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识小明(杨静怡)前,小四(张震)是典型的乖仔,是父母的希望和兄妹的骄傲(一家人指望他考上名牌大学将来提升全家的社会地位),他有一个喜欢摇滚乐的自称“小猫王(王启赞)”的好友,两人虽会去树林看人幽会,但过的是与周围诸多在“小公园”混的少年人完全两样的生活。
喜欢上小明后 ,小四便像跌进一个无底深渊,开始被外界的各种力量牵着鼻子走。新识仰慕对象honey(林鸿铭)意外身亡,一向敬重的父亲的自尊与精神因为某次事件严重受损,加上将一次次“欺骗玩弄”他感情的小明“看透”,血气方刚又有很强道德感的小四终于走上犯罪的道路,期望用自己的刀结束事件的根源。但小四不知的是,他眼中的根源只是这条食物链中微不足道的一环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台湾导演杨德昌1991年的作品。本片获1991年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判团大奖及影评人大奖,法国三大洲影展最佳导演奖,新加坡影展最佳导演奖,台湾第28届金马奖最佳影片奖,第36届亚太影展最佳影片奖。 杨德昌,广东梅县人。1969年毕业于台北交大控制工程系,1972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获电脑硕士学位,又去南加州大学电影研究所学习一年。这又是一位理工科出身的现代艺术家。而理工科的学习经历,让杨德昌总是能用他理性的手术刀深深切入社会的胸腔,展示其残酷鲜血淋漓的横截面,并在风格上保持着一种冷酷的现实感和锐利的现代感。 这是一部根据台北发生的真实案件改编的影片。60年代初,杨德昌就读的学校夜间部初二的男生茅武因女友移情,在牯岭街杀死了女友,当时震惊台湾社会,也给杨德昌留下深刻印象——那一年杨德昌14岁…… 多年以后,步入中年的杨德昌重新追溯那段少年时空的现实,参与编剧并导演了这部电影。或许是因为这个故事混杂着导演本人过去中学阶段的真实成长经验与时代抑郁体验,故在影片中交织呈现出比从前作品更复杂的情感关系。全片因拍片需要,共有92个需要修改、重建的场景,一大批十三四岁的年轻演员,还有上百个角色绵密交织的复杂网络,资金从预算的1300万扩充到2700万,影片更是长达4个小时。在杨德昌的创作生涯中,很少有如此庞大的制作架构。尤其是对年代写实性微小细节的雕琢,都处处流露着创作者对自身成长经验的虔敬感情。而且这部作品在保持他一贯的内省风格同时,同从前作品相当不一样地弥漫着一股特殊的有着些许温暖意味的情感,虽然这种情感表现得很克制…… 在杨德昌其它作品里,如《恐怖分子》、《独立时代》、《麻将》,杨德昌刻意表现了在台北社会中飘荡着的人际冷漠感,在其中即使是青少年的身上,也有着一种异化的病态或邪恶。但在这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却出现一大批纯真但不冷漠的少年,藉着逝去的60年代,杨德昌投射出对过往不可复见的纯洁性的追怀。 杨德昌是那种有野心勃勃的艺术家,抒情短诗式的作品是没法满足他的艺术野心的。而他身兼的社会分析学家的身份,更是让他在这部表现少年成长的电影中,勾勒出了当时台北社会众生的群像,使之成为了一部拥有巴尔扎克式宏大视角的台湾60年代的哀伤史诗——他用摄像机和胶片再现了那段压抑绝望、惶惶不安的年代,也传达了他本人对那段灰暗错乱的历史的看法。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对历史课中学到的东西一直存疑,原因是它与我个人所目睹的状况不相同。几百年来人们就在这种真相不明的状态下过活,多可怕。所幸的是,许多有智慧的人在他们的艺术、建筑、音乐、文学中留下足够的线索,让他们的后代能多少重建事实,以及恢复对人性的信心。电影也应对后代有相同作用。” 电影中的主要角色小四由台湾演员张震饰演,有趣的是,片中小四这个角色的名字也是叫张震。类似情形我们在王家卫的《春光乍泻》中也曾见过,张国荣和梁朝伟在电影中饰演的角色的名字,竟是电影剧组中的两个工作人员的名字。当电影结束后的字幕泄露这一秘密时,着实让人忍俊不禁。 关于张震,大多数人知道他,或许是因为他在我们熟悉的《春光乍泻》、《卧虎藏龙》等影片中饰演过角色。在十年前的1991年,他还是一个青涩稚嫩的少年,但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却有着淋漓尽致的出色表演,他将那个沉默倔强的,有着绝望纯美的理想主义色彩的少年角色塑造得极具表现力。 先谈一下关于这部电影的历史背景。正如我们所知,国民党1949年的失败,使台湾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难得一见的历史大迁徙,不同省籍、不同背景的人士,或自愿或被迫随国民党来到这个孤岛上。十年过去,他们的下一代逐渐出生、成长,反攻大陆的希望渐成泡影;物质的匮乏,长期的战乱流离后第一次的苟安;恐共心理尚未退潮的歇斯底里情绪导致的政治高压;省籍的歧见,日本文化影响的消退,美国文化影响的增强,这一切都使60年代的台湾成为弥漫着晦暗绝望的奇异时空。 在这样的灰暗压抑的环境中,成年人大多都在自己的圈子里蝇营狗苟、卑微无望地生活着,并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下一代身上。那么他们的下一代又是怎样呢? 电影主人公小四是台北建国中学夜间部初二的学生,影片中还有许多和他年纪相仿的男孩儿和女孩儿。而小四无疑是属于这其中的好学生,并不像身边的一些男孩儿那样卷入少年帮派的暴力活动中,而更多的是处于旁观状态。 一次在校医务室的偶遇,让小四结识了眷村的少女小明,并渐渐喜欢上了这个看上去清纯文静如天使的女孩儿。 可小明实际却并不是如她外表那样单纯简单。她是一个单亲的女孩儿,只有一个多病的母亲,反倒时常需要她的照顾。小明和她的母亲甚至连固定住所都没有,只能是当母亲为某家做佣人时寄居于别人家。又多因她母亲的体弱多病而被解雇。每每此时她们只能搬到小明的舅父家,却要忍受境况同样艰难的舅父的冷言冷语。而小明的母亲更是早早将希望寄托于还在念初中的小明的身上,让她快快长大。在这样的现实生活的重压下,小明在本该无忧的年纪里丧失了作为一个女孩儿的快乐,而过早成为了一个女人。 我们该如何定义一个女人呢?忘记叔本华的那些刻薄的关于女人的言说,我们亦可得知女人不同于女孩儿的另一种生物,她更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并知道靠什么技巧或什么样的面目来攫取那些东西。人们常会迷恋这样一位风情万种的女人,虽然她们的心冷若冰霜甚至狠如蛇蝎。可那些尝遍人生苦痛的男人还是希望遇见这样一个女人,来拯救他们平淡无奇或肮脏猥琐的命运。就像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提到自己的诗《自惩者》时说的如下这段话所描述的女人: “让我在爱情中休息。——可是,不行——爱情是不会让我休息的。——天真和善良是令人厌恶的。如果你要使我欢喜,恢复我的情欲,那就残酷吧,谎骗吧,放荡吧,荒淫吧,偷窃吧!如果你不愿如此,我就要毫不发怒地痛打你。因为我是冷嘲的真正代表,我的病是绝对治不好的。” 如果小四读过这段话,读过《恶之花》中的那些邪恶的情诗,也许他就不会去杀死自己心爱的小明了?我知道这样的假设着实让人厌恶,因为在少年小四的纯美内心里,波德莱尔的教诲无异于魔鬼的诅咒。 和《坏孩子的天空》中的新志一样,少年小四也是另一个美丽世界的美丽生物…… 说回到小明的话题,小明就这样早早丧失了纯真,而选择了与其年龄不符的成熟。正如无论我们做什么总要为之付出代价一样,少女小明过早成熟的代价是本该属于她的那些欢乐。小明的爱情方式是在她无论漂到任何地方,总要依附于她认为最能给她安全感及保障的那些人身上。而在小四遇见她时,小明正同时周旋于几个男生之间,而小四身处的“小公园”的老大Honey更是为了小明争风斗狠杀人而逃亡台南。 Honey是另一个让人难忘的角色,虽然他在电影中戏不多,但却是杨德昌电影中不多见的,一个同样被附上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即使是他还未在电影中出场,杨德昌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了Honey凶狠且不怕死的形象。而在Honey从台南忽然归来出场亮相后,我们却会发现这是个浪漫到极致的人物,浪漫到近乎幼稚。这在下面的这段台词和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可以得到印证。 “……我在台南,无聊得要命,每天可以看几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有一个老包,大家都以为他吃错药,我记得,好像全城的人都跷头了,而且到处都被放火。他一个人要去堵拿破仑,后来还是被条子抓到了。‘战争与和平’,其它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这一本……” 而后,他同那个俄罗斯“老包”一样,孤身一人去和“217”眷村帮的老大“山东”谈判。却在一片铁轨旁的黑暗树林中,被“山东”暗算而死…… 可以说Honey是一个对小四影响至深的一个人,而某种意义上Honey也并没有死。因为小四已默默将Honey的精神继承下来,并像Honey一样,继续同这个丑陋世界争夺着小明。 或许是Honey触动了小四,小四也渐渐卷入了帮派间的斗争,并在后来参与了为Honey复仇的活动,亲眼目睹了害死Honey的“山东”的死前的惨状。 而此时小四的父亲因为政治问题被隔离审查,小四自己也因为顶撞学校而被开除。身边发生的种种事件,让小四也日渐迷惘,他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虚荣、丑陋、残暴的那一面。他有些不知所措的内心深处认定他爱着的小明是他唯一也是最后的希望,而他也认为自己也同样是小明的希望。可就在这时,他听说小明现在已经投入了他的那位有钱有势的好朋友的怀抱,这让小四陷入了绝望和崩溃的边缘。 在牯岭街的旧书市与小明相遇后,小四再次向小明表白心迹,可遭到了小明的断然拒绝。 “……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改变的……” 这时小四拔出了那把日本女人用来自杀的短刀,狠狠地刺向小明的身体,又似乎是在刺向这个残酷的现实世界的内脏。小明当场死去,只剩下小四在她的尸体旁徒然呼唤:“小明你站起来啊,小明你站起来啊……” 小四和Honey,这两个电影里的少年,都有着理想化了的纯美内心世界。虽然电影都有着强烈的写实风格,可这些理想化的艺术勾勒,却没有给人不真实的感觉。 这或许是由于这个世界的一些少年有着天然的优美品质,虽然这些品质在日后可能会在时间中消失。那些品质正如 Eric Burdon 在《在我年少的时候》中所唱的:“……在我年少的时候,信念是如此的强大。对朋友的友情充满坚定,我是如此的成熟,在我年少的时候。” 我想这首歌词中少年的成熟,完全不同于成人世界的那种所谓的成熟。后者更擅长的是一种压抑的经验,并将冷漠当作保护衣。 而少年的成熟品质就像尼采所说的精神的三次变形中的最后一种,他们是“天真与遗忘,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一个自转的轮,一个原始的动作,一个神圣的肯定。” 正因为如此,他们比很多成年人更了解幸福,也更能体验到幸福。 “爱里总有疯狂的成分……在我这爱生命者看来,我觉得蝴蝶,肥皂泡和一切在人间的与它们相似之物,最了解幸福。 当查拉斯图拉看见这些轻狂、美丽而好动的小灵魂,他便要流泪而歌唱起来。” 那些有着天然优美品质的少年,那些另一个美丽世界的美丽生物,正像尼采所说的这些美丽好动的小灵魂一样,只会信仰一个会跳舞的上帝。他们是人类完美类型的一种,可完美本身就意味着疯狂,就像爱也意味着疯狂一样,在完美的瞬间他们只能是在另一个美丽的世界,就像法国诗人兰波所说的那样:生活在别处。 王尔德曾说使孩子品行好的最好方法,就是使他们愉快。而这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年人在让孩子愉快这点上,都显得出奇的吝啬。 而就在他们或是粗暴,或是和蔼,或是歇斯底里,或是语重心长地夺走那些让我们愉快的事物时,他们总会不忘附加这样一句:这样做是为了你好。而这真的是一句带有说服性的辩词,它会在最后使我们也同意毁灭自己。 当然他们可能还会说自己更有经验,他们吃的盐比我们吃的米还多,他们过的桥比我们走的路还多。而且他们总会把他们自己思考很久的东西就当作正确的,而有些东西他们甚至根本就没有思考过,只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父母和老师就是对他们那么说的,只是因为电视里是那样演的,报纸上也是那样写的。 而对于那些在他们自己的少年时代里,曾困扰他们的难题,他们从未真正解决其中的任何一个,他们只是生存得比那些问题更久一些,这给了他们已经解决了那些问题的一种假象,就像那些不可能恢复性能力的人,不会再为性而苦恼一样。 而对于那么多的来自成人经验世界的限制,我们能做的或是默默顺从,或是去做那些他们认为不正确的事。于是我们第一次逃课;我们第一次在街上用暴力维护自己的尊严;我们第一次燃起一支香烟然后学会吐第一个烟圈;我们第一次爱上某一个人;我们第一次在黑暗中小心翼翼地手淫…… 而在日后当人们尝尽人生的悲喜和冷暖,这些记忆似乎都变得那样珍贵而迷人,而其它那些曾苦苦追求的东西则变成可怕的虚妄。就像某位法国作家所说:“我在临终时,会对来访的客人说:我不需要你的同情,我只是希望你能说一些粗俗的往事使我快乐……” (几年前写的东东,其中的一部分发表在一份电影杂志中。刚刚在电脑里看到它,就贴到这里了,很长的一坨,那时真能写。同时也缅怀一下永远的大师...)
杨德昌的整个导演生涯,如果不算未完成的动画片《追风》的话,剩余的七又四分之一长片电影,无一例外的聚焦在台北市。前三部长片也就是“台北三部曲”北京是80年代的台湾,后三部则是“新台北三部曲”背景是90年代。
唯独《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精准的定位在1959年,而且这部电影是杨德昌彻底脱离了之前的中影公司,由自己创立的杨德昌电影公司,独立制作的第一部电影。
从杨德昌的生前好友也是工作伙伴小野的访谈里,可以知道《牯岭街》是杨德昌一直跃跃欲试想要拍摄的电影,这部电影可以说承载了杨德昌导演非常大的野心。
虽然从豆瓣的信息来看《一一》不论从评价人数还是分数都高过《牯岭街》。
但是我们认为在杨德昌导演的作品里《牯岭街》才是最巅峰的那一部,如果说杨德昌导演的电影是台湾社会的“手术刀”,那么《牯岭街》一定是其中最冷酷最锋利的那一把。
而且从杨德昌导演的七部长片整理比较的话,前三部《海滩上的一天》、《青梅竹马》、《恐怖分子》视听手法和电影结构相对复杂,很多技法在华语电影里非常的先锋,使用的也相当纯熟。
而后三部《独立时代》、《麻将》、《一一》文本上或者更直接一点的说,在台词安排上非常密集,对电影主题的讨论更深入。就是中间的这一部《牯岭街》是在电影文本和视听语言手法上,可以说是结合的最平衡最完美的。
说回《牯岭街》本身,有很多观众质疑说《牯岭街》一个少年因情仇杀的故事,为什么说它有史诗感呢?还有的豆瓣评论看不上电影里的一些角色,尤其认为导演通过电影表达的三观不正。
但是面对这样一部华语电影第一梯队的经典作品,更应该从导演的角度来体会《牯岭街》,跳脱出青年男女恋爱情杀的思维,来欣赏它的史诗感和电影展现的美学魅力。
电影讲的并不是杀人事件这一个点,或者杀人事件中的一对男女主角的两条线,而是围绕主人公的家庭、学校、朋友甚至上升到社会和时代,展开了一个社会剖面上的人物关系网,讲述了这样多个层面的作用下,是如何促成小四个体悲剧的整个过程。
剧情梳理
电影除了庞杂的故事线之外,出场有名有姓有台词的演员也特别多。首先咱们就围绕男主角小四,梳理下电影中众多的人物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小四的同班同学小猫王、飞机、滑头、篮球队的小虎和中途转学来的马司令的儿子小马。
又因为小猫王的关系,引出了经常在小公园冰室活动的小公园帮派,而小公园帮派又分两派,一派是帮派的老大Honey和他的弟弟二条和小公园乐队,另一派则以滑头为首想要争夺老大位置。
跟小公园帮对立的是经营台球厅的217帮,以山东为首的眷村子弟,经营者一家台球厅。另外还有Honey在台南通过土狗认识的,以师爷和马车为首的万华市场本省人帮派。
小四的家人包括公务员父亲、当老师的母亲、学业很好的大姐、北一女(台北最好的女子中学)信教的二姐、建中的老二(二哥)和小妹,还有小四父母学生时代的好友汪狗。
小四的邻居有杂货店的老板胖叔和他太太还有女儿,另外还有卖包子馒头的赵班长。
而女主角小明的家里父亲去世,母亲患有哮喘、住在眷村的退伍老兵舅舅,还有小明母亲最开始工作的方太太,另外就是校医院的小医生。
有很多观众看过《牯岭街》之后代入感很强,特别讨厌小明这个角色,用今天的说法她就是个绿茶婊嘛。产生这种观感,明显是因为看电影的时候,视角更聚焦在了小四的爱情线上,也就是青春片的这一面。
但是如果单单对角色这样理解就太片面了,不过如果从这个角度对主角小四的故事进行梳理的话,还确实特别有意思。
那我们先看下小明在电影中的男朋友或者暧昧的对象都有谁,影片开始之前就有小公园帮的老大Honey还有217帮的前老大红毛,Honey也是因为小明和红毛决斗,杀了人逃到了台南,在电影的中段才回来。
接着就是影片开头和小明在217地盘约会的滑头,还有和她打篮球的小虎,后来还有校医院的小医生,最后就是小四的好友小马,如果再算上一个开玩笑说要追求她的光头的话,小四的情敌一共7个人,那也难怪说有人说她是绿茶婊了。
小四的遭遇首先和小四发生冲突的是滑头,因为不给抄试卷被打,同样因为抄袭的问题被学校记过。
后来小四和小明在靶场的时候,又和217帮的光头一伙起冲突,进而导致在后来217帮替滑头堵小虎的时候,被光头揪出来报复。
后来在篮球场因为小猫王听不惯小虎贬低Honey起了冲突,放学以后被篮球队的堵。
影片的后半段,又因为在医务室被小医生教育早恋问题,对小医生和护士骂脏话被再次记过,最终因为累计记过被退学。
退学之后因为滑头透露的消息,得知小明跟小马好上了,找小马谈话彻底决裂后,拿刀去堵小马不成最后捅死了小明。
这样一梳理就可以发现了,小四遇到的几乎所有的倒霉事,所有的麻烦,都是他的“情敌”带来的。
而众多情敌之中唯一的例外就是Honey,他不但是小明口中跟小四特别像的人,而且在电影中段回到小公园的时候,虽然目睹了小四和小明关系的亲密,但是却没找小四的麻烦,反而帮他解围。
而且在准备大闹演出的策划会之后,还留下小四和他谈心。讲出了Honey自己对他们混江湖人的理解,还介绍了万华市场帮的马车给小四认识。
而后来Honey的单刀赴会和神秘死亡,再加上为Honey报仇时候小四目睹的血腥场面,都对小四性格逐渐走向极端,产生了重要作用。
所以小四把Honey当成灯塔,在和二姐深夜谈心的时候想到Honey,甚至在最后说出我就是Honey的话,也不难理解了。
小明这个角色甚至在我看来,某种角度来讲根本就不重要。
小明和小四之间的互动,在接近4小时的电影里可以说不算多,而小明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从头到尾并没有变过。就像小明自己说,她就跟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变的。
小四对小明态度的变化,都是因为他逐渐看清了小明,同时也逐渐看清了小明代表的世界。
整个影片看下来,你会发现虽然电影里角色众多,但是真正有角色转变也就是所谓人物弧线的,除了小四就是他的父亲。
如果说小明和随小明而来的各种三角关系,表现的是学校和帮派对小明的影响,让小四逐渐认清了世界。那么父子之间的故事,则是将社会和时代背景的影响借由父亲,在家庭这个层面上传递给了小四,和Honey同样重要的决定了小四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
这就要说到小四两次被记过,父亲两次和训导主任谈话,以及两次回家路上父子的谈话。
第一次小四父亲和主任激烈争吵,关键词“这不公平”“要讨个公道”。父子之间的谈话里,父亲也一直教育小四,做人要真诚不能为自己没犯过的错误道歉。小四回说世界上这样的事情太多了,父亲则说读书就是要坚持做人的道理,相信自己的未来可以由自己的努力来决定。
事后小四母亲抱怨的时候,父亲还坚持说做人要光明正大,他一辈子坚持原则依然风平浪静。
但是以上的这些表现的,都是小四父亲经历审查之前的精神状态。
说到审查的段落就不得不提汪狗这个角色了。他的名字在影片第一幕,小四父亲去教育部请求复核小四语文成绩的时候,教育部的人就提到过。
之后在汪狗安排的聚餐之后,还跟小四父亲说已经安排好了他的升迁,而且还明示小四父亲将来升官互相行方便。
后来小四父亲的官升了,但是汪狗随之而来的更换课桌椅项目的审批请求,却被小四的父亲拒绝了。最后小四父亲和汪狗在家里的会面,也就不欢而散了。
而小四父亲被带走审查的段落,和小四目睹217被屠杀是同一晚。父子同时迎来精神层面的重要拐点,这样的安排也在体现父亲这个角色的重要性。
经历过审查风波之后,还有一场半夜起床抓贼的戏,可见对父亲造成的阴影。
而且我们认为父亲在这个时间点被带去审查,包括后来岗位调离,肯定是因为汪狗和背后牵扯的利益造成的。虽然小四父亲嘴上不承认,还和母亲争吵,但是你看后来在屋外父亲的台词说现在只有靠自己了,汪狗这个朋友再也靠不住了。
到了第二次小四被记过,父亲跟主任谈话的时候,要是和上一次谈话对比会非常有意思。第一次的镜头中,主任和小四父亲各占据了画面的一半,一种势均力敌的感觉,父亲也是据理力争。
这一次却变成了正反打镜头,结合父亲几乎低头认罪一样的姿态,完全是在呼应父亲受审问的段落。体现了小四父亲在原有的处事原则崩塌以后,面对体制的无力感。
回家的路上父亲也是一言不发,反倒是小四在重复父亲对他的教育,而这段对话也从理想回归到现实,以父亲决定戒烟省钱给小四配眼镜结尾,父亲再也没有信心和动力向小四传授处事的哲学了。
当老二被误认为偷了母亲的手表,父亲对他打骂的时候,甚至有点像在打骂那个向现实妥协,向体制的不公正低头的自己。
然而父亲的遭遇反而让小四对现实更悲观了,想法也更极端了。
毕竟小四不像父亲有家庭的责任,他更像的是Honey,他是影片开头小猫王说的那个“会玩真的”的人,也注定像Honey单刀赴会时候说的那样,“要玩真的,就玩到底”的人。
他在行凶的时候反复重复着的,也是和父亲打骂时候一样的台词。
极其缜密的剧情安排
剧情梳理到这里还得插一嘴杨德昌理工科的背景,杨德昌留美读硕士毕业以后还从事过7年软件设计的工作。这也似乎也可以解释他在剧本创作上特别注重故事的逻辑性,杨德昌所有长片电影都是多线叙事,每个故事中的人物关系都是相对复杂的,并且每部电影看下来都不会有杂乱感。
举例来说整个故事的第一幕,就是小明因为语文成绩不及格,门门90几分唯独语文不及格,被分到了建中夜间部,父亲请求教育部分帮忙重新查阅考卷。这里除了构建了小四现在的同学朋友圈以外。
还通过后来小四父母的聊天可以知道,就是因为小四换到夜间部读书,视力不如以前了,这点就是整个电影剧情的第一推动力。
小四因为视力不好,顺手拿了电影厂的手电筒,因为手电筒所以跟着小猫一去帮滑头解围,也是在滑头被围的学校里开关灯测试自己的视力,偶然间错看到了跟滑头约会的女生。
小四父母因为经济不充裕,让小四去学校打针补充营养治疗假性近视,所以才在医务室跟小明相识。
电影中这种反复利用小细节,勾连上人物关系导致事件的例子还有很多。除了主角小四之外的各个角色几乎都有类似的细节铺垫,非常缜密同时又很隐蔽,让剧情的推进非常合理非常生活化。
拿小妹这个特别不起眼的角色来说,剧情上非常容易注意到的就是电影高潮的部分,她向老妈告密老二偷了的手表。为了铺垫这次告密,不但安排了一个母亲答应她买泡泡糖但是忘记了,小妹心情不好。
之前还安排了一个小妹向父亲告密,小四和小猫王搞坏收音机的情节,算是为了这场高潮戏做了一个铺垫。
而且本地帮派屠杀217帮之前,有一段收音机播报台风天气的戏,为了让观众把注意力放在收音机上,安排了小妹抽走漫画书的桥段。
而小妹抽走漫画呢,在之前老二从厕所出来的时候,安排了小妹抢走他的漫画书的段落。
而小妹衣服扣子总是掉,一方面应该是体现家庭经济比较紧张,换不成新衣服。
另外在小四父亲结束审查,因为没有钥匙在杂货店跟母亲相遇的这场戏,正是因为小妹的扣子掉了,母亲准备买别针才发生的。
再比如二哥这个角色,因为台球打的好跟叶子去217帮的台球厅赌球。这个情节的发生就有两处小铺垫,第一次小四因为拿飞机的球棒被没收,结果老二就用赌球的钱给了小四。一家和汪狗的聚会上,老二捡起了白球远台中黑球,也在铺垫老二球技很好。
再看滑头出卖小公园帮的段落,除了他本身人品差之外,他缺钱也有两次铺垫。一次是去飞机的修车店要钱,一次是退学以后在中山堂想要偷抽屉里的钱。
217帮被屠杀那场戏室内停电的桥段,在之前也是有过多次的铺垫。
不论多小的剧情设计,又都再次设计了一个更小的铺垫,缜密到不管多巧合的多偶然的剧情,都安排的非常自然让你感觉不出刻意。
这样剧情安排的工整程度,如果你再二刷的时候,甚至会让你产生一种推理的快感!
时代背景
而跟角色同样重要的还有电影里展现的当时的环境,大量的环境信息都隐藏在情节里,微妙的反应当时台湾的国际环境和政治局势。
首先就是台湾仍然留存这日本的影响,同时又受到美国对台湾的强势的影响。
小四一家住的就是日式的建筑,在晚饭的时候还能听到水果摊放的日本歌曲。而美国的流行音乐,更是在收到当时年轻人欢迎。
屠杀217帮的时候本地帮派用的也都是日本武士刀,小猫王在阁楼发现的短刀最后也成了小四杀人的凶器。
这里插一句说,那张和短刀一起的日本女人的照片。小四对照片的迷恋,是因为他深信小猫王说的,日本女人殉情的故事。
我们认为这个故事在小四心中不断暗示。最后小明也和这个日本女人的命运逐渐重合,体现了一种宿命感。
这些都是电影展现的物质、文化环境,另一个更重要的当然就是政治环境。电影里的那个时期现在总结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军事独裁时期,在当时的官方说法叫动员戡乱时期。
动员就是全岛动员企图反攻大陆,在影片里反映出的就是经常出现的坦克车和部队还有军事训练。而且还可以发现,剧中的角色对这种状况都表现的习以为常。
所谓戡乱本质就是迫害政治异见人士,小四父亲的审查风波就是在表现这一部分。
而所有的这些都是在表现片头字幕说的那句话,父母正生活在对前途的未知与惶恐之中。
而电影中的出现的各地口音和地理符号,也构成一种乡愁的环境氛围。但同时这种表达又非常含蓄,每个外省人都怀有乡愁但没有人直说。
或者像学校教官一样,聊到什么都能联想到大陆的城市,或者像小四父亲一样一着急就飙出方言。最直白的也许就是夏老师的夫人看到手表以后的忆当年,但是没等她开口导演就把镜头马上切走了。
这种乡愁又不能返乡的情况下,也催生了一种逃离心态,像大姐一样去美国留学似乎成了最好的出路。
而电影最后小猫王收到猫王的回信里说,台湾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岛,就像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唱出的感觉。这个就是杨德昌导演,对那个年代的台湾最简要的概括了吧。
道具与符号
首先就是只要看过电影都不会忘记小四的手电筒,后来在金马奖致敬杨德昌的海报上,也用到了电影中的这一幕。
它首先是一个连接剧情的重要道具,小四从片场偷出来以后,才有小猫王借手电去帮滑头解围,才让小四牵扯进来。另一方面整个影片非常强调纪实感和真实性感的,用的几乎都是有源光自然光,所以手电又成了电影中的重要的光源。
最后又借由手电的照明让小四看到了一具具现场的尸体。而在电影主题的表达上,手电又成了一个符号和象征,表现小四对周围世界的探索和观察。
小四在发现世界的黑暗和不公平之后,在片场写下遗书的同时也放下了手电,仿佛也在表达他对世界的观察已经得出了结论。
道具、光源、符号象征三位一体,简直太精妙了!
在剧情里收音机播放过一点新闻评论,点评里唱衰的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应该是正在跟尼克松竞选的肯尼迪,后来也成了美国最年轻的总统。
而台湾对美国政治的关心,也符合当时冷战背景的大环境。
并且这台收音机是从上海带过来了,所以它还代表了小四父亲身上的,那种旧的精神和处事原则。
而父亲的老旧收音机,正是因为年轻人想听美国唱片修机器的时候拆坏掉的,如果理解成一种政治隐喻,也是很有趣很巧妙的。
山东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就可以注意到,桌上摆满了各种零食,在山东让叶子帮他和滑头牵线会面那场戏更明显。
这样的场景设计,和《无间道》里曾志伟吃盒饭的经典场景类似,都是在用食物这个符号来表现人物内心的贪婪。
小马的父亲马司令虽然从没有出现,但是军官阶级在军政府独裁下的阶级优越性,通过小马和他母亲全都体现出来了。
不但物质生活丰富,在江湖上也是人人都让三分。
最后小马因为武士刀被调查的时候,小马母亲吆五喝六的状态,也和小四家人无能为力的沉默产生了强烈对比。
而小马和小四在后院放枪的段落,更出现了最经典枪的符号。这与《罗马》里面一群人在向树林开枪的场面如出一辙,都毫无疑问的在彰显人物和所属阶级,在当下社会环境“食物链”顶端的地位。
另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角色,也就是作为宗教符号出现的二姐。
好多观众替小四惋惜,以为如果他可以听二姐开导,后面的惨剧就不会发生了。但是我们认为恰恰相反,这一段包含宗教元素的剧情,恰恰是在强调小四走向悲剧的必然,以及宗教在整个悲剧事件中的失效。
二姐这个角色在电影里几乎是游离于家庭之外的,不但每天先于其他家人早早出门,跟家人相处的时候也是一直在看经。
但同时她又是对小四最关心的,小四也能感受到,最后的遗书也是写给二姐的,小四被抓之后二姐也是反应最激烈的。
但是在导演的眼中二姐就像宗教一样,始终无法融入中华文化以家庭宗族为根基的体系当中。
同样在《一一》中NJ的老婆在老人卧床以后,决定去山上的寺庙修行,影片大部分时间里也同样是缺席状态。而她修行回来之后,发现其实跟山下的生活并无二致。
导演在《一一》中对佛教的态度,一如《牯岭街》里对基督教的态度,它们对于改变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来讲统统都是无用的。
视听语言
《牯岭街》作为台湾电影新浪潮的重要作品,视听语言上包含了长镜头、远景镜头、自然打光,那一批作品里共同的特点。
小公园的那场戏,用Honey的走位把滑头威胁小四,Honey和小四单独对谈,Honey和滑头的对峙,还有最后Honey训斥二条,这多重人物关系发生的对话,都用一个长镜头串联起来了非常紧凑。
另外像小马帮小四解围的那场戏,先是一伙人在路灯下围住小四,小马上前交涉后镜头右摇,217的人穿过树丛走到了大路上。
随后跟着镜头的移动小猫王和飞机上前几个人交谈,仍然可以看到远处217的人,环境交代的清楚画面也有纵深感。
除了精彩长镜头的调度之外,区别与其他同期导演,杨德昌在画面上秉持这个人的美学特色。那就是画中框的构图风格,而这种美学风格也是贯穿他所有电影的。
在《牯岭街》里的应用也非常多,例如小四在壁橱里的主观视点镜头,小四在学校的走廊和校医院的场景。
这样的构图除了纯粹的几何美感之外,同时也是在不断强调角色所处环境的重要性。
而电影第一幕中的画中框构图,墙面对教育局工作人员的遮挡,也是在主题上表达了体制和权威的压迫感。
同样的手法在小四父亲结束审讯的时候再度使用,放走他的审查员始终没有在画面中出现。
电影的最后小猫王送录音带的时候,少管所的接待员也始终没有露脸,只有身影在镜头前走过。多次同样手法的运用,也可以看出电影中导演对这层表意的明确性。
电影中的另一打特点就是音画分离,这也同样是杨德昌导演惯用的手法。《恐怖分子》中就多次利用音画分离,对观众产生间离效果。
而《牯岭街》中导演对音画分离的运用,更加丰富多样。小明在校医院看伤的段落,更多的是在表现校医院空间,小明和小四此时一墙之隔。
小明试戏的段落,是从小明母亲因病住院的段落直接切换过的,让观众产生短暂的错觉,用小明连贯的情绪制造一种间离效果。
而当小明再次去校医院复诊的时候,只有教官和护士搭讪的对话,隐藏了她和小医生对话的具体信息的,已经在暗示两人的暧昧模糊的关系。
随后小明从医院出来和小四交谈的时候,镜头摇到却转到门上,用油漆照映出的隐约的倒影,同样在说明两人之间暧昧模糊的关系。
两个夏天
《牯岭街》的英文名A brighter summer day,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
两个电影可以列举的相似场景也有很多,比如场景和情节的设计,主角旷课、小团体打架,主角对着镜子模仿等等。
这边是“田单复国,毋忘在莒”,那边是“五洲震荡和为贵”,两边引用的对比也非常有趣。但是这种相似的原因,可能更应该是两岸文化同根同源,而且电影中又都是政治高压年代,所以有这种趋同的感觉。
其实两个电影在表面的相似之下,两者之间内核的区别反倒更加明显。
同样在表现残酷青春的这个层面,《牯岭街》采用的是所谓的“外聚焦”,多利用长镜头、远景镜头,达到客观呈现的效果。而《阳灿》则更多的是“内聚焦”,多用中景、近景、主观镜头,甚至还有姜文贯穿整部电影的旁白,呈现主观叙述的效果。
时代背景在两部电影中的作用也不同,《牯岭街》是在分析和反思整个环境对个体的影响。而《阳灿》则是通过个体的视角,多次表现了对那个时代的理解。
《牯岭街》的A brighter summer day可以说是一种讽刺,或者乐观一点说是对未来的希望。但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是真诚的“阳光灿烂”,是导演对青春年华美好的追忆。尤其影片解围当时间回到了现代,姜文直接抹去了画面的色彩,更凸显了这一点。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两个电影女主角,也就是男主角“女神”形象的区别。
小明的特点单眼皮(内双?)、皮肤白净、说话轻柔,偏向古典美的感觉。米兰却是肤色健康,大眼睛双眼皮身材丰腴,就像姜文的电影一样充满了荷尔蒙的气息。
对比看来更像是台湾当时崇尚的,所谓资产阶级审美偏好,和大陆当时主导的工农阶级审美偏好的差别。
另外《牯岭街》里小四准备暗算胖叔,却意外救人一名的段落,跟《出租车司机》男主角结尾的命运颇类似。而救人的事件也没让小四得到救赎,救人事件再一次强调小四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而小公园和217帮斗争的故事线,和《教父》虽然团伙的规模无法相比,但是故事核心也有相似之处。都表现了金钱代表的资本,对旧观念和旧秩序巨大的冲击,西西里的家庭观念之于《教父》,江湖兄弟义气之于《牯岭街》。
一点八卦
《牯岭街》中的Honey,其实是由杨德昌本人配音完成的。而且这也不是杨德昌第一次声音出演,虽然没有注明,但是《麻将》里红鱼的父亲(张国柱饰演)也是他亲自配音。
以此来判断Honey的台词,表达了导演的个人心声也不无道理。但其实在杨德昌的电影中,可以人人都是他的发声筒。从杨德昌的电影中几乎看不出来,他对哪个角色有特别的偏爱。
也可能他工科的背景和留学的经历,让杨德昌在审视华人家庭和社会的时候,不但清晰严谨而且捎带距离感,理性冷静甚至冷酷。
和杨德昌合作过的编剧和演员,常提到杨德昌有的时候用英文表达想法,比中文来的容易流畅。这种英文逻辑的思考,中西方杂糅的视角,也是华语导演中不多见的品质。
杨德昌曾经自述过当年在美国,做软件设计的时候研究过的一个项目。
就是想办法用代码让只有英文字母的键盘,敲打并且显示出中文。最后这个项目他没有完成,不过也许后来杨德昌用同样的思维在胶片上做着同样的事吧。
我们下一场电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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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某一个夏日你伸出手想去拥抱她的时候,结果只抱住了风,青春就这样散场。白衫黑裙的少女笑靥如花,却无声无息地倒下,校服沾染了一个时代的迷惘惆怅。曲终人散,那些年少曾路过的台球桌、小公园、棒球场,会否记得外文的歌、懵懂的吻,还有无所事事的下午我们许过的诺。终于你改变不了的,才叫人生。
很多电影里都会杀人。只有在杨德昌的电影里,那不是杀人,那是整个世界的崩毁。他要你眼睁睁的看着,他用两个多小时创造的世界,在少年捅下去的那一刀里,灰飞烟灭。
如果小四最后听从姐姐而去了教堂,也许结局不是那么悲怆……
杨德昌最好的作品,长镜与叙事完美相结合的力作。
我在台南,无聊的要命,每天可以看几十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战争与和平》,其他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一本。妈的,我还真想写本小说咧,干,给以后像我这种人看。太晚了,书又读的不够多。
「我就像这个世界,是不会改变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选择接受的;另一小部分人,则掏出了刀子,然后,从此沉默于黑暗
海那边六十年代的生活跟海这边八、九十年代差不太多,但tmd海南边的学生凭什么人手一双converse?凭tm什么?
片子长 长到以为杀人的是自己 被捅的也是自己
太讲究了,红楼梦式的电影,巨细无遗,每一个人每一个细节都照顾到了,真是天才
弱者送给弱者的一刀
外国人一定觉得中国人长得都差不多。
这不是我的青春,也不觉得这是青春片,刀上是他的父辈、整个台湾、近代日本和中国的债务。依然惊叹于杨德昌的解释力,他对于一桩犯罪的理解程度,可以达到史诗的厚度。有些电影就是希望它长一点再长一点,它替代并超过了你的人生。在改变世界的赤子之心被杀死之后,现代社会开始了。最爱的导演。
那一霎那我什么也没做,只是捅了你一刀。“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改变的…”
我警告你们别再欺负小四了,你信不信他拿刀捅死你?
从那一刻起,我爱上所有类似张震的男子。
四儿的爸爸说,我们读这么多书,就是要在其中找出一个以后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还不能很勇敢地相信它的话,那做人有什么意思嘛。honey说,妈的,我还真想写本小说嘞。干,给以后像我这种人看。太晚了,书又读的不够多。小明说,你怎么跟别人一样,对我好,就是想要跟我交换我对你的感情,这样你就安心了是不是?!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四儿那么相信爸爸的话,却被各种人和事捶打到崩塌。妈啦!杨德昌到底要把这个世界讲多透啊!ps,下次要好好看看牯岭街~
4个小时的片,中途睡着了
四小时冒油。五十年代台北群像。十四岁的张震。发力的杨德昌。成长编年史。黑暗中闪光。再回首,青春的轨迹依然明晰到深深嵌入地表,但那种鲜明和深刻是根本由不得人再走一遍。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悲哀和伟大,卑微的人弯着脊背,聆听风雷,勇敢而纯洁的人拿身体和理想叩问苍天,从内部上升或陨落。
近四个小时的长片,我一直不入戏,张震也青涩得让我无感,直到Honey的出现,我才静了下来。这个小混混里的前老大,竟然穿着海军服,又帅又温和,席地而坐说起他看过的最厚的一本武侠书,叫《战争与和平》,英雄主义浪漫至极致的悲壮。
手电筒无法把黑暗照亮,收音机传来滋滋回响,短刀终于刺向所爱之人的胸膛。曾经喜欢过两个遭受男友暴力的女生,才终于明白,这个世界或许会变,但人是不会变的,永远不要妄想去改变别人,别人未必痛苦,未必需要你所谓的帮助和救赎。小明和汪狗是一类人,他们是极端现实主义者,不论是非,只讲利弊,为了生存和发展,可以交换和利用一切资源;而小四和哈尼是一类人,他们是极端理想主义者,他们信奉自己的原则,不愿屈服和妥协。可是面对父亲形象的崩塌,友情和爱情的叛离,小四的世界终于轰然倒塌,正如尼采说的:“把理想主义者拖出他的天堂,他会再造出一个理想的地狱”,这不仅仅是几个年轻人的悲剧,更是那个特殊时期台湾社会的伤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