好人的心：如果不是你撞的她，你为什么要扶她？

正是这句话，从此让老人讹人有了理由，也让人们不敢去扶摔倒的老人，哪怕这次是真的。

因为他们不想成为第二个彭宇，不想做完好事后被人质问：如果不是你撞的她，你为什么要扶她？

理查德·朱维尔案之后，不难想象警察看见可疑背包都会不敢上报，会假装没看到。

因为他不想成为第二个理查德，不想被人质问“如果不是你放的炸弹，你怎么知道要到塔的另一层，从而躲过炸弹的袭击”，不想让自己做的一切都是错的，连活着都是错的。

一部探讨媒体，司法，和个人关系的影片，看完之后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愤怒和难过，社会舆论创造英雄和毁灭英雄的门槛太低了让我愤怒，无良媒体为了流量把未经证实的情况放在头版头条，口口声声说自己只是在报道事实令人啼笑皆非，恶心（让子弹飞）；一个充满正义感的人被无端质疑让我难过，电影后段的一个情节，联邦调查组询问理查德“为什么炸弹爆炸时你刚好在安全的地方？”这句话既可气又可笑，理查德的回答是：“我只是在做好我的本职工作，你们有什么证据可以指控我吗？我不知道下一次某个保安看到可疑包裹还会不会去上报，因为他们不想成为下一个理查德。”

不可否认，电影刚开始时塑造理查德角色性格的时候，成功的让我对他抱有偏见，一直持续到爆炸发生时，都让我对这个角色抱有过度泛滥的正义感的偏见。但是看完后又会想到剧中的几个细节，给孕妇和警察送冷饮，争吵后给母亲道歉，面对媒体沉稳应对，与其说理查德是一个过度正义的人，不如说他是一个老实善良的人，在爆炸发生后媒体将他塑造成英雄为他出书，但接踵而来的是调查组对他的质疑，以及无良媒体的虚假报道，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这样扣在了理查德的头上，这个发展趋势实在是充满了讽刺。

很多人无法理解为什么女记者会在发布会上流泪，不排除剪辑的锅，我觉得是被那句“我并不是需要你。”把骄傲的不可一世的她狠狠的拉回了现实，谁不渴求真相，在发现理查德根本没有作案时间后，听到联邦调查组说他有同伙时，我觉得她能感受到这只不过是调查组的挣扎罢了，电话亭这个细节已经在剧中多次出现，但是调查组选择忽视，因为我认为你存在问题，你就有很大的犯罪可能。只记得自己的偏见，却从未把理查德平时里善良正义的品行纳入参考。最后这位警察还在怀疑直至六年后真相水落石出，他们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理查德一家的命运，就像特百惠上的笔迹，不影响使用但确实存在。

看完之后让我想到了两外两部影片《狩猎》和《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电影好像就卡在这两部片子之间，没有狩猎悲哀，没有恶距离黑暗，在两部片子之中达成了平衡，让我反省和思考，庆幸我们的生活中没有这种情况，至少主流媒体不会将一个未经证实的信息发布，即使发布也会迅速做出纠错声明，但更应该思考的是我们每一个人，这部片子省去了民众对于男主的看法，剧中没有过多的情节来表现民众对他的认知，但不影响我们思考，对于网络信息一定要让子弹飞一会儿，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马丁路德金曾说：“手段代表着正在形成中的正义和正在实现中的理想，人无法通过不正义的手段去实现正义的目标，因为手段是种子而目的是树。”带着偏见去执行所谓的正义的人必将被人民所不齿----无良媒体和不公正的执法者以及键盘侠。

今晚看了Clint Eastwood大爷的片子《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居然想写点东西。

先说说影片讲述的故事。

这是根据真人实事改编的电影。男主角Richard Jewell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周边演唱会场馆的保安，某天晚上他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背包，然后叫来了警察，确认是炸弹之后协助疏散人群。最后炸弹还是爆炸了，也造成了伤亡，但是如果不是Jewell及时发现，后果会严重得很多。

于是Jewell一夜之间成为了英雄。

但这并不是一个关于一夜成名之后守不住内心的故事。Jewell面对荣誉依然谦逊，认为自己只是碰巧在恰当的时候出现在恰当的地方，然后做了职责该做的事情。

故事的走向是，FBI认为Jewell符合为了出名而自导自演的炸弹客的特征，所以把他列为头号嫌疑犯进行调查。吃瓜群众喜闻乐见的大反转被媒体知道了，于是大肆报道，Jewell又一夜之间成为了千夫所指。Jewell要持续面对执法机构的调查，住所也被媒体24小时包围，且祸及家人朋友，面临崩溃。

说实话影片的前半小时挺闷的，但是熬过去之后就渐入佳境了。东木老爷子水平在那，把影片里的“正面人物”包括Jewell、Jewell他妈、Jewell的律师及律师的助理兼对象，都塑造得骨肉丰满。

相对的，“坏人”就都挺平面和脸谱化的。

其中一方“坏蛋”，就是以FBI探员Tom Shaw为代表的执法人员。他坚信Jewell就是凶手，领导对Jewell的调查，而且采用了一些不光彩的手段试图对Jewell进行诱供。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想想的话，Jewell确实符合嫌疑犯的特征，Shaw在法律框架内对其进行最大限度的调查是不是也是职责所在呢。

碰巧的是，刚看完电影，就看到了金宏伟律师的文章《刑案通识 I 怀疑是证明力最强的证据》，如果金律师看了这部电影，可以把它作为论据写进文章了。

另一个坏角色，是最先写出反转文的《亚特兰大宪章报》女记者Kathy Scruggs。影片对这个角色的塑造完全失败。而且影片加入了她用与Shaw探员上床换取爆料的桥段引起很大争议。

同样，换个角度，反转文的标题大概是“炸弹‘英雄’被FBI作为头号嫌疑犯调查”之类的。不知道内文是怎么写的，如果只是按照标题这样的报道，虽然引发后续其它媒体针对Jewell的持续骚扰，但Scruggs是否有权发表这篇文章呢？她对Jewell受到的伤害，需要承担多少责任呢？Scruggs确实是在报道一件事实（Jewell被FBI调查），虽然这件事实是基于某些人一些后来被证实是错误的推论（Jewell是炸弹客）。现在写那些“33年前的凯歌”的瘤量自媒体自然不会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还是秉承严肃的新闻伦理来考量的话，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什么呢？

经过88天的折磨之后，FBI正式终止对Jewell的调查。

在现实世界里，Jewell马上与各个媒体对簿公堂，随后大部分的媒体都和Jewell和解赔偿了。但是始作俑的《亚特兰大宪章报》则坚持自己发表的就是一篇基于事实的报道，拒绝和解。

影片的原名是《Richard Jewell》，台湾译名是四平八稳的《李察朱威尔事件》，香港则语不惊人死不休地译成《李察朱维尔：惊世疑案》，而大陆/内地的译名《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则是明显加戏了。虽然那88天对Jewell来说肯定是非常不好受，但是执法机关只是礼貌地骗他去录口供，一旦被他发现不对头也只好放他回家，后来为了搜集证据把他家几乎搬空，甚至连他妈妈的内裤都被作为证据收走，被摘走25根头发，备受屈辱，但是起码他人身是自由的，可以和家人朋友律师呆在一起。最后FBI找不到证据，也只能终止对他的调查。他也如愿当上一名片警，甚至8年之后真凶落网，他彻底洗脱嫌疑。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Jewell有幸活在另外一个法治国家，事情会怎么进展。首先，他会被会被拘留48小时，期间不能联系任何人。然后会被批捕，进入看守所，期间不能主动联系任何人，只能偶尔见一下律师，而且这种案子可能会作为恐袭或国家安全相关来定性，那么律师也见不到。在孤立无援的情形下，Jewell估计最后会给执法机关交待出一个完美的犯罪流程。然后他会被移交检察院，再等几个月，被起诉，然后慢慢等，终于等来了开庭，这时候才有可能能远远见到自己的亲人，一句话都不能交谈，开完庭慢慢等等来判决书，移送到监狱，死刑执行。几年之后，真凶落网，沉冤得雪。

那，才真是一曲哀歌啊。

作者：csh

本文首发于《陀螺电影》

像《骡子》与《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这样的作品，在院线电影中实在太罕见了。

观众们或许很难辨明它们的独特之处，但它们确实能够给人一种极为流畅、舒适的观感。而这恰恰是因为，伊斯特伍德的这些作品，保持着某种惊人的古典性。如果说新浪潮的猛将、时年89岁的让-吕克·戈达尔，直至2018年的《影像之书》为止，都在试图创造更加新奇的影像；那么与戈达尔一同出生于1930年的伊斯特伍德，恰恰就是古典好莱坞风格的捍卫者。

在《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中，他仍旧在使用着这种锤炼了数十年的古典技艺。或许许多欧洲电影迷、尤其是新浪潮爱好者，会对这种传统抱持着某种轻蔑的态度。但是，古典之所以能够成为古典，其实也有它的道理——这种影像之所以能够给人带来最为流畅、舒适的观感，其实是经过时间检验的。

那么，什么是好莱坞的古典主义风格？它主要指涉的是好莱坞古典时期电影中，以连贯性剪辑系统为主体的影像风格。我们熟悉的过肩正反打、视线匹配等技巧，都是这种风格最重要的武器。它们会引导我们关注最重要的信息——发言人或是视线的落点等——以此来推动叙事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它们还保持着一种惊人的透明性（“连贯性风格”之名恰恰来源于此），不会让我们意识到摄影机的存在，也让我们得以彻底浸没在影像中。

但是，存在这些既定的技巧，并不代表古典风格就是一成不变的套路。就像长镜头风格也能拍出杰作与废品一样，在大师手中，正反打也能展现出极尽细腻的用法——在《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中，伊斯特伍德就让我们见识了这一点。

在理查德·朱维尔、他的律师沃森·布莱恩特与两位警官对谈的那场至关重要的戏中，正反打的细腻性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这场戏里，朱维尔第一次发自肺腑地对着FBI的警官进行了批判。很多观众一定觉得这场戏很能调动情绪、很“燃”，但他们很可能没有意识到，伊斯特伍德是通过恰到好处的正反打变体达成这一点的。因为，这种古典主义的风格图式实在是太“透明”了。

在刚开始的时候，朱维尔、律师和两位警官被分解成两个双人镜头，但它们其实都是“伪双人镜头”。在朱维尔和律师所处的镜头中，灯光主要关照的是密集地进行发言的朱维尔，而身形较暗、较为沉默的律师处于画面的次要地位；在两位警官的那个镜头中，发言人主要是乔恩·哈姆扮演的、咄咄逼人的汤姆·肖。

所以，这两组双人镜头之间的正反打，其实是朱维尔与肖之间一对一的交锋。随着这场戏的发展，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之所以正反打又名“过肩正反打”，就是因为在A听B说话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A模糊的肩部，这样我们就能同时体认谈话的双方。

而在这场戏中，当两位警官说话的时候，我们本来能够看到朱维尔和律师的肩部。但随着谈话的深入，我们就只能看到朱维尔的肩部了——伪双人镜头渐渐变成了真正的单人镜头。伊斯特伍德微微将镜头右移，同时调整景别，最后我们看到的，是朱维尔与肖的特写正反打。

伊斯特伍德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让我们逐渐关注场景中最重要的焦点，一方面通过越来越近的景别，创造了一种循序渐进的紧张感。最有趣的是，当朱维尔在特写镜头中慷慨陈词、批判FBI之后，景别旋即变远，我们再次看到了两个松弛的双人镜头——这恰恰是让观众纾解情绪的过程。

在这场迷人的戏中，伊斯特伍德用这种最不易被觉察的、古典主义的手法，发挥了推动叙事进展的指示性效果，也达成了抒发情绪的表现性效果。在很多时候，即使是那些欧洲艺术电影的风格，也都在发挥着这两种效果。

当然，伊斯特伍德这部技艺精湛的古典之作，不仅仅使用了连贯性剪辑这套武器。其实，更为久远的好莱坞古典主义电影，是并不排斥较远景别的场面调度的，只不过这种调度也和剪辑一样，会被用来展现透明化的叙事——霍华德·霍克斯正是连贯性调度的大师。

在《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中，伊斯特伍德通过与剪辑同等细腻的调度，在中远景中展现了奥运会场地、报纸编辑部等一系列的空间，以及这些空间中的群像。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朱维尔这个个体，还有一个范围广阔的社群。正因如此，这种风格也非常适合用来表述这种社会议题。

那种用超近景别构成的电影，其实是晚近好莱坞电影追求感官刺激的策略。所以，伊斯特伍德的古典性，不仅相对于那些追求电影语汇突破的欧洲电影，也相对于那些当代的好莱坞电影。看他的电影，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刺激，而是流畅与舒适，我们真的在聆听一个好好被讲述的故事，真的在思考一个含义深远的历史悖论。

有趣的是，理查德·朱维尔也恰恰是这么一个“古典主义”的个体。他坚守着那种颇为古典的价值观，无限忠诚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所以他不会“出错”。在这个万物失格的时代，像朱维尔这样的人早已成为了少数派。

年近九十岁的伊斯特伍德，坚守着这种古典主义风格，或许也正是因为，在向观众传达自己所思所想的时候，他希望自己的影像不要出一点差错。

年度黑马 比起年底排片和口碑双丰收的 利刃出鞘 这部上映的悄无声息 排片也少得可怜 不是冲着老爷子的名号可能就错过了

同样是真实故事改编 比起萨利 更被这部打动 老爷子实在太擅长讲这类故事了 从人本身出发 挖掘延伸 大概我永远也拒绝不了这类故事 比起Sully Richard身上 更能看到自己的某部分的缩影 容易满足也极易丧气 抱着幻想又不够脚踏实地 守着心里的一点点热忱和善良 还有微不足道的英雄梦想 按部就班 浑浑噩噩的过日子 他代表的不是少数 某一类人 他代表的是 平凡又普通的 大多数

迅速击溃我的部分 在FBI大摇大摆冲进Richard家四处取证 在那句 “警察对警察”后 沃森臭骂Richard开始 那一刻我才惊觉Richard如此善良 从那一part开始 心里开始升腾起巨大的难过 在母亲躲在卫生间哭过后抱着Richard说“怪我没有保护好你” 在发布会母亲极力镇定最终却哽咽着捂脸说求媒体记者放过Richard放过他们一家 在FBI最终审讯后镜头停在门上那个联邦政府的logo 一层一层的难过堆叠起来 即使从进影院前已经知道故事的定版 依然忍不住颤抖

老爷子在这部电影里对故事的表现手法依然 十分克制 全片几乎没有什么激烈的冲突 印象最深的是那个跳切到几乎有些生硬的蒙太奇 像是在刻意将观众的注意力从故事情节里拉出来 三天内两部电影看下来对老爷子的个人风格有了一定的了解 个人风格真的太重要了 能将讲好故事作为毕生追求的人太幸福了 国内多几个这种踏踏实实讲好故事的导演就好了

仅为和一些友邻交流看法而写。

朱维尔，一个收藏大量枪支的军迷，梦想当抓坏人的警察，生怕大型公共事件出意外而戒备异常，在受到FBI质询的时候依然从自诩“专业”的角度为权力机关辩护，因为“我从小被教育要尊重国家政权”，用网络语言来概括，朱维尔可以说是标准的“红脖”了。

在通常的解读中，电影的关键情节无疑是美女记者色诱FBI高层套取他们怀疑朱维尔的猜测而率先报道扬名立万，通过这一情节及其结果，人们自然会想到记者“第四权力”、媒体利润与国家公权力关系等相关主题。

这些主题当然很有价值，如何评论也见仁见智。但是，从中国的语境来看，却可以得出一个完全出于导演意图之外的解读。

在国内也有这样一大群人，动不动就把“蒸汁影响”“国际观瞻”“被人利用”挂在嘴边，他们本身像朱维尔一样在这个社会上没什么话事权，但却无时无刻不在为国家的高大形象和社会稳定操着心，甚至不惜干涉别人的生活，或者像朱维尔一样“善良地”破坏一下国家的法律。这些人，消极的是套中人，积极的就是朱维尔了。

而在电影中，导演却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这样热心维稳的人被他顶礼膜拜的维稳机关怀疑和干涉的故事，让我在看电影的时候阴暗地产生了一种复仇的快感。事后我也思考过为什么我会做出这种偏题的解读，如果一个不知道中国式朱维尔和套中人为何物的人看这个电影，也未必会认同朱维尔的行事风格和立场，可因为导演强势引入“媒体”这一角色而冲淡了人们对朱维尔的评价，从而观众就会去思考别的话题了。

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下，除了这个主题，我们还可以去思考个人维稳逻辑与国家维稳逻辑的关系这一主题，因为电影不仅表现了媒体的故事，还表现了国家维稳思路和个人维稳思路互相冲突与否定的故事，而媒体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如果没有媒体，FBI也会来搜朱维尔的家，也会把他叫去喝茶等等）。

我并不是说朱维尔发现炸弹的行为不是英雄的，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发现了炸弹，挽救了别人的生命，当然需要表彰。我想说的是，在生活中一个整日眼观八方又疑神疑鬼的人，不能不说是让人讨厌的。特别是在一个苦于有太多太多朱维尔的社会，这能从这样一部电影中读出来讽刺的意味，也算是跨文化交流的案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