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号战俘营

多日潜龙在渊，一招飞龙在天，完全进入道德境界，想起一句话，有些鸟的羽毛太漂亮，笼子是关不住的。苦难单调的集中营生活能被他搞得有声有色，遭人陷害能镇静淡定，足不出户，心知天下，运筹帷幄，动如脱兔。。。分明是我追寻的道的境界。
那一天在街角遇见我，请装作不认识我！

威廉•霍尔登在出演了《日落大道》中的那个小编剧之后，他与比利•怀尔德二人，惺惺相惜、情不自禁，又陆续合作了好几部电影。其中我最喜欢的角色就是《战地军魂》中他所扮演的二战德军战俘塞夫顿，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在影片的结尾说出的那句怀尔德式的幽默笑话——“如果我什么时候在街角碰到你们这些废物，我们就假装不认识吧！”

《战地军魂》是比利•怀尔德导演生涯中在商业上最成功的作品，也是他此前所有的电影中最好笑的一部。影片讲述了二战时期，德军战俘营中，一群美国战俘和纳粹军官斗智斗勇的故事。这群战俘的斗争总是莫名其妙地受挫，他们于是非常机智地判断出有人向纳粹军官告密，并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他们最不喜欢的一个人——威廉•霍尔登所扮演的塞夫顿。而实际上纳粹军官安插在他们中间真正的间谍则有意助长了这种怀疑。

威廉•霍尔登不是太喜欢塞夫顿这个角色，他觉得这个人太自私了，一点都不符合自己做人的风格。他不断地要求比利•怀尔德把这个人写的更好一点。当然，他遭到了拒绝。塞夫顿这个角色最初是留给查尔顿•赫斯顿的，他在美国以扮演银幕英雄为人所喜闻乐见。不过，比利•怀尔德很快把塞夫顿这个人写成一个反英雄主义式的人物，这显然有损于查尔顿•赫斯顿以往的良好形象。威廉•霍尔登在《日落大道》中已经证明自己绝对适合扮演银幕小滑头。塞夫顿也是一个小滑头。他从不参与战俘们的斗争，这让他显得有些特立独行。他很有商业头脑，在战俘营中经营了一个小型赌“马”场和一间“酒吧”。不过“马”是用老鼠来代替，而“酒吧”出售的则是用一个以老土豆皮为原料的简易发酵装置酿造的“杜松子酒”。他还制造了一副望远镜，狱友们可以付费用它来偷窥俄国女战俘洗澡。很显然，塞夫顿是这群战俘中最富有的人。但他却从来不和别人分享自己的财富，当别人吃着监狱为他们专门定制的几乎可以用来洗衣服的“土豆汤”时，他却大摇大摆地煎起了鸡蛋。他对狱友说道：“你们可以当英雄，像那些胸膛上开花的家伙们一样。我要呆在这儿，我要把自己弄得尽可能的舒服。”
当我们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通常会不由自主的强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在他身上。这群美国战俘很快就十分确信塞夫顿就是那个可恶的通敌者，并且在一天夜里集体把他痛扁了一番。这是影片的迷人之处，真正的间谍躲在暗处，而这个可怜的小人物却受到莫大的冤屈。直到这时，塞夫顿才下定决心找出那个让他成为通敌者的间谍。我们的主人翁第一次拥有坚定的意志来推动故事主线的发展，而观众早就急着想知道答案了。

如果仅仅是这样，比利•怀尔德不过是又讲出了一个精彩的故事而已。影片吸引我的地方则在于怀尔德为这部影片精心设计的层出不穷的笑料，以及透过这些笑料怀尔德成功为我们塑造了一群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果说影片中的笑料就像一架格林机关枪，或许有些夸张。但它至少也是一把AK自动步枪。这些笑料有些是属于比利•怀尔德自己的，比如那个外号叫“禽兽”的家伙，他睡着的时候，他的小伙伴只有用贝蒂•嘉宝才能把他叫醒；而更多的笑料则是恩斯特•刘别谦式的。拿一部我们相对比较熟悉的刘别谦电影《你逃我也逃》来讲，影片中有一段故事讲到戏剧女明星玛利亚的一个仰慕者——年轻的空军军官——要求拜见她，出于虚荣心，玛利亚接受了他的请求，并且告诉他在自己的丈夫扮演的哈姆雷特说出“to be or not to be”时，到化妆间来见自己。于是，一个经典的刘别谦式笑话上演了。我们事先已经知道要发生什么，但当它真正发生的时候，我们才会忍不住笑了。当玛利亚的丈夫说出“to be or not to be”、一本正经地准备开始自己精彩表演的时候，这位坐在第二排显眼位置的年轻军官果断地站起来穿过长长的剧院座位溜走了。玛利亚丈夫的反应更是让我们忍俊不禁——他错误地认为自己的表演失去了吸引力了。这一场景之后又再次上演，当这位军官又从同样的位置离开时，这回玛利亚的丈夫愤怒地说出了自己哈姆雷特的独白。这一次，刘别谦让观众笑的更凶。

比利•怀尔德从来都不讳言自己从恩斯特•刘别谦那里学到了什么。在他的工作室里就贴着“刘别谦会怎么做？”的标语。谈起刘别谦，比利•怀尔德这样说道：“他总是在一个设定好的情境里面藏着暗讽，只要观众把它们加起来，你就能收获笑声。”在《战地军魂》中，有一个声音酷似唐老鸭的新闻播报员，负责把监狱长安排的活动或者训示传达给各个牢房。他有一句口头禅——“at ease（稍息）”。由于他的声音如此独特，观众可以马上注意到这句口头禅。他每播报完一条新闻都会说一句——“at ease”，而那个外号叫“禽兽”的狱友每次都极不耐烦的跟一句——“at ease”，而这个播报员每次都以一种“看来你小子想挨揍！”的神情看着这个对自己意见很大的人，稍作停顿，然后播报下一条新闻……在短短两分钟的时间里，怀尔德就为观众迅速地设立了一个刘别谦式的情境，然后讲出一个笑话。还有著名导演奥托•普雷明格扮演的那个纳粹典狱长，他非常爱惜自己的靴子，当他呆在办公室里的时候会只穿着袜子走来走去。他通过牢房的间谍破获了一起炸毁德军军火供应车的案子，于是打电话向他的上级邀功。他坐在桌子上，抬起脚。他的传达员非常知趣地拿着长长的军靴来给他穿上。他打电话每说完一句话就会磕一下鞋跟。然后他挂上电话坐在桌子上，抬起脚。他的传达员又心领神会地为他脱去军靴……还有那个外号叫公爵的狱友，他一直觊觎塞夫顿的私人财产，并且死心塌地地怀疑塞夫顿就是通敌的间谍。塞夫顿喜欢抽雪茄，他每次都拿火柴杆在公爵的身上狠狠的划一下。这成了一个习惯性的情境，之后每当塞夫顿要抽雪茄的时候，我们知道，他马上又要用火柴杆在公爵的身上狠狠地划上一下了。

在比利•怀尔德的所有电影中，恐怕没有哪一部能够像《战地军魂》这样为我们塑造这么多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哪怕是一个极不起眼儿的小角色，他的出场都是那么地饶有趣味、令人难忘。怀尔德精心设计的笑料居功至伟。但一个更加吸引我的问题是，把这么多的笑料、这么多可爱的人物穿插在一起，怀尔德又是怎么让整部影片的结构显得绝不松散的？他又是怎么紧紧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并且总是能回到故事的主线上的？别忘了，影片真正的主角可是威廉•霍尔登扮演的塞夫顿。绝大多数电影剧作教材都会告诉我们，你在次要人物身上花费太多的时间，最后你就会脱离你的主要人物；几乎每个有经验的剧作者都会告诉你，一定要在影片的第一幕就介绍你的主要人物，并且让你的观众明白故事讲的是什么。事实上，在《战地军魂》这部电影中，直到影片第二幕的开始，怀尔德才以旁白的方式大致为我们介绍了塞夫顿这个人。而绝大多数时候，塞夫顿都逃离了我们的视线。因为他从来都不和自己的狱友们混在一起。但影片在商业上的成功，已经告诉了我们观众对这部电影的喜爱程度。通常情况下，观众是最懂得欣赏故事的人。只要你的影片中出现任何一个不符合情境的举动、任何一次滔滔不绝的废话、任何一次偏离于故事主线的叙事，观众马上就会用他们连绵不绝的哈欠和迷离的双眼来告诉你，你费了这么大的劲，不过拍出了一部极其无聊的大烂片。观众的眼睛总是雪亮的（或许只有在中国才有例外）。

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在电影里，解决问题的方法从来都没有问题本身那么复杂。有时候，你的生活之所以那么糟糕，可能仅仅是因为在你的窗台上，缺少一盆盛开的鲜花。在《战地军魂》这部电影中，所有问题的根源全在于影片开头的那个场景。在这个场景中，比利•怀尔德迅速地为我们设置了一个情境，这个情境就像《盗梦空间》里面的那个陀螺一样始终在观众的脑海里打转，使得怀尔德可以像藏起那个真正的纳粹间谍一样，把塞夫顿藏起来，同时也隐藏了故事的主线。然后，怀尔德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讲述他的笑话了。



影片开始于这伙战俘策划的一次越狱行动。塞夫顿试图提醒他们潜在的危险，但显然没有人对他的意见感兴趣。正当这伙战俘陶醉于自己实施了一次完美的越狱行动时，塞夫顿打赌说那两个人连牢房旁边的小树林都出不了。群情激愤的狱友于是掏光了所有的香烟来跟他打这个赌。很快枪声响了起来……塞夫顿大赚了一笔，但这让他的狱友们很没有面子，并且直接把自己推向了他们的对立面。正是这个场景开启了整个故事的主线，之后所有的线索都围绕着它来展开。它首先使得塞夫顿受到人们普遍的怀疑，他们的每一次受挫都加深了这种怀疑，直到第二幕的中段，他们狠狠地把塞夫顿揍了一顿。这让塞夫顿在第二幕结束时成功找出了那个让自己背黑锅的间谍。剩下来的，就是如何捅破他的诡计了……

影片结束于塞夫顿策划的一次完美的越狱行动。他已经掌握了一张王牌，并且迅速想出了一个可以大大提升越狱成功率的计策。他决定亲自实施这次越狱，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和这群战俘们说拜拜了。有人指出，在这部电影中，比利•怀尔德非常机智地对“群体意识”进行了批判。很难讲比利•怀尔德的本意是否在此。影片中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地可爱，但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看上去就既可爱又面目可憎了，尤其是他们仅凭个人好恶以及自己神奇般的推理和联想就断定塞夫顿罪名的时候。他们用一顿暴打作为对塞夫顿的审判，并且理直气壮地把他的个人财产据为己有。而那个真正的间谍正是利用了这个弱点来为自己打掩护。许多时候，如果不是热心市民在抓小偷，当你看到一个人被很多人群起而攻之，那已经基本上可以判断，真理可能就掌握在这个倒霉蛋儿的手中。不过，影片中的一个小细节告诉我们，比利•怀尔德可能并不打算对这种所谓的“群体意识”进行批判，即使批判，也是极其温柔地批判。当塞夫顿揭穿了纳粹间谍后，他拿出了半截雪茄，然后用火柴杆迅速地在公爵长满胡须的脸颊上狠狠地划了一下。然后怀尔德给了公爵一个近景镜头，我们看到他捂着自己的脸颊，兴奋地望着塞夫顿，露出了喜悦的笑容。看上去，他很高兴，而且对于塞夫顿不是真正的间谍这件事也感到非常满意。如果怀尔德真要批判什么的话，那么洋溢在这张脸上的恐怕得是另外一种表情了。



怀尔德从来都不会理直气壮地在电影中批判这个批判那个，他只是想讲一个好看的故事。但在这些故事背后，我们总是能够看到他对人类社会尖刻的洞察。虽然他把自己隐藏的很好。但他总是让我们在欣赏精彩故事的同时默默地感受到——“人性，也就他妈的那么回事儿吧！”怀尔德不止一次说过，《战地军魂》是他最喜欢的作品之一。他喜欢这些可爱的人，更喜欢塞夫顿这个角色。实际上，在所有怀尔德的电影中，塞夫顿是最接近于他本人的银幕形象。他机智果断、极富洞察力，并且懂得精明的算计。他不英俊，但却潇洒。他懂得掩饰自己英雄主义式的正义感，只求让自己过得舒服。他之所以不参与狱友的斗争，因为他明白这些人就是一群蠢货。直到影片的最后他把事情的风险降到最低，并且巧妙地把自己英雄主义式的行为伪装成一桩买卖，而且还不忘抖出一个怀尔德式的笑话。

就像比利•怀尔德自己对别人说的：“我像黄鼠狼一样逃离了那些让我不愉快的人。”

文/侠客光影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群士兵被关在德国战俘营;他们多番策划逃走,却屡屡被德军识破,令他们怀疑当中有内奸。众人继续策划逃离这个『牢不可破』的战俘营,同时竭力找出内奸。
老酒鬼比利·怀尔德编导的战俘营电影，故事就发生在二战后期德国战俘营中的17号美军营房。男主角威廉·霍顿是个反面英雄，在战俘营中经营黑市，经营范围包括黄赌毒。他自制烧酒，保证质量，就是不会毒瞎顾客；经营地下赛马，参赛选手是抓来的耗子，全都有花名的；还有望远镜，用来偷窥远处的苏联女战俘营。因为他没心没肺到开盘赌逃狱同伴不会成功，被怀疑是营中内鬼，备受凌辱。最后他设计揭穿奸细，冒险护送军中仇家越狱，临走前对全部室友说：“如果咱们在美国重逢，不要假扮我的老友。”

比利·怀德一生只拍过两部战争片，一是《开罗谍报战》，一是《战地军魂》，而且两片都获得了3项奥斯卡提名，《战地军魂》夺得最佳男演员奖。比利·怀德似乎对展现宏大壮阔的战争场面没有兴趣，仅有的两部战争片的故事都在比较狭小的空间展开，一个是在一座酒店，一个是在战俘营，情节的精细曲折、细节的曼妙无方弥补了场景的单调。尤其是《战地军魂》，在一个局促的空间，导演驰骋方寸、闪转腾挪，以微雕工艺大师的精湛技艺铸造了一部紧张悬疑、笑谑交加另类战争片。

欢乐颂

故事发生在二战时期的一座德国战俘营，以一次失败的越狱开始，以一次成功的越狱结束，中间描述了一个囚房里美军士官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囚犯生活，还有一个斗智斗勇、悬念迭起的抓间谍故事贯穿其中。面对这种战争、监狱、谍战的混合题材，比利·怀德跳脱了任何类型片的束缚，凭借其杰出的编剧才能，将监狱片、间谍片、战争片、寓言片、喜剧片进行跨界混搭，不落窠臼，自出新意。怀德的夫子自道，很精准的描述了他洒脱自在的导演风格，他说：作为电影导演，我对类型没有意识，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如此；我们并不知道“这部电影应该是这种类型的”；它是自发产生的，如同你的手写体一样；这是我看待它的方式、认同它的方式；如同我无法想象莫奈在画风景时对自己说：“现在，等一下，我是一个印象主义画家，所以我必须这么画。”，他没这么想，只是作画而已。

说起二战、德国、战俘营为元素的电影题材，多半是压抑沉重、愁云惨雾的，时常令人对人性的黑暗面发出慨叹，然而比利·怀德深谙电影的娱乐之道，对本该沉痛的故事作了喜剧化的处理，把深沉严肃深藏在戏谑笑闹之中。影片采用了全知视角的旁白，语调轻快调侃，奠定了喜剧的基调。旁白者是影片主角塞夫顿的跟班“饼干”，一个软弱的小人物，他不是什么战斗英雄，也不是巴顿那样的军事怪杰，从而避免了对战争、对军人的拔高放大浪漫化，避免了正道沧桑的宣扬与说教，导演对叙述者策略化的选择，摆明了他不会走常规战争片的套路。囚犯们处于一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极限境遇里，但影片整体氛围却乐观洋溢、诙谐逗乐，这就更加离经叛道了。逆运经脉的怀德一脸坏笑，把一座战俘营幻化成了情景喜剧工坊。囚犯们能和德国军官攀谈、说笑；囚犯们还能喝酒、赌博、跳舞；呆傻的德国卫兵把枪交给囚犯，和囚犯们打起了排球；圣诞节囚犯们都黏上小胡子模仿希特勒，整蛊看守；土豆汤用来洗衣服；在化粪池举办帆船比赛；宣布消息的美军士官嗓音独特，宛如太监宣旨；两个活宝哈里和野兽，苦中作乐，更是制造了奇趣百出的笑果；总之，滑稽风趣贯穿始终，毫无冷场，如果要为这部电影拟一句海报广告，可以是：有史以来，越狱片、战争片从未拍得如此欢乐。

请叫我生意人

当然这不是一部闹剧，加入喜剧元素有怀德商业上的考量，但绝不仅仅让观众笑过就忘，怀德一再声称“当人们走出影院，他们应该带走什么东西，而不是只是看了一部两个小时长的电影”，而怀德的好友杰克·莱蒙说：“比利被称作刻薄的舌头，因为他对人们的举止很敏感，对他注意到了而别人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很有理解力，并且能够用他个人尖刻的言辞指出来”，在他的犀利机智的幽默中，包含了看透世情的精明练达和笑傲不羁的玩世不恭，呈现出一套清醒的、遗世独立的价值观，他让观众笑，让观众乐于消费，并在笑声中放下心防接受他在其中夹带的私货，认同他的社会批判和人性沉思。在本片中，怀德的思想投射在主角塞夫顿身上。

塞夫顿堪称囚犯里的奇葩，同伴们抽纸烟的时候，他能抽雪茄；同伴们喝洗衣水一样的土豆汤的时候，他能吃鸡蛋；同伴们喝宛如硝酸的劣质酒的时候，他能喝红酒；同伴们衣不蔽体的时候，他能穿得光鲜；同伴们对苏联女战俘可望不可即，他能只身入花丛。这都缘于他长袖善舞、精于商道，哪怕是在德国人的战俘营那样苛刻的环境中，他利用有限的资源，做起了生意，并且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把囚牢变成了一个繁荣的市场，把牢狱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他的商业敏感无处不在，哪怕是在两个同伴正在越狱的紧要关头，他还开设了一盘赌局，赌两个越狱的人能走多远，凭着对形势的准确判断，他赢了。他开设的营业项目，处处针对人性的弱点，总能让人们趋之若鹜，建立起了一个小小的金融帝国。他开了一家酒吧，利用土豆皮发酵制酒，虽然这种具备杀人品质的劣酒只能保证饮后不失明，然而还是饮者甚众；他办起了色情业，请人组装了一架望远镜，架在窗口，用来偷窥对面苏联女俘虏洗澡，生意异常火爆，观者如堵；他甚至组织开办了博彩业，赛马，当然还不至于用真的马那么豪阔，“马儿”们都是一些抓来的耗子，同样大发利市。为了让他的商业活动得到允许，他用香烟、丝袜等物品进行公关，疏通了在德军方面的人脉，他还和德军做起了生意，通过物物交换获得了红酒、相机等珍稀物品。在战俘营这样远离商业文明的地方，塞夫顿部分复兴了文明社会的图景。

塞夫顿有一套利己的处世哲学，很市侩，很犬儒，是个典型的反英雄人物形象。在他眼里，没有坏人，也没有好人，只有商人，他说“每个人都在做交易”，“这不是救世军，这是狗吃狗”，在他那里，适者生存才是铁律，而道德只是庸人的震动棒，用来自high的，对他进行道德评判和道德绑架是毫无作用的，这一点倒是和王小波相近，王小波说过：无能的人最喜欢谈道德。在他眼里，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不值一毛钱，他奉行的是商人准则，而不是军人准则，他对美国意识形态中鼓吹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主流价值观不屑一顾。整个故事发生在1944年12月阿登战役期间，此役美国付出了7万多人伤亡的代价，瓦解了德国的西线，成为历史的转折点，巴顿将军大出风头，那是美国人的荣耀时刻，但是塞夫顿并不追慕这种长风万里的浩荡气象。正如《光荣之路》提到的：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避难所，他对这一观点是信奉受行的。当同伴问及他是否打算逃出战俘营，他答道出去了也没什么好结果，“他们会把你送到太平洋战场，你又被击落，只不过这一次你被送进了日本人的战俘营”，“你们可以当英雄，像那些胸膛开花的家伙们一样”，对于报效国家、争当英雄，他是敬谢不敏的，他宣称“我要把我自己弄得尽可能的舒服”，活在当下，活得舒适。其实，怀德对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怀疑与批判一直没有停歇过，早在1948年的《柏林艳史》就讽刺了美军的战斗英雄。

正如黑色幽默经典作品《第二十二条军规》里的美国空军军官，两国交战期间，却利用后勤物资和德国人做起了生意，大赚特赚，塞夫顿也抛开了国家、军人、荣耀等概念，只要能牟利，和谁做生意都没问题。在他的同伴们看来，他是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为了得到好处，是什么厚黑手段都能使得出来的。囚房里两个越狱的同伴被杀，德国人发现了逃跑的暗道；用来收听战事进展的收音机，被德国看守识破机关收缴了；而用来传递警讯的晾衣绳也要被收掉；新来的邓巴中尉被抓走提审，显然囚犯里有人给德国人通风报信。这个可恶可恨的间谍嫌疑人，根据平时的听其言观其行，同伴们第一个想到的自然是塞夫顿。面对同伴的质疑和殴打，塞夫顿这个反英雄人物倒是显出了英雄气概，他毫不示弱，据理力争，一再指出狱友们的逻辑盲点，在被殴打后，打落牙齿和血吞，并不急于报复，而是虑事周详、谋定后动，抱定了“可我还是能忍，可我还是能等，总有一天让你知道我的狠”的心态，多方观察、打探，在终于得知了间谍真身后，商人本能又觉醒了，秉承盈利最大化、风险最小化的原则，拟定了一条一石三鸟的妙计，连用了借刀杀人、声东击西、走为上策等计谋，成功的杀死了间谍、与邓巴中尉一起逃出了战俘营，并与邓巴这个富家子弟结下了生死之交。塞夫顿主动请缨，要协助邓巴中尉越狱，这一英雄壮举让人怀疑此人转性了，不过按照塞夫顿无利不起早的天性，他的这次冒险有百利而无一害，一则邓巴中尉的老妈是个富婆，塞夫顿打算向她要一万美元的酬劳，对于这样的救命之恩，富婆对他的要求无法拒绝；二则他可以重获自由，不必再在囚房里小打小闹的做生意，本钱在手，可以发挥经商天赋，成为商界的弄潮儿；三则，毕竟杀间谍然后越狱的毒计是他拟定的，德军追查起来，他已经逃之夭夭了。虽然完成了一次英雄的举动，但是对塞夫顿来讲，那只不过是一个商人自觉，体现了一个纯粹的商人在权衡利弊、以小搏大上的城府与谋略。还是囚房里两个活宝之一的“野兽”一语道破天机：“也许他只是想偷我们的切线钳”。

说到商业头脑，怀德和本片主演威廉·霍尔登都是好手，怀德收藏了很多现代画作，完全不看市场，只凭自己的好恶，到了九十年代，画作大幅升值，总价达到3500万美元，拍卖后赚取了天价利润，轰动一时；而威廉·霍尔登则为了经商而放弃了演艺事业。怀德是犹太人，霍尔登是美国人，但是在本片中，他的表现完全是一个精明的犹太人，而他在狱中的遭遇也颇类犹太人，因为掌握了财富而遭到敌视、排挤甚至迫害。在对人物身份的置换上，怀德展示了娱乐至上的戏谑精神和无远弗届的幽默感，塞夫顿由美国人披上了犹太人的外衣，塞夫顿的狱友由美国人而展现了德国人的嘴脸，而饰演战俘营典狱长德国上校冯·舍巴赫的演员其实是个犹太人。

影像社会学家的冷嘲

怀德对所处时代、社会变迁和人性的万花筒都有着高度的敏感，但他不会直陈其事的宣讲他的真知灼见，而是用影像语言对社会、人性的病态加以调侃、调戏。在本片中，怀德也没有忍住他的刻薄。

其一，对商业至上主义的抨击。五六十年代，由于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加上美国政府大力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美国经济空前繁荣，到1953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128亿美元，但随之而来的就是1953年3月-1954年4月第一次经济危机。在战俘营实施垄断经营的塞夫顿是美国和美国人的缩影，他聚敛了大量财富，然而最后被“贫民”狱友瓜分殆尽，商业主义的贪婪得到惩戒。

其二，对铁幕政治的消解。1947年至1991年，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东西方阵营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展开了全面的冷战。影片故事发生时冷战还没开始，但影片拍摄的年代两个阵营冷战正酣。片中苏联女战俘营和美国男战俘营相隔不远，美国战俘们先是偷窥，再是设计进入，而塞夫顿更是从容的进出，语言、文化、立场的隔阂都不是问题，怀德以男女关系暗喻了铁幕终将撤去，对话势所难免。

其三，对集体无意识的批判。由于人们接受的都是大同小异的价值观的灌输，而独立思考又是一种稀缺品质，所以在观察事物、考虑问题的时候，呈现的多是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这就导致了人们在认识和观念上的偏执无处不在。塞夫顿的遭遇，正是囚犯们只凭借经验直觉和先入为主的印象受制于思维惰性而导致的，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偏执，往往作恶而不自知，希特勒的反犹宣传凑效，美国对黑人的歧视、种族隔离绵延长久，都是打下偏见烙印的集体无意识带来的恶果，而怀德在片中通过剧情的大逆转，给了这种集体无意识一记响亮的耳光。

电影往事

该片改编自同名舞台剧，1951年5月8日，《战地军魂》在百老汇上演，两位编剧都曾参加二战，且都在奥地利战俘营待过，题材鲜活，史料真实，该剧连演了472场，可见受欢迎程度。怀德将之改编为电影，并邀请了四个舞台剧演员参与电影版的演出。正所谓好事多磨，拍摄进程并不顺利。在选角问题上一波三折，怀德在打造剧本的时候，心目中出演主角塞夫顿的演员首选是查尔顿·赫斯顿，但是赫斯顿觉得这个角色过于愤世嫉俗并且缺乏英雄气概，果断拒绝了怀德的邀约；怀德又向柯克·道格拉斯伸出了橄榄枝，道格拉斯看过《战地军魂》舞台剧，丝毫没有受到冲击和震动，对饰演这个角色没有任何激情，也拒绝了，怀德的预期再次落空；处于第三梯队的威廉·霍尔登进入了导演的视野，怀德与霍尔登在1950年合作的《日落大道》成为了影史经典，算是老搭档了，霍尔登总算勉强答应了怀德的邀请，但霍尔登同样不喜欢这个角色，他并不了解导演的苦心孤诣，一直觉得塞夫顿太过自私了，于是一再请求怀德修改剧本，把主角写得更好一点，怀德断然回绝。怀德要求霍尔登去看一次《战地军魂》舞台剧，霍尔登只看了第一幕，实在提不起兴趣，就走出了剧院，怀德没有办法，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求霍尔登至少看一遍剧本。

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怀德为了展示战俘营环境的恶劣，设置了道路、广场满是泥浆、水坑的场景，而且由于剧情的需要，整部影片都要在这种环境中完成，且有挖坑填土、匍匐泥地、跌倒泥坑等情节，为了让演员和工作人员不抱怨，乐于在这种脏乱差的场地中工作，怀德用心良苦的想出了一个办法：他穿上自己最好的靴子，在满地泥泞里溜达了几圈，并要求全体人员进行现场观摩。怀德通过身体力行，展示了同甘共苦、平和亲民的姿态，消除了演员们和工作人员对环境、对导演的抵触情绪，其导演智慧的高超可见一斑。

影片上映后大受欢迎，票房成绩十分理想，这是比利·怀德最赚钱的影片之一，本来他可以得到一大笔分红，但是派拉蒙公司的会计告诉他，由于他上一部影片不卖座，所以要把上一部的亏损从他的分红中扣除，给怀德兜头浇了一盆冷水。此前，怀德还和派拉蒙发生了一次不愉快。由于西德是好莱坞的重要市场之一，为讨好西德人民，一个派拉蒙的高管建议怀德把战俘营的德国看守换成波兰人，怀德愤怒的拒绝了这个无理要求，因为怀德的祖国是波兰，而且他的母亲和继父都死于德国纳粹的集中营，高管的建议无疑是钱迷心窍的昏话，怀德要求高管道歉，但是高管置之不理。与高管的龃龉，分红的落空，使怀德无心恋栈，不久之后就离开了派拉蒙公司。

威廉·霍尔登因为出演本片在1954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他的获奖致辞极其简短，只有两个词： "Thank you"，是那时候最短的致辞。然而正所谓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还有一山高，1967年，一向很有名士风范的阿尔弗雷德·希区 柯克老师打破了霍尔登的记录，他在接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时候，致辞仅仅只有一个词：Thanks；但是，这就完了吗，还没完呢，1971年，约翰·米尔斯因为在《瑞恩的女儿》一片中出演一个哑巴角色而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他的答谢致辞别出心裁，不发一言，只微微一笑并点头致谢（剧中角色灵魂附体），一瞬间，霍尔登与希区柯克缔造的奥斯卡晚会传奇灰飞烟灭。